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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画家武文建

2009年06月04日

廖亦武

1989年那年,武文建才19岁,是一名崇拜梵高和高更、做着画家梦的见习厨师。在目睹政府派军队进北京镇压后,他在6月5日当众谴责屠杀而被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罪”判刑7年。武文建说,“六四精英”的文章不计其数,可谁替这些“六四暴徒”说过一句话呢?
[编者注:本文摘编自廖亦武(老威)的同名作品。]

2005年5月26日下午,星期四,经朋友牵线,我在位於北京大山子的798艺术工厂内访问了出身工人阶级的画家武文建。

天气晴朗,我眼前的武某身穿火红衬衫, 显得神采飞扬。閒话了几分钟后,我们便到附近的东北餐馆开始进行采访。不用我的诱导,武某即在一片嘈杂中打开话匣子,似乎早埋下腹稿。我边吃边习惯性地插问,而武某说了个把钟头,只动了几筷子。

“六四”时他被逮,判刑7年。因既不是学生领袖也不是知识精英,他就只能与动乱暴徒关在一块。“这些人和你老威挖掘过的底层人物一样,没历史、没社会面貌,甚至不知该怎样定位。”他叹息道,“16年了,没人站出来为他们吆喝一声,罪都白受了。”

餐毕,觅一偏僻去处,直到午夜12点过,武某才不得不闭上嘴巴。我和他走至街口,然后分别。我的背包里揣了一组血洗天安门的油画照片——多年来,他已涂抹了若干噩梦似的油画,却一张也没拿出去。“等吧,”他说,“16年都等了。”


老威: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吧。

武文建:从“六四”说起?

老威:“六四”之前。你的家庭,你的职业?

武文建:按共产党的阶级成份,我出生於根正苗红的产业工人家庭。北京地区有两大国企,一是首钢,一是燕化(即燕山石化,直属中国石油,地点在北京房山区,有几十万职工)。父母是燕化工人,我和我哥都是燕化子弟;再往上追,我爷爷在旧社会上中专时,就秘密入党。他毕业於林彪任校长的抗日军政大学,1941年就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我姥爷也是四几年入的党,后来被日本鬼子抓过,严刑拷打,背上还烙了一大块印。

另外,我爸,我叔,我两个舅舅,全都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从小就受革命传统教育:艰苦樸素,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解放全人类。

家族虽然有这种支持共产党的传统,父母也就是做老实工人的命。我也老实,子弟学校毕业,分配到燕化后勤,学厨子。年轻人不乐意,但我爸说啦,组织叫干啥就干啥,不准闹情绪。到了1989年,我刚19岁,在餐厅工作了两年,还没转正。

我一个小人物,像一颗芝麻粒掉进汤锅,所以谈不上“投入”。

那时我迷上了油画,专门拜了个老师,每天疯 狂地学习,连炒菜也琢磨着绘画,联想着梵 高、高更。我不知道学潮怎么开的头,我对政 治气候也不敏感。胡耀邦逝世没多少天,1 我搭公交车进城,去中国美术馆看一个画展。 出来后逛大街,发现有许多学生在游行,抬着 胡耀邦的像。我站在街沿边看了一会儿,还捐 了1块钱呢。

老威:此刻你还是一个旁观者。你具体投入是 什么时候?

武文建:我一个小人物,像一颗芝麻粒掉进汤 锅,所以谈不上“投入”。当时天安门还没多 少人,热闹都集中在王府井一带。我一小伙 子,自从做了画家梦,就不爱上班了,只要没 事儿,就喜欢往城里跑,竖起耳朵到处听新鲜 呗。

直到5月20号,李鹏傻屄发布戒严令,部队分几 路准备进城了,北京市民才开始起来,声援学 生。燕化也在那天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我们先在火车站集中。当时从长安街到天安门广 场,人山人海,我跟在队伍里,很激昂,却没 任何政治动机。许多人和我一样头脑单纯:就 是爱国,声援学生。

老威:你参加过几次游行?

