中国人权采访多米尼社会投资公司管理主任亚当・坎瑟

由中国人权翻译

中国人权： 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多米尼社会投资公司，并且比较通俗地解释一下社会投资基金是什么？

坎瑟：“多米尼社会投资”是一个设在纽约的管理共同基金的公司。我们为个人和机构的投资者管理约10亿美元的资金。我们在投资时以考虑社会责任为重点，就是说我们把社会和环境的因素用於所有投资的决策中。

我们认为，我们的全球金融体系应该为社会创造财富。但事实却恰好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在为其自身积累财富，并且无视由此产生的后果，包括贫穷、环境恶化和侵犯人权。投资者一直是这一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一部分，我们认为，在为社会和在全球做投资决策时，积极考虑其后果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是必要的。

我们为我们的所有投资制定了一套与社会和环境有关的标准，但我们不会寻求完美——天下根本就没有完美的公司这样的东西。因此，当我们在一家公司做投资时，我们也试图运用我们的影响力，通过写信、参与对话和向股东提交建议书等手段影响股东，使其改善其行为。在过去的15年中，多米尼公司就社会、环境和管理等广泛问题已经向80多个大公司提交了200多份建议书。去年，我们向思科公司提交的人权建议书是我们的第200个建议书。

我们也投入了部分资金致力於支持社区经济发展。这三个策略—— 利用社会和环境标准来选择所持股份、与企业直接交往、社区投资——是美国界定社会责任投资的三个策略。

中国人权：你们如何决定在哪些公司投资？评估投资的标准是什么？

坎瑟：我们用一套综合社会、环境和管理方面的标准为我们的基金建立一个公司核准名单。我们的“全球投资标准”公布在我们的网站（domini.com）上。

我们的标准集中在两个基本目标上：促进社会重视人的尊严和美化我们的自然环境。在从事推动这些比较广泛的目标的过程中，我们的投资理念和方法也可以帮助我们捕捉到那些常常被传统的财务分析所忽略的将会产生的风险和机会。

我们寻求在那些有责任感的、想要解决他们所面临的持续发展的挑战这一关键问题的公司进行投资。因此，我们的投资标准是为每个行业“量身定制”的。我们首先检查每个公司的核心业务模式，并就其是否符合我们的标准进行评估。例如，一个太阳能电池制造商将被视为与我们的标准“从根本上一致”；而一个菸草制造商将被认为与我们的标准是“根本性不一致”，因此没有资格进入我们的投资组合。然后，我们评估每家公司与其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的质量。这项评估根据一家公司与生态系统、员工、社区、供应商、客户和投资者的关系，列出33个与利益相关者有关的主题。我们对一家公司的评估是根据它在其行业环境中与其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质量来作出的。

这种平衡有助於确保我们的进程是以每个公司的核心业务模式为基础，并考虑到其所面临的关键性的和持续发展的问题。它有助於确保我们的决定与公司有关，并集中在公司最重要的影响方面。

中国人权：最初是什么吸引了多米尼投资思科？

坎瑟：思科的产品构成了互联网的支柱；互联网已为世界各地的个人和社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它已经并继续对社会变革产生影响。但是，正如许多大公司一样，思科在社会和环境问题方面所塑造的形象是好坏混杂的。例如，我们对制造电脑硬件对环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以及在这些公司中普遍缺乏回收工作非常关注，然而，思科公司却是协调进行产品回收计划的， 据报道，2008年其对电子材料的回收量增加了44%。
该公司也是“电子行业公民联盟”的成员，该联盟致力於保护在其生产供应链上工作的劳工的权利。

中国人权：您能否谈一下多米尼公司和波士顿共同财产管理公司向思科提交的股东建议书？关於思科的产品和服务对人权的影响，你们具体关心的问题是什么？要求采取什么措施？

坎瑟：法国的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於2005年首先把互联网审查的问题提出来，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年，另一家社会投资管理公司“波士顿共同资产管理”接洽思科公司，指控其一直在帮助中国政府发展对互联网进行审查和监控的高级系统。我们很快就与波士顿共同资产管理公司联合起来， 并与“无国界记者”一起，就言论和互联网自由问题，共同起草了一份投资者联合声明。这份声明最后得到由管理资产超过200亿美元的投资者的签署，并被欧洲议会的决议引用。该声明表达了我们的深切关注：审查和监控正在破坏互联网的承诺，同时损害了互联网行业公司的长期业务前景。

