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与政治正当性问题

滕彪

一个政权的合法基础是什么？在没有人民的明确认可和政治参与下，它凭什么去统治？单是改进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能为中国共产党解决其统治正当性的问题吗？其统治又可以维持多久？ 维权律师滕彪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零八宪章》是中国民间社会发出的一个历史性政治文本，其所代表的政治正当性内涵，是当局无法回避的。

一

现存的制度是不是道德的？权力凭什么统治？我为什么服从？这是政治学的一个核心命题，也是作为政治动物的人类不停追问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涉及到政治正当性（legitimacy）的概念，在评价身份认同、抗议运动、制度变迁、侵犯人权等现象时往往都离不开这个概念。

正当性就是一个政治体制值得被认可。它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按照Patrick Riley的划分，十七、十八世纪之后，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不再建立在“父权制、神权中心、神圣的权利、某些优异人群的自然优越性、政治生活的自然性、必然性、习惯、便利、心理的强制，或者任何其它基础之上”¹ ；而必须以同意、认可和自愿的个体行为为基础。在现代性的冲击之下，通过选举、投票等方式对权力进行认可，是当今统治权力的惟一合法性来源。

根据Max Weber² 的理论，人类服从的三个基础是习惯、情感和理性计算；相应地，合法性/正当性的三种类型是传统型、魅力型（卡里斯马型）和法理型。而赵鼎新³ 认为正当性是一个关系性的动态概念，他根据民众和精英对国家合法性的感受， 将合法性/ 正当性分为法律-选举型、绩效型和意识形态型。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生进步等等统治绩效，能不能使一个未经民主选举的政权具有正当性？正当性是来自过去的还是面向未来的？

Hannah Arendt 在《论暴力》⁴ 中最早区分了正当性与证成性（justification）；类似地，S.M.Lipset在《政治人》中区分了正当性与有效性，⁵ 5Samuel Huntington在《第三波》中区分了政绩正当性与程序正当性，⁶ A.John Simmons更清晰地阐释了区分正当性与证成性的理论意义。⁷ 设想一个例子：一个妇女A被人口贩子贩卖给B做老婆，假设A未婚也正准备找对象，再假设B对A非常友善，A也觉得他是个模范丈夫，那么可不可以说他的买老婆的行为具有正当性呢？首先，“正当性” 关注的是权力的来源，B没有经过A的同意，不具有正当性；其次，B的行为对A有好处，也正是A所需要的，因此具有合理性或“证成性”。但这种证成性不能反推出“正当性”。

二

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也一直面临合法性问题。从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开始，历次《宪法》的序言实际上都是某种对其正当性的宣告。通过梳理历史事件，总结出历史规律和历史目的，从而确立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正当性。这种简单粗暴地对待历史的方式，无非是想把正当性建立在某些优异组织的自然优越性（无产阶级先锋队）和某种历史必然性（共产主义必然要实现）上，其实掩饰不住毛泽东的大白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即使它对中国近代历史事件的描述和解释是真实和中立的，仍然无法推论出历史的规律和目的，因为历史本来就没有绝对的真理和永恒神圣的目的。枪杆子里面可以产生政权，但产生不出来政权的正当性。

注定缺乏正当性的极权主义体制，只能依靠暴力和意识形态，靠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和全民动员来维系统治。这种统治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出现危机，当局不得不进行经济和社会领域的适度改革开放来缓和危机，企图重新确立其“正当性”。执政者确信，只要经济腾飞，民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可以获得民众的服从，就可以继续压制自由、人权，继续保持一党专政。如前所述，即使在基本人权得到保障、民众生活水平得以提高的情况下，统治者获得的最多只是“证成性”，而不是“正当性”。何况在只动经济、不碰政治的跛足改革之下，不但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经济社会领域也面临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七十年代末期实行开放政策，九十年代中期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十年来经济的确取得了巨大成就，绝大多数国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显着提高。但政治体制上的成就乏善可陈。直到今天，中国仍实行严厉的一党专制，政治性结社被严厉禁止，没有独立的工会、农会；没有集会、游行、示威和罢工的自由；没有新闻自由，言论发表受到事先审查，因言获罪者人数举世第一⁸ ；没有司法独立，共产党控制重要案件的审判；没有信仰自由，家庭教会等宗教团体受到打压，法轮功团体更是被定为邪教而受到惨绝人寰的迫害；没有迁徙自由，户籍制使农民沦为二等国民；没有普选，即使村委会、乡镇选举也是由政府操纵，舞弊重重；没有财政公开，纳税人无法监督财政；没有军队国家化，党牢牢控制军队。人权受到普遍侵害，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上访者、少数民族更是受到系统性的压制。

经济上的成就只是表面现象。首先，这种发展实际上是以权贵的疯狂掠夺为基础，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民众的被剥夺感在增长，对政府官员和整个体制的不满在加剧。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控制了70%的财富。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亿万富豪中90%以上是高干子女。中国的基尼系数⁹ 早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成为贫富最为悬殊、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其次，经济发展以低人权、低保障为手段，伴随经济腾飞的是冤狱丛生，民怨积累，广大农民、民工无法公平地享受社会进步的成果。由征地拆迁、司法冤狱、计划生育等引起的上访数量居高不下，群体性事件迅速上升：2003年为58000起，2004年为74000起，而2005年则高达87000多起。¹⁰ 102006年的官方数字为73000起，¹¹ 但实际数字恐怕不止於此。群体性事件的规模、影响也越来越大，比如2004年的四川汉源事件¹² ；2005年的河北定州血案、¹³ 广东汕尾东洲血案¹⁴ ；2006年的辽宁凌源警民冲突¹⁵ ；2007年的广东佛山警民冲突¹⁶ ；2008年则有瓮安、¹⁷ 孟连、¹⁸ 吉首、¹⁹ 陇南²⁰ 等重大官民冲突，以及震动全球的西藏3.14事件。²¹ 最后，权贵的疯狂掠夺造成了资源的严重破坏、环境的急剧恶化，也造成了社会道德的堕落；在政治恐惧、愚民教育和消费主义的多重影响下，麻木、冷漠、犬儒主义盛行，知识、文化、艺术的发展受到侵害。