武文建:大概4次吧。天安门热闹起来后,我莫 名兴奋,有时进了城,就一宿睡在草坪上。5月20号游完行后,有人说:“我们工人阶级能否 帮这些学生做点什么事?”於是大伙就派我去 天安门指挥部接受任务。

我是愣头青,一挽袖子就上了。当时设了六、 七道卡,可真够严的。我口袋里揣着《工作 证》,一被挡住,就掏出来,哇啦哇啦解释。 好不容易进到最后一道卡,见到的所谓“指挥 部”就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阶底下,一些 学生领袖裹着灰不溜秋的破衣裳,胡子拉碴 地。我当时就立在那儿,衣领歪斜,也不认识 谁是谁,就大声说:“我们是燕化工人,你们 需要帮忙吗?我们有一大帮人。”学生们把我 围在中间,上下打量好一阵儿,其中一个说: “让我们研究一下。”

我等了几分钟,刚要出去,一张纸条还真递过 来了,内容是:“请你们去天安门东北角维持 秩序。”

於是燕化的100多人就去东北角维持了一宿的秩 序。当时的广场可真够乱的,各种谣传蜂起, 北京的市民们非但没叫吓唬住,反而被激发了,拿老毛的话说:“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 了。”

老威:广场聚集了多少人呢?

武文建:汪洋大海啊,我哪数得清?我几乎累 趴下了,但是被那种人性突然之间的升华所触动。许多老百姓自愿到天安门,送水送东西。 有个70多岁的老大爷,由他儿媳妇领着,挤过 来,递上两大包。他儿媳妇嚷着解释:“我们 不让老爷子过来,他偏过来给你们送吃的,家 里拦不住啊!”

我都感动得掉泪了,那种人性的纯粹世界,唉,真是一去不返了。

老威:你就留在天安门了?

武文建:没有,撑了一两天,燕化的人还是回 去了。在之后的十几天,我只进过一次城,我呆在家里画画。直到6月3号晚上,我边看电视 边画画,突然屏幕换了,并且宣布“不许市民上街”,不许什么的,要采取行动什么的。我 急坏了,一宿没睡,第二天大早就急匆匆地进 城去。

老威:你可真够勇敢的。

武文建:我已经作好了死的准备。我打小被共 产党洗脑,相信“军民鱼水情”,所以做梦也 想不到会开枪杀人!我按捺不住,一定要去天 安门看一看,我暗地希望那一切都不是真的。

直到5月20号,李鹏傻屄发布戒严令,部队分几路准备进城了,北京市民才开始起来,声援学生。

公交车在天桥停,我下去,沿着大街一直走到 天安门,地上全是一滩滩的血。我有一张画, 就涂的这些情景。

老威:你还能进到广场?

武文建:坦克和部队都扎在里面清场,进不 去,只远远望见在冒烟。

从旁边街道能走得通,就是乱。这一滩血,那 一滩破烂,枪声稀稀拉拉的。当靠近前门底 下,我突然望见一大片解放军,人人手里都握 着齐眉的棍子,就迎着跑过去。

老威:你找死?

武文建:我是个和平主义者,别看我只有19 岁,却反感扔砖头,砸瓶子一类的过激行动。 我还是愿意相信解放军——只要不被激怒, 他们还是不会丧失理性。所以我就迎过去,可 这时,有市民蹦出来,从我身后向当兵的扔砖 头。我急忙挥手叫道:“别打!别打!别激化 矛盾!”

我几乎累趴下了,但是被那种人性突然之间的升华所触动。

老威:你太傻了!

武文建:是傻。甩砖头的转眼跑了,我没甩砖 头,就理直气壮地站在原地。可说时迟,那时 快,蓦地从斜对面爆出一声吼:“就这小子闹 的!就这小子嚷嚷得欢!!”我本能地扭头, 哎呀!绿油油的一大片,都把棍子举过头顶, 直扑过来,我浑身一麻,蹭地就窜开了。

老威:当兵的训练有素,你能跑掉吗?

