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Skip to navigation

我所经历的“六四”

2009年06月04日

高文谦

1989年春,高文谦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他亲眼目睹了学生的抗议示威活动,当局随后的“六四”镇压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决心把被共产党掩盖的文革历史真相通过自己的笔告诉世人。他的努力后来主要都凝聚在他的备受欢迎却在中国大陆被禁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中。

一晃“六四”镇压已经过去了20年。这是个非常沉重的话题。一提起“六四”,又把我带回20年前那个残暴、血腥、令人心悸的夜晚。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夜,刻骨铭心,改变了许多中国人的命运,也包括我自己。1989年年初,当时时局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改革已经进入了第10个年头,邓小平跛脚鸭式的改革已经累积了许多社会矛盾,而前一年物价闯关的失败更是激起了民众的不满。这年春天,胡耀邦抑郁而终。1 他是中共党内最后的一个理想主义者,赢得人们的爱戴。以大学生悼念胡耀邦为先导,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运动。

当时,我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学生们提出的整治腐败、推进民主的要求,代表了普通民众的呼声,多数机关干部也都站在学生一边,很多人利用上班时间跑出去看学生游行。记得4月27日大游行那天,一早到机关,就听说大学生准备上街游行,当时武警和公安在中关村一带布置了几道封锁线,有可能发生流血事件。整个上午,机关里都在议论这件事,牵挂着学生的安全。中午得知学生已经冲破了警方的防线,向天安门广场进发。

我随即跑出去,站在复兴门的立交桥上,看着由北向南的游行队伍,一眼望不到头,各大院校的队伍依次走过。记得走在清华大学队伍最前面的是几位满头白发的老教授,他们举着一个白色的条幅,上面写着:“跪久了,站起来遛遛”。这是一种黑色的幽默,里面五味俱全。当时我一看到这几个字,感到一种心灵的震撼,眼泪不由自主掉下来了。我能够体会出这句话的分量,其中所包含的沉重和酸楚,那是一种在经过精神虐杀的炼狱之后而从心底发出的呐喊。

当时,我真有一种精神上获得解放的感觉。中国民众经过多年的极权统治,已经让政治给整怕了, 人性被扭曲,良知被吞噬。知识分子更是被打断了脊梁骨,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对政治的恐惧已经溶化在整个民族的血液里面,化成一种本能,一沾政治,就谈虎色变,避之唯恐不及。这种心理阴影,像梦魇一样缠绕在中国民众的内心深处,挥之不去。

我的童年是在恐惧中度过的。我6岁那年,我父亲因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2 表示了不同看法,在庐山会议后批判彭德怀的斗争中,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充军西藏。文革中,我的母亲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关进秦城监狱。家庭的遭遇,使我很清楚中共政权的残暴本质,当政者势必对任何挑战他们的人秋后算账。尽管如此,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后,一直牵挂着我的心,每天上下班的时候,我都有意识地骑车从天安门广场绕一圈,了解当天的情况,劝说学生不要过激,给自己留有馀地,祈望事情能够善了。

记得走在清华大学队伍最前面的是几位满头白发的老教授,他们举着一个白色的条幅,上面写着:“跪久了,站起来遛遛”。这是一种黑色的幽默,里面五味俱全。当时我一看到这几个字,感到一种心灵的震撼,眼泪不由自主掉下来了。

5月18日,是学生绝食的第6天,当时不断有昏厥的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护车的呼啸声揪着每一个人的心。对当局的冷血,当时整个社会情绪已经到了爆发的临界点。在这种情况下,我带领机关干部走上街头,声援学生,并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自愿请愿团”的名义,起草了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否定把学潮定性为“动乱”的《人民日报》社论,3 承认学生发起的爱国民主运动,并提出“清除腐败,要从最高领导人做起,大义灭亲”。这封公开信后来被人贴到中央组织部的报栏里,成为清查时的一件大案。

中国民众经过多年的极权统治,已经让政治给整怕了,人性被扭曲,良知被吞噬。知识分子更是被打断了脊梁骨,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对政治的恐惧已经溶化在整个民族的血液里面,化成一种本能。

戒严后,4 北京市民自发地组织起来,把戒严部队堵在城外,形势一度密云不雨。不过,当局不惜流血来重新控制局势的趋势越来越明显。6月3日那天早上,我上班时绕道六部口,看到北京市民截住了一辆装有刺刀、钢盔等军用物资装备的军车。下午,听说集结在中南海5 里的军队出动,抢回了军车和装备。我急忙骑车赶到现场,当时军队刚刚动完手,还可以闻到空气中瓦斯毒气的味道。几个市民被打得头破血流,阳光下,雪白的汗衫染着殷红的血迹,格外刺眼。这是自学生绝食以来,第一次看到血腥的场面,心一下子揪了起来。

