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代罪孽的历史存照

高文谦

书名：《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上、下篇）》
作者：杨继绳
出版社：天地图书
出版日期：2008 年5 月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中国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饿殍遍野，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景。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¹在情急之下，向毛泽东进言：“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²杨继绳先生的力作《墓碑》就是这样的史书，忠实地记录了这段悲惨的历史，为毛时代大饥荒中3600万饿死的冤魂树碑招魂，以史为镜，警示后人。³

杨继绳曾是官方新华社的资深记者，退休后担任大陆最为敢言的《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他的父亲就是在大饥荒中饿死的。他在前言中说，之所以取名《墓碑》：一是为他饿死的父亲立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碑；三是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碑；四是如果因写此书而遭至不测，也算是为自己立碑。他说，我立的这块碑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作者在书中详述了自己的父亲活活饿死的一幕。那是1959年4月底，当时杨继绳还在读高中，被告知父亲饿倒在半路上。当他赶回家时，发现家里没有一颗粮食，“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皱纹宽阔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课时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看到这只手，我心里陡起一陈酸楚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瘦得皮包骨’是这样的恐怖和残忍！”3天后，他的父亲离开了人世。

为了写《墓碑》这本书，杨继绳倾注了10年心血，克服各种困难，跑了中国十几个省进行实地考察，采访了上百位当事人，包括当年的各级干部、饥荒的幸存者和见证人，查阅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包括公开或未公开的文件档案和各种地方志，参阅了许多专着和统计资料。全书80万字，上下两卷，详述了20世纪发生在中国这一旷世的历史灾难，再现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的全景图。

《墓碑》是一部读来让人心情压抑和沉重的书。书中的许多细节，字字血泪，不忍卒读，尤其是饿死人和吃死人的惨景，骇人听闻，令人毛骨悚然。当时许多地方极度缺乏粮食，大批饿死人，抛尸路旁，成千上万的人外出逃命，甚至整个村庄空无一人。浮肿病大量发生，疾病流行，人畜大批死亡，大片耕地荒芜。对此，书中描写道：“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

而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作者记述道，老百姓饥饿难当，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都用来填肚子。许多地方的饥民不得不吃一种叫“观音土”的东西，其中含有大量的氧化铝。饥民们一边挖，一边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里塞，吃完后因拉不出屎而憋死。为了充饥，不少地方发生了人吃人的惨景。甘肃省的一位母亲饿得实在厉害，煮吃了自己的小女儿，大女儿觉察到下一个要轮到她，拽着妈妈的衣襟苦苦央求道：“妈妈，你不要吃我，等我长大了给你添炕哩！”⁴

《墓碑》在忠实记录大饥荒种种惨景的同时，挖掘了酿成这场旷世灾难的祸根。长期以来，中国官方一直讳言其真正的原因，将其归罪为天灾和前苏联撕毁合同。作者列举各种数据和无可辩驳的事实，指出罪不在天灾，也不在苏联，而是执政党的重大政策失误。毛泽东是始作俑者，而极权体制则是毛发号施令、残民以逞的制度平台。

中国的大饥荒肇始於毛泽东的乌托邦狂想。斯大林死后，⁵毛为了与前苏联一比高低，争当社会主义阵营的新霸主，头脑膨胀，完全违背经济规律，不管老百姓死活，制定了超英赶美的总路线，发动了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当时合称“三面红旗”），把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乌托邦狂想的试验场。这是造成三年大饥荒的主要原因。

在当时的极权体制下，毛泽东就是真理的化身，他的狂想变成全民的行动，开启了一个狂热的年代。各地浮夸风盛行，充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苦干硬干拼命干，严冬寒春变夏天”这样的口号”。为了迎合毛泽东，各地争放亩产万斤⁶ “卫星”，“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驱赶农民在田间挑灯夜战，一连几个月睡在阴冷潮湿的野外，就连妇女也不例外，导致妇女病广为流行。作者在书中描述道，当时许多妇女正常的月经停止了，腰腹胀痛，面黄肌瘦，厉害的则是子宫脱垂出体外，当地人称之为“吊儿肠”，长期磨擦，感染溃烂，痛苦不堪。

当各地大批饿死人的情况逐级反映到中央后，毛泽东不为所动，拒绝下“罪己诏”，认为这只不过是“鸡毛蒜皮”，强调“气可鼓而不可泄”，饿死人只是“一个指头”，不能否定“三面红旗”，伤及“九个指头”。随后，又在庐山会议⁷上发动“反右倾”运动，加罪直言谏诤、为民请命的彭德怀。⁸

这使得各地饿死人的情况非但没有及时遏止，反而在更大的范围内蔓延开来。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各地官员极力捂盖子，饥民明明是饿死了，还不能说出真相，只准讲“疫情”，不能说饥饿，说那是地主、富农在捣乱，故意制造假情况，是给党脸上“摸黑”。一些地区规定死人后“四不准”：一不准浅埋，上面要种上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贵州湄潭县领导私自扣压饥民向上级反映情况或控告的材料，并进行追查，打击迫害讲真话的人。更有甚者，在省委派工作组调查时，当地官员以“保护首长”为名，把村民赶上山去，把严重病号和孤儿集中关起来，在一间烤烟房里就关死36人，又组织人把尸体丢在土坑消洞里，丢了几百具尸体，有的还未断气就往里面扔，当地群众把这称作“万人坑”。

大饥荒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中国官方一直讳莫如深，外界众说纷纭。作者在书中披露，当年负责粮食和人口变动统计的粮食部副部长周伯萍曾亲口对他说：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人。这份材料只报送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周看到后即通知，立即销毁，不得外传。所以现在再也无法看到当年大饥荒中与人口死亡相关的统计资料。作者在书中列举了大量的统计表和各类图表，根据体制内专家学者的统计，比较此前此后的人口数字、出生率和死亡率，进行分析计算，提供了一个比较可信的数字：1958－1961年之间大约饿死3600万人，少出生4000多万人。

大饥荒中饿死人的天文数字，在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相当於世界上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是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6倍，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死亡人数，而这是在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大的自然灾害，没有瘟疫的情况下发生的。姑且不论毛泽东其它的历史功过，仅凭这一点，毛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便是《墓碑》一书的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