武文建:农村兵普遍腿短,再训练,先天不 足,也跑不过我这腿长的。加上这是奔命呀, 有一刻腿软了,棍子头估计是铁的,擦着我的 背梁骨,嗡地就下去了。我一炸,跨腿就窜了2 米多远,真疯了。

我是北京人,熟悉地理,拐进了一条胡同,当 兵的也害怕,就不追了。可我背上瘀了一大块 伤,黑紫色,半个多月也没消。

老威:到底有多少人追你?

武文建:魂都飞了,还记得数?估计有好几百吧。

老威:只追你?

武文建:像赶鸭子,我感觉前后左右都有人在逃。一个小伙子,只比我慢了两三步,就被一棍儿给撂翻了,接着叫绿色盖住,棍子密密匝匝地打下去。

老威:你在逃,怎么能看见呢?

武文建:我已窜入老北京火车站旁边的胡同, 见当兵的回头,就趴在那豁口看。就50米,清 清楚楚,把人打死过去了。后来当兵的撤了, 我和躲在车站里的几个人,才敢出来救护。我 抱起那人的脑袋。

我已经作好了死的准备。我打小被共产党洗脑,相信“军民鱼水情”,所以做梦也想不到会开枪杀人!我按捺不住,一定要去天安门看一看,我暗地希望那一切都不是真的。

老威:那人是谁?还活着吗?

武文建:当时还有气儿,可那脑袋已经变形。

老威:烂了?

武文建:没烂,也没血,可脑袋已经不是脑袋 了。我问他:“你是哪儿的?”他还应了声: “首钢。”后来我们截了辆三轮板车,一路狂 奔,进了同仁医院。但见那过道上,一溜,全 躺着伤员。我们把人交给两个身上沾满血迹的 护士,就退了出来。满腔悲愤,脑子乱极了。

老威:医院里躺着多少人?

武文建:真不知道。在过道的门口,护士就过 来接人,不让进。走在街上,我的眼泪还哗哗 地掉,天晚了。六月四号,铭心刻骨,我在街 头歇了一宿,想的都是大问题,国家怎么办? 我怎么办?

老威:你睡在哪儿?

武文建:前门附近的5路公交车站,寻了辆公汽 就上去了。车内有十几个落难者,学生、市 民、工人,外地和本地的。到了天亮,我才搭 班车,回到家已是中午了。由於热血还在胸中 荡漾,我就找了件体恤衫,用毛笔写上:“还 我民主!还我自由!”后背还是国父孙中山的 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我穿着这抗议衫在燕化厂区游走,逢人便说城 里的情况。厂区十字路口聚了很多职工,把路 都堵断了,公共汽车开不动,连乘客也下来 了。大伙推举我讲话,根本不由我分说,许多 手就又推又举,把我弄上一辆130货车;还嫌 矮,就把我弄上转盘旁边的架子楼……

老威:你演讲了一番?

武文建:我—19岁的小伙子,哪有口才?不过呼了一阵儿口号:“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罢工!罢市!”“反对镇压!”我还推磨一样旋转着,让大家看身上的字——后来这些举动都上了《起诉书》。

老威:我估计混在群众中的便衣不少。

武文建:都是一两代﹑两三代的燕化职工,从小就在一块混,谁不认识谁呀?人们都疯了,一千多人哪,后来不用我喊,下面也狂呼口号,甚至叫嚷着开车进城干解放军去。可正在这时,我爸赶来了,是派出所报的警:“武师傅,你家老二在造反!”我爸一拍大腿就来了,刚撞上我从架子楼下地,就被我爸劈胸一把揪住:“兔崽子你……”

我是个和平主义者,别看我只有19岁,却反感扔砖头,砸瓶子一类的过激行动。我还是愿意相信解放军——只要不被激怒,他们还是不会丧失理性。

我一把抓定老头扬在半空中的巴掌,像个英雄一般断喝:“你别打!”

周围簇拥着不少石油化工学院二分院的学生,不认识我爸,见有人打英雄,不干了,转过去扯住老头就要下拳头。我立即拦住并大喊:“大家别打了,他是我爸!”

老威:后来呢?