那一年，多米尼公司和波士顿共同资产管理公司一起向思科公司提交了一个股东建议书，要求思科采取一项人权政策来指导公司的决策。思科在与外国政府做生意时，似乎并没有对其技术可能被用於压制基本人权的风险进行全面评估，我们对此很关切。我们还与微软进行了对话，并参加了那些最终导致发起“全球网络倡议”的讨论；该倡议由包括公司、民间社会组织（包括人权和新闻自由团体）、投资者和学者共同组成的多方利益相关者集体发起，致力於协同合作，以保护和促进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言论自由和隐私权。

人们所说的“中国的防火墙”，是我们在世界许多国家中正在看到的一种趋势中最为突出的例子——政府通过各种审查和监控技术正在关闭或破坏互联网，并创造一个封闭的系统以控制和监测其公民的行动。2006年，思科公司的总顾问马克·钱德勒对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说：“解放互联网的力量依赖的是它作为一个全球互联网的存在……我们认为，任何有关这方面的政策， 应该从认识到下述事实来进行：其全球性质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传播思想和培养自由的工具。我们应该什么都不做，以免干扰这一承诺。”

我们完全赞同钱德勒先生的观点。审查和监控互联网是对人类尊严的威胁；对於一个致力於开发自由的、开放的互联网公司来说，对其生意也是不利的。因此，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要求思科公司公布“互联网碎裂报告”，列出该公司在确保其产品和服务不被用於侵犯人权或助长进一步割裂互联网方面可以适度采取的措施。作为投资者，我们希望看到该公司能有书面的政策、程序步骤和有意义的文件，来证明其正在践行钱德勒先生在他的国会证词中所阐述的崇高理念。

目前，我们在这个领域能用来对思科的表现进行可靠评估的信息很少。我们知道在1998
年，思科被选为为中国建立全国网际协议（IP）主干的主要供应商。思科对此并没有否认，但告诉我们说他们没有专门为中国政府提供任何技术。他们声称用於审查所使用的技术与操作互联网所要求的技术是同样的。2008年，一份思科的文件被曝光，它清楚地表明早在2002年思科的工程师就知道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压制性审查和监视目的，也许它已经将此视为商机。思科公司对此进行了辩解。至於思科公司是否积极帮助了中国政府对其公民的隐私权和言论自由权的侵犯，这个问题目前仍不清楚。

我们并不想让思科接受谴责、或解释其过去是否做过什么。我们是希望思科采取一些政策和程序来指导未来的行动，这样，当它与可能对人权怀有敌意的政府打交道时，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来确保其技术不被滥用。我们认为该公司在接受这些合同前，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其股东，都负有责任，需要对人权给予应有的注意，并积极地尊重言论自由权和隐私权这些基本权利。

中国人权：多米尼公司和波士顿共同财产管理公司作为股东，要求思科公司采取人权政策的建议，您认为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

坎瑟：我们对这家公司所进行的工作缺乏进展一直很沮丧。我们没有收到我们所要求的报告，在思科明确答覆我们的问题上，我们仍面对难题。

很多时候，要通过多年持续的努力才能改变一个公司。事实上，对我们建议的支持现在一直在稳步上升，几年来，支持率已经超过了30%。这对於股东提出人权问题来说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支持。这些建议并不具有约束力，就是说，即使提议得到了100%的支持，该公司不必做我们所要求的事。不过，对许多公司来说，30%的票是很难忽视的。

中国人权：您怎么看待亚洲协会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或企业领导责任方面对思科进行表彰的决定？¹

坎瑟：在多米尼，我们真的不相信“好”公司和“坏”公司之说。多数大公司都有好坏混合的记录，而且公司也在随着时间发生变化。因此，我们一般不重视这些类型的奖项。然而，颁给思科这个特殊的奖项，却是令人沮丧的。思科公司没有参与全球网络倡议，而且它一直都没有参与有关股东就这些问题所进行的有意义的对话。

有关“中国互联网”的最后一章还没有书写出来。我知道许多中国人很看重思科帮助建立的通讯系统。但是，思科在中国互联网历史上这重要的一章中扮演的角色一直是有争议的，而亚洲协会无视这种争议颁奖给思科，是令人不安的，尤其是在谷歌在这个问题上高调地与中国政府进行抗争之后。我担心这个奖项可能会向世界各国政府和公司发出错误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