当天晚上,吃完晚饭后,我和妻子又去了天安门广场。当时,气氛已经相当紧张,空气中甚至可以闻到血腥的气味,让人透不过气来。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的直觉告诉我,中国现代史上即将发生惨烈的一幕。当时,我准备在广场上留下来,做一个历史的见证人。但是,我的妻子死活不同意,硬要把我给拉回去。当时,我的情绪很冲动,和她争论得很厉害,表示坚决不回去。最后,我妻子的一句话打动了我。她说,你是研究历史的,不能无谓地死在这里,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用你的笔来记录历史。

当时,我准备在广场上留下来,做一个历史的见证人。但是,我的妻子死活不同意,硬要把我给拉回去。当时,我的情绪很冲动,和她争论得很厉害,表示坚决不回去。最后,我妻子的一句话打动了我。她说,你是研究历史的,不能无谓地死在这里,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用你的笔来记录历史。

我的家在沙滩附近,离天安门广场不远。当天晚上回到家中,我几乎一夜没睡,站在凉台上,望着广场的方向,可以看到那里的火光,入夜以后,远处的枪声清晰可闻。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赶往天安门,在南池子路口亲眼看到军队屠杀北京市民的场面。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公安部的大门口,向抗议的市民开枪射击,当场有五六个人中弹。杀红了眼的士兵还不放过,端着枪朝胡同里追杀逃散的市民。

当时,我随着人群躲在一个小胡同里面,蹲在背阴的墙根底下。听着街面上传来“嗒嗒、嗒嗒”的枪声,我的心一阵阵发紧。和我蹲一块的是一个蹬平板车的老大爷,看起来有六七十岁的样子,阅历丰富。他不像我那么紧张,但脸色阴沉,按捺不住心头的愤恨,气得浑身发抖。这位大爷对我说:当年小日本进北京城,也没有这么杀人呐,真是造孽啊!共产党缺了祖宗八辈子大德了!

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赶往天安门,在南池子路口亲眼看到军队屠杀北京市民的场面。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公安部的大门口,向抗议的市民开枪射击,当场有五六个人中弹。

6月4日下午,我骑车穿过满目疮痍的北京城,回到我妈妈家中。一路上所见所闻,令人发指。回到家后,我打开收音机,焦急地收听美国之音每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一边放着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和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一遍一遍地听着。当时美国之音正在播放对郑念女士的访谈,她是《上海的生与死》的作者。她以一个失去女儿的母亲的身份,向天下所有在“六四”血腥镇压中失去子女的母亲们讲话,理解她们的丧子之痛,同情她们,宽慰她们,语调悲切哀婉,富有感情,我一边听一边默默地流泪,心里在淌血。

这以后,我擦干眼泪,准备应付即将面临的整肃。我妈妈帮我把我父亲当年挨整时写的检讨找了出来,让我做些心理准备。我翻看着一页页已经发黄的检讨,百感交集,父子两代的命运竟如此相同!那年夏天,是在极度压抑和恐怖中度过的。戒严部队端着枪在北京大街小巷巡逻,公安局和武警半夜三更抓人,官方电视上连篇累牍地播出“暴徒”被逮捕被押送处决的画面。

当时, 我想的一个问题是:8 0 年代初, 官方曾经开展了“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为什么坦克车一开进城,文革的逻辑和语言就立刻回来了?

与此同时,各个单位内部也在进行清查运动。我是单位清查中的重点人物。在那些日子里,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对外说是在“闭门思过”,写检讨,实际上是在反省自己以往所扮演的角色,探究文革浩劫与“六四”镇压两者之间的关系。我是研究文革的,曾经是官方《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文革部分的执笔者。当时,我想的一个问题是:80年代初,官方曾经开展了“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为什么坦克车一开进城,文革的逻辑和语言就立刻回来了?原因就在於导致文革浩劫的制度根源,仍然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政治体制换汤不换药。为此,我决意要把自己所了解的文革浩劫的历史真相告诉国人。写《晚年周恩来》一书的念头最初就是在这时候萌生的。