武文建:大势所趋,群情激愤到天晚也就罢了。我爸的劲儿可真大,死拽着不松手,直到我跌跌撞撞跟他回家。父子俩都感觉落差太大了,一贯光荣、伟大、正确的共产党、人民政府、解放军一刹那翻了个个儿。我爸是条汉子,在我的印像中,只有我生母去世时熊过一次,可这次,他熊到底了。在屋里,他没再打我,而是说:“你六月四号进城,那么乱,连招呼也没打,晚上也不回。我一宿都没睡踏实,外头一刮风,我就惊醒,去你屋里看。你妈死得早,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的罪就大了。”老头子话到这儿,泪花儿都出来了。

由於热血还在胸中荡漾,我就找了件体恤衫,用毛笔写上:“还我民主!还我自由!”后背还是国父孙中山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我爸熊了,我的情绪也落下来,挺心酸。我说:“已经这样了,好不了,肯定要抓我。那我还是先躲躲吧。这么大的一场运动,不会说完就完了,估计要打内战。”我爸可听不得这个,他说:“你不能再闹,再闹我就死去。”我还能辩什么?他再拥护共产党,他是我亲爹呀。於是我匆匆收拾,连夜逃到河北老家。当时奶奶还没去世,我就住她屋。

老威:什么时候抓你的?

武文建:大概二十几号。

老威:这么快?莫非是你爸漏嘴了?

我— 1 9 岁的小伙子, 哪有口才? 不过呼了一阵儿口号:“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 罢工! 罢市! ” “ 反对镇压!”

武文建:也不算漏嘴,人家上门一问,我爸直 接就说我回老家了,还把详细地址都给说了。

老威:你爸出卖你?

武文建:相信政府相信党,这就是我爸。他跟 燕化分局一位副局长是朋友,去求了情,人家 也答应,只要找出你的儿子,一定宽大处理。 副局长还向派出所打了招呼。我爸以为,他儿 子最多关几天,教育教育就放了。他做梦也没 想到我会判7年。

我爸还从单位借了辆车,亲自到奶奶家接我。 他还挺高兴,说文建咱们回去吧,北京平息 啦,没事儿了。於是父子俩说说笑笑上车,刚 开出村口,却见两辆车拦在那儿……

老威:设了个套吧?

武文建:差不多。我爸已与公安局有口头协 议,接我之前,他亲自给副局长老朋友通了电 话,口气挺轻松——一个毛孩子,不是大家看 着长大的吗?明摆着就那么点事儿,回来说清 楚就行了。

我爸可听不得这个,他说:“你不能再闹,再闹我就死去。”

就这样,我一见两警车挡道,就意识到糟了。 我下了车,但没跑。这时警察全从车里下来, 有人迎头就问:“你叫什么?”

我答:“我叫武文……”

音儿没落,就闻一声嚎叫:“抓的就是你!”

老威:有多少人围剿你?

武文建:抓北京来的暴乱分子,这是大好的立功机会,所以整个县公安局60多个人,全出动了。我被捕回县局,叫铐在一棵树上,才听见他们口气兴奋地打电话给北京:“武文建落网了。”

我被大致审了一下,接我的人就到了。衡水县局一个处长,领着一帮人,还扛着摄像机,与北京方面相见。那处长像个演员,当众啪地立正,行礼,然后大吼:“庆贺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成功!”

尽管我铐在树上,还是笑得差点背过去。但那个处长大约受过文革洗礼,不懂调侃,竟用他粗大的指头直戳我的脑门,咬牙切齿道:“你还这么嚣张!”那种气急败坏,似乎我强奸了他家闺女。

就这样,我被铐回去,在分局关了两个月的小号,再由市局执行逮捕,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89年9月7号,有一批同样罪名的人被集中在北京市看守所。从此,我在这儿一蹲大半年。

由於我的事实清楚,只审了7次,没费多大的事儿。

老威:一个号子关了多少人?

