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乘坐飞机从芝加哥穿越阿拉斯加、北极和西伯利亚上空飞往北京的途中，我翻开了黎安友（Andrew Nathan）和施道安（Andrew Scobell）共同合著的《寻求安全感的中国》（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灯光昏暗的机舱里坐满了去中国做生意、念书、开会或找工作的乘客，我一边读着书，一边不禁思考起一些看似与当代中美关系毫不相关的片段。

首先，我在想，当时尼克松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是否能想到，中国会在两国恢复正常关系后最终崛起并给美国带来挑战。我敢肯定，毛泽东当年在书房里给尼克松“上课”的时候，绝想不到他亲爱的祖国能有一天变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当时，他的意识形态运动和要在中国和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疯狂企图把中国带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

其次，我想起了1978年12月16日从广播中听到的北京和华盛顿将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新闻。我和室友们在西安的大学宿舍里听到这一消息时都很震惊。接着，邓小平访问美国几大城市的电视画面看得我们心醉神迷。然而，另一件大事很快让我们把这两件值得纪念的事抛在了脑后：中国对越南发动了短期的自卫反击战。

我还想到了魏京生来美国的时候。此前，他因为参与了1978-79年的民主墙运动而坐了大牢，抵美后于1997年11月在纽约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他和美国媒体首次接触的过程中，本书作者之一的黎安友教授自告奋勇为他做了翻译。就是因为这种“不友好的”、以及其他“不妥当的”举动，黎安友自此不能踏入那片他挚爱并深入研究过的国土。

我的航班（现在每年有超过5, 000次往返美国和中国、台湾、香港各大城市的航班）和阅读这本有关中国外交（及国内）政策的出色论著所勾起的各种回忆，都印证了黎安友和施道安的结论：美国向中国开放是为了自身利益；北京与国际商品、货币、法律以及思想市场的融合并不只是让中美两国受益，也让全世界受益；中国与其邻国的关系自古以来复杂多变；尽管如今的中国与西方国家联系甚密，是各种多边机构的会员，并且签署了国际规约，但依法治国、尊重自由和人权的观念还尚未在此扎根。

很少有中国观察家能把中国对安全的寻求放在如此复杂的历史、政治和外交语境中去分析，或许更少有学者能同时用学术权威和风趣笔触来展现一个如此重大的话题。黎安友和施道安不仅精确地描述了那些塑造和影响中国寻求安全的事件的细节，还为太平洋两岸的决策者们提供了发人深省的结论。

二位作者在这本书中试图解答的一个最有趣的问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该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中国经济发展飞速，对全球资本制度大有帮助，但自身政治制度在国内不受欢迎，在很多西方国家不被接受，而它的安全问题也因为国内和国际层层不确定的因素而异常复杂。

如果当时尼克松仅仅是因为把一个有着七亿愤怒人民的国家隔绝开来过于危险而决定把中国纳入国际体系，那么如今的美国领导人面对的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美国在规划对华关系时要考虑到四个因素：它综合国力强大；对第四圈国家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本国人民生活条件大有改善，但愤怒的人也很多，他们或认为中共太过自私保守，不愿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或认为领导人太过软弱，根本没胆量向部署了更多经济和军事资源并利用邻国来遏制中国崛起的华盛顿发起挑战。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越来越脆弱，其领导人很有可能更多地利用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巩固执政权威，提高统治能力。

尽管复杂和深奥，二位作者还是精彩地回答了这一问题。遏制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无疑会适得其反，但若在违背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体制和人权自由原则的前提下向一个崛起的中国无原则让步的后果也将不堪设想。事实上，作者已经在书中指出，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政治未来前景不明，三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个仿效新加坡的中国、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一个因内部冲突和动荡陷入困境的中国——都会给西方世界带来特别的政策挑战。此外，一个坐在三颗定时炸弹——人口、水资源和气候——上的中国还尚无法取代美国，尽管华盛顿的确因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长期作战、经济活力衰退和内部政治冲突不断而进入相对的衰落。

本书在最后几页给出的结论一目了然：中国不是威胁，因为它将忙着处理其在国内和国外的安全问题。鉴于其国土广袤、经济规模宏伟、人口数量巨大，一个不稳定的、贫穷的、思想僵化的中国只会让这一息息相关的世界险象环生。如果在一个面积和人口小得多的中东维持稳定都让世界捉襟见肘，那么应对一个陷入混乱后的中国将更为艰难。在黎安友和施道安看来，美国应对中国的最好办法就是双管齐下：在国际体系中纳入并保留中国，但不能在价值观上妥协，并保持自己的强大。“只要美国坚守自身价值观，致力解决国内问题，就能够应对中国的崛起。”¹

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中国上一代领导人将政治制度安全、领土和主权完整以及经济发展确定为自己核心利益；在这本书完成之后，新的一代中国领导人进入领导岗位，一面决定与邻国在领土争端问题上坚持斗争，一面高调提出“中国梦”。由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2年11月提出的中国梦是中共的新政策目标，目的是要在2021年前使中国成为小康国家，在2049年前达到繁荣富强。尽管这一目标并未指出中国要超越美国或成为世界主导国家，但若要实现这一大部分基于国内的梦想，中国对国内稳定和国际安全的寻求都会改变。

黎安友在上一本书《长城与空城》（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与陆伯彬（Robert Ross）合著〕中的结论与分析大部分是正确和中肯的，那么通过下一个十年来检验这本新书中的结论和建议将十分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