1993年我来到美国后,有幸得到李慎之先生的推荐,到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作访问学者,把写书的愿望变成现实。但事情刚刚开始,中国当局就知道了,通过各种渠道劝阻我不要写这本书。他们采取了软硬两手:软的一手是收买我;硬的一手是派人传话,说我母亲在文革中已经受到很大磨难,不希望看到她晚年再有什么不幸。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恐吓,我当然不能接受。他们就向哈佛大学施加压力,切断了对我的资助。这反而更坚定了我一定要把《晚年周恩来》这本书写出来的愿望。

这以后,我靠妻子为生,在家里全力写书。我母亲也在精神上给我很大的鼓励,给我写“万金家书”,说这是老天爷交给你的任务,一定要把文革的历史真相告诉老百姓。《晚年周恩来》一书历时5年,终於出版,但立即遭到中国政府的封杀。官方之所以这样怕我写这本书,是因为他们深知前苏联东欧共产政权的垮台正是从历史解密开始的,重新评价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势必瓦解极权统治的基石。

当前,中国正处在历史变革的前夜,面临从极权体制向宪政体制的转型,而“六四”问题则成为梗阻社会转型的死结,令中国百年宪政之路步履艰难。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和不幸。

上个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急於救亡图强,被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狂想所蛊惑,误入歧途,整个中国成为共产主义的实验场,中华民族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经过一个世纪的血腥实践,共产主义虚幻的光环早已不再,露出了本来面目――残暴、邪恶、虚伪和违背人性。在意识形态破产之后,当局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只剩下赤裸裸的暴力镇压和谎言欺骗。

“六四”血案已经过去20年了,历史的伤口至今没有愈合,还在继续化脓溃烂。当年导致抗议的各种社会矛盾,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下更加激化,积重难返。当前,中国正处在历史变革的前夜,面临从极权体制向宪政体制的转型,而“六四”问题则成为梗阻社会转型的死结,令中国百年宪政之路步履艰难。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和不幸。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六四”问题一天不解决,不还死难者一个公道,中国将永远无法堂堂正正地站立在世界舞台上。

编辑注释

1. 胡耀邦於1981至1982年期间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至1987年期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86年发生了一系列学生抗议活动之后,他於1987年1月16日被迫辞职。中共党内的强硬派指控他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过於软弱,对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於同情。他在党内受到侮辱性的批斗,并被迫做出检讨。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当天就开始不断有民众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悼念他,表达了对他遭遇的同情和对当局的不满。从4月17日开始,悼念活动规模不断扩大,很快演变成民众发泄对官倒腐败的强烈不满、要求政治改革的抗议活动,由此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八九民运。^

2. 为使中国在短时间内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10年内超过英国、15年内赶上美国(“超英赶美”),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为此,全国大炼钢铁,甚至要求家家户户献出铁锅铁盆炼钢,荒废了农业生产,导致了大饥荒,至少饿死2000万人。^

3.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人民日报》,1989年4月26日。^

4. 戒严令颁布於1989年5月20日。^

5. 位於紫禁城西,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机关办公及中国国家领导人居住的地方。^

更多话题

公众知情权 司法公正 行政拘留 任意羁押 公示财产 双边对话
黑监狱 书评 商业与人权 审查 儿童 中国法
公民行动 公民记者 公民参与 民间社会 中国共产党 消费者安全
腐败 反恐 向强权说“不!” 文革 文化之角 时政述评
网络安全 社会民生 民主和政治改革 拆迁 异议人士 教育
被迫失踪 环境 少数民族 欧盟-中国 计划生育 农民
结社自由 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信仰自由 政府问责 政策法规
施政透明 Heilongjiang Lawyers’ Detention 历史钩沉 香港 软禁 户口
人权理事会 人权动态 思想争鸣 非法搜查和拘留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信息控制
信息技术 信息、通信、技术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国际人权 国际关系 国际窗口
互联网 互联网治理 司法改革 六四 绑架 劳改场
劳工权利 土地、财产、房屋 律师权责 律师 法律制度 法律天地
国内来信 重大事件(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事故等) 毛泽东 微博 全国人大 新公民运动
非政府组织 奥运 网上行动 政府信息公开 人物报道 警察暴行
司法评述 政治犯 政治 良心犯 宣传 抗议和请愿
公开呼吁 公共安全 种族歧视 劳动教养 维权人士 维权
法治 特别专题 国际赔偿 国家秘密 国家安全 颠覆国家政权
监控 科技 思想/理论 天安门母亲 西藏 酷刑
典型案例 联合国 维吾尔族人 弱势群体 妇女 青年
青年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