武文建:我们把号子叫“筒”,大筒关几十人,小筒关7、8个人。那是苏联援建的老式监狱,够牢实,一进门,两边都是通铺。当时在里面的还有诗人叶文福,他写过《将军,你不能那样做》,名气很大,学潮期间却宣布退党。我亲耳听见他在楼下吼:“我操你妈!”看守拿他没奈何,就抱怨:“还是诗人呢,真脏!”

还有往天安门老毛像扔鸡蛋的3 人— —余志坚、鲁德成、余中岳也关在这儿。余志坚曾和我关一个筒。

老威:这3人太惨了,谣传两个人疯了,鲁德成 冒死逃到泰国,申请政治避难,还被拒绝。当 泰国警方刚要遣返时,被加拿大政府接受了。

抓北京来的暴乱分子,这是大好的立功机会,所以整个县公安局60多个人,全出动了。

武文建:回来就死定了。余志坚判无期,鲁德 成15年。北京第一批大概毙了9个“六四暴 徒”。还有一个传奇人物,叫朱中生,他在天 安门广场进第一辆坦克时,跳上去撬那铁盖 子,结果被拍了下来。这老朱一二审都死刑, 已经脚镣手铐,打入死筒等待覆核上路了,可 那张纸始终没下来。他在死筒囚了两年多,人 都变形了,才改判死缓。受的刺激太大了。你 知道在看守所,隔三差五就有人上路,开一次 门,受一次刺激,如此心惊肉跳几百天,才改 判。

劳改时,我和这老朱睡上下铺,经常聊天。

老威:我先后和20多个死刑犯呆过,知道判了 死要活,真比登天还难,这人的命也够硬的。 对比之下,你觉得自己挺幸运吧?

我们把号子叫“筒”,大筒关几十人,小筒关7、8个人。

武文建:19岁,判7年,当然幸运啦。当时一辆 中巴囚车把我拉到中级法院,下到地下室,法 警就直接塞我进一铁笼子,演戏就开始了。

说起来真没面子,地下室两边的屋子全满了, 法官看样子有些尿急,就在过道上开庭。律师 也是指定的,程序快走完了,他才说了一通“ 年纪尚小,无知,请求从轻”之类。

老威:庭开了多久?

武文建:就1个多小时,宣布延期宣判;1个多 月后发给《判决书》。我懵了一下,想想出狱 才26岁,就适应了。后来下了监狱,比较周围 的人,更觉自己划得来。可判决下来我还是上 诉了,主要是拖延时间,怕去劳改。二审开庭 倒挺正规,好歹在屋子里。我没请律师,就自 己辩护说:“赵紫阳不是总书记吗?不听他的 听谁的?你们说我‘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 政’,我才19岁,有这个能力吗?”

老威:的确滑稽。

武文建:对,上面已定好了。比我冤的人多 啦,张宝生你知道吗?年龄最小的暴徒,没爹 没妈,掏羊粪的,15岁判15年,罪状是揍解放 军……还有挡坦克的王维林,筒子里盛传他栽 进来了,可死活不知。我估计在当时,活着也 得扒层皮。连明星陈佩斯都关了一宿,我算什 么。

我没请律师,就自己辩护说:“赵紫阳不是总书记吗?不听他的听谁的?

我是90年3月9号离开看守所去北京市第一监狱的。刚进去,我还挨了揍,因为这是规矩,每个新犯都得挨揍。之后就是学习,上面挺重视,不断有官员来视察,大概是看看这些暴徒是否长得青面獠牙吧。

老威:除了秦城,“六四暴徒”们都关在这儿吗?

武文建:10年以上在这儿,10年以下关天津茶甸,劳教在大兴。我送一监是因为戴反字,反革命暴乱、组织、煽动等等,大约有一百五六集中在这儿。而秦城,除了部级就是精英吧。

老威:我听说陈子明曾在一监。

我没请律师,就自己辩护说:“赵紫阳不是总书记吗?不听他的听谁的?