因此，以经济发展来使政权获得“正当性”的企图，注定要破产。一方面，经济发展只能得到一部分“证成性”。人们要求起码的自由和尊严，没有政治自由，就不会有完整的“证成性”；另一方面，即使获得了“证成性”，也不等於获得了“正当性”，政权的合法基础只能来源於人民的真正认可。

三

在这种政治结构下，要求非民选的政府官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且保护人民的表达自由，这本身就是一个人性的神话。无论官方媒体塑造多少个焦裕禄、²² 孔繁森，²³ 当权力来自於上级而不是投票者时，当三权分立和新闻自由阙如时，政府官员的腐败就不可避免地蔓延，对公民利益的掠夺和对公民权利的侵害也就成为这种体制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在极权体制的运转之下，体制内的人性力量必然受到侵蚀，或者说洁身自好的人很难在体制内获得重要的位置。极权-后极权体制具有巨大的惯性，由於它建立在暴力、谎言和掠夺基础之上，它无法像开放社会一样与公民进行不断的对话，难以对社会的需求作出及时有效的回应。

这样它一开始就没有正当性（没有选举和认可），而且为了维持这种统治，它就更无法获得正当性。换句话说，今天的中共既没有开放选举的意愿，也没有开放选举的能力。公民的沟通权和参与权，是一个健康制度的前提；表面上，正当性来源於以投票为中心的民主，实际上，正当性来源於表达自由。美国法学家富勒（Lon L.Fuller）²⁴ 因提出法律的程序主义要素而闻名，但他仍然强调，“开放、维持并保护交流渠道的完整性”乃是实质自然法的核心原则。我认为，在今天，可以对一个政权的正当性进行可操作的评价：达不到表达自由的最低限度，一个政权就没有正当性。这个标准优於“是否存在投票”的标准，因为相关的舞弊、操控和洗脑更难以观察和评价。

让我们再次回到“买妻”的例子。我要说明的是证成性与正当性的关系。B未经A的同意就强买为妻，显然没有正当性，但这不意味着，B就永远无法获得正当性，假如B对A非常关爱，给她带来自由、幸福和安全，允许A自愿离开，这样A就非常可能承认B为合法丈夫，并且履行结婚手续，这种事后的认可使AB的婚姻具备了正当性（当然，这并无法使B的买妻行为获得正当性）。这在现实中是可能的。但是对一个政权呢？能不能想像通过暴力和意识形态建立的一党制共产政权，在政治生活中给公民带来自由、幸福和安全，并且允许公民言论自由、迁徙、离境，并开放报禁、社禁和实行普选？假如它能够做到这些，它就随时可以获得公民的认可，从而解决正当性问题；而假如它能做到这些，它也就不再是原来的它，而迈进了自由民主制的门槛。

四

2008年12月9日公布的《零八宪章》，25是中国民间社会发出的一个历史性政治文本。它宣告了人权、法治、民主等普世价值和制度转型的必要性，提出了解决目前政治社会危机的方案，实际上是解决正当性问题的唯一方案。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被镇压之后，全世界民主化潮流并未停止，一党专制政权越来越少，中国成为唯一的不民主的大国；在此背景下，《零八宪章》的意义将会越来越凸显出来。

《零八宪章》以自由人权为核心，以建立民主宪政为目标，反映了中国民间运动对中国政治未来方向的基本共识。虽然毛派气急败坏，但无论在思想领域还是政治领域，他们兴风作浪的可能性并不大。2004年“人权” 第一次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政府难以拒绝人权话语的正当性；但是目前的政治权力构架无法使人权得到保障；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经验上，《零八宪章》呼吁建立的政治制度才是能够真正保障人权的制度。

《零八宪章》是七十年代末期以来民主运动、维权运动积累的民间力量的集中展现，如刘晓波²⁶ 所言，“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决定前进方向的主要是公民社会、公民运动，而不是共产党高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走出恐惧，开始说真话，加入到争取自由的行列中来。宪章主要面向的是普通公民，是对人性和公民精神的呼吁，而不是对政府的谏言、乞求和声讨；它首先是一场公民运动，而不仅仅是政治运动。它也是一个长期的运动，将一直伴随中国实现民主的整个过程。

中国正处在大转型的前夜，这个变局的深刻性、复杂性和重要性几乎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在转型中，面对重大问题，比如反右、土改、大跃进、文革、法轮功、“六四”等，比如民族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零八宪章》都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并提出了处理这些问题的原则。

虽然《零八宪章》只是一个文本或者一套话语体系，但话语本身具有不可忽视的力量。它提供的“社会想像物”将与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毛主义、三个代表²⁷ 展开观念的争夺，当局高调批判“普世价值”可以算是一个间接的回应。话语就是行动，在压制言论的体制下尤其如此；看看中国有多少记者、作家被关进监狱，看看当局对待宪章签名者是多么紧张，就可以知道。这个文本所代表的政治正当性内涵，是当局无法回避的；这个文本的力量其实不在签名人数的多少，而在於它的内容以及认同这一内容的亿万国民。正如宪章所述，“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

“权力凭什么统治？我为什么服从？”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追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统治的根基就开始动摇了。新制度的朝阳迟早要跃出地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