武文建:在二监。一监原在市内,因为1993年 要申办奥运会而取缔了,我们就转到二监。我 老见陈子明在楼下溜躂,剃一秃瓢。听人说, 监狱长找他:陈子明,我们聊聊。他却挥挥手 道:去去,你没资格和我聊天,要聊,就把司 法部长叫来。

老威:有脾气。

武文建:他判了14年,是监狱里唯一拒绝穿统 一囚服的犯人,因为没有罪。后来他得了癌, 保外就医,可就是不出国。所以陈子明称得上 是“六四”精英里的一条汉子。

老威:那些“六四暴徒”的劳改状况怎样?

武文建:非常惨,干活,一直干活。入监集训 后,就干外加工,锁边缝扣子,一天十几个小 时。“六四”以后,共产党的宣传机器一致声 称暴徒们绝大多数为劳改释放犯,这惹火了当 时的国家劳改局长魏孝如(译音),他快退休 了,就站出来公开说不。他列出一个统计表, 证明这批暴徒身世清白,有劳改劳教前科的比 例极小。这事儿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

20年了,谁替这些暴徒说过一句话?

我觉得,共产党的这个劳改局长比许多海外流 亡精英强,他至少敢说实话,不管他出於什么 目的。16年了,谁替这些暴徒说过一句话?都 是普通的北京市民,有优点有缺点,激於义 愤,就干上了。扔几块砖,几个瓶子,一个 筐;还有拦军车、演说、撬坦克盖,可同一个 目的:是不让部队进城去屠杀学生。后来学生 们撤出天安门,他们就成了“天安门事件”的 主体——可在精英们创造的历史中,他们没有 地位。

有一个瘸子,判了10年以上,我感到奇怪,就要过他的《判决书》看,上面写着:“用皮带猛抽坦克,打完之后,扬长离去……”还有扣下给养军车,把食品分给学生和市民充饥——一个叫朱XX的,大公无私地分了半天,车空了,自己却没捞着吃。他东寻西找,终於在旮旯里发现有只烧鸡。不料,这烧鸡上了《起诉书》,他判了13年,后来他在狱中冲我叫屈:“这鸡贵啊!”

老威:你同“暴徒”们相处得不错。

武文建:都是苦命人,一起干活儿呗。

老威:什么活儿?

有一个瘸子,判了10年以上,我感到奇怪, 就要过他的《判决书》看,上面写着:“用皮带猛抽坦克,打完之后,扬长离去……”

武文建:什么活儿都干。我们还检查过橡皮手 套,清洁工或者手术台上用的,套嘴上卜卜 吹,看是否漏气。累极了,有个大胖子受不 了,仗着脂肪厚,往肚子上拍针——因为他手 指头粗,缝西服里子别扭。自杀不行,反改造 行为,那就拍针自残。我还与《人民日报》的 吴学灿是难友,我们缝,他帮着剪虚毛。一年 多后,我都练得能背过手去穿针了。

老威:你们替哪家服装厂干?

武文建:北京友谊服装厂。夏天缝冬装,冬天缝夏装,满屋子飞着衣服毛,汗把小裤衩都湿了。太苦,真他妈想把厂子给他砸了。我受不了,绝食4天,有人劝我:“你丫真不吃啊?做个样子就得啦。”还刷地往我铺里揣一火腿肠。

我是1995年释放的,减了几个月的刑。我爸做 梦也想不到父子重逢要等这么久,但他的共产 信仰没变,不愿说政府一句不是。他依然警告 我:“你要再折腾,我就去死。”有啥办法, 再不开窍,他是我爹呀。

“六四暴徒”也陆陆续续出狱,无响无臭,得 不到一丝关注。当年的激情烟消云散,时过境 迁,世态炎凉,他们都极其厌恶政治。我还有 个画画的手艺,卖过一段服装后,就能弄个广 告,搞个设计。那是简单、技术化的没脑子的 活儿;但我的激情还停在那儿,我老是画坦克 压人,血把天安门淹没,民主女神像……画框 内的每一笔,都哇啦啦地喊着。这是永远的题 材,或许我画得不好,或许应该反思反思再 画,但是不行,我管不住我的梦,我的手脚。 这些画,我不会卖;将来“六四”翻过来,我 也不想卖——但愿那时能建一个种族耻辱的博 物馆,我就把它们捐出去。

但我的多数难友,以前就是普通市民,世道一 变,没工作,连谋生都困难。有一哥们,“六 四”前开饭馆,很有钱,学潮时送吃送喝,跟 着栽进去十几年,出来后接着开一夜总会。他 接济了许多难友,相当於“暴徒”们的民政 局,但他一口也不愿提过去,特别是民运那档 子事儿。

有一个瘸子,判了10年以上,我感到奇怪, 就要过他的《判决书》看,上面写着:“用皮带猛抽坦克,打完之后,扬长离去……”

前不久,我与一难友通电话,他会雕章,我懂 画画,本来挺投缘。但我告诉他,画了一批 “六四”屠杀的油画时,他一下子就打断我: “你弄那玩意儿干啥?牢还没蹲够啊?”我 答:“这口气没出哇。”他答:“我的气早瘪 了。兄弟, 别去碰政治, 太残酷, 太 脏。” 他也许是对的。海内外的“六四”精 英,近16年来,估计写了几十万篇文章吧—— 我每年都要看一些,就没一个字为这些“暴徒 “而写,好像这些人根本没存在过;好像“六 四事件”就只有天安门,除了那儿,牢牢吸引 住世界的眼球,其他地方发生的事儿,一天天 全被淡忘了。

海内外的“六四”精英,近20年来,估计写了几十万篇文章吧——我每年都要看一些, 就没一个字为这些“暴徒“而写,好像这些人根本没存在过...

这些人到底怎样定位呀?官方叫“暴徒”,而你们这些学历史、文学、新闻和社会学的有发言权的精英们,你们把曾是天安门运动主体的“暴徒”们叫什么呀?你们在广场慷慨激昂,群情激愤,好像为国为民为自由为民主,没一点私心,好像已经豁出去了——北京市民就是受你们的感染去挡军车,不让你们挨枪子,但是你们倒好,跑得比兔子还快……那柴玲,站在纪念碑下,一次一次地煽乎,纯得跟天使似的;后来跑海外,要退出民运了。你靠这个起家的,现在捞够了,要退出了——这当然是你的自由。但你不要忘了,当初多少人就是受你们——柴玲、王丹、吾尔开希、李录、封从德等等的感召卷进去的……就说我吧,“六四”那天在城里听信谣传,说柴玲、王丹、吾尔开希都被当兵的枪杀了,悲愤异常,我随后的勇气,就来源於这种悲愤。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人太多了,你们负不起责;可你们在一篇篇回忆文章中,说的就是学生的那一点事儿。你们每个人都发展得顶好,聪明啊,算计得不错。

老威:你对知识分子期望太高了,文建。其实在1989年胡耀邦逝世后,已是山雨欲来,知识分子们卷入学潮的动机很复杂,不少人以为要改朝换代了,都不愿失去这最后的介入历史的机会,因为一旦失去这机会,就意味着丧失对未来的话语权。

武文建:没说话权就没历史吗?

老威:从古至今的规则就是这样,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挖掘真相,寻求改变这种精英划定的历史定局。

可我写不了,许多人不仅写不了,连讲也没人听。“六四”难属中出了个丁子霖,真是幸事;但“六四暴徒”中有谁呢?

武文建:可我写不了,许多人不仅写不了,连讲也没人听。“六四”难属中出了个丁子霖,真是幸事;但“六四暴徒”中有谁呢?

编辑注释

1. 胡耀邦於1981至1982年期间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至1987年期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86年发生了一系列学生抗议活动之后,他於1987年1月16日被迫辞职。中共党内的强硬派指控他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过於软弱,对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於同情。他在党内受到侮辱性的批斗,并被迫做出检讨。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当天就开始不断有民众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悼念他,表达了对他遭遇的同情和对当局的不满。从4月17日开始,悼念活动规模不断扩大,很快演变成民众发泄对官倒腐败的强烈不满、要求政治改革的抗议活动,由此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八九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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