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有敌人,中国人民有敌人。复仇的意志和敌忾的决心,将激发全体人民翻天的巨澜,扫荡极权制度一切黑暗角落,把民族罪人一个个挖出来,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这一天必定到来。
在那本六四回忆录中,晓波嘲笑包括自己在内的六四人物,是走下“十字架的英雄”,这一次他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而是被钉死了十字架上。他的离开,再一次把我们带到那个终极问题:人到底活着是为了什么?到底如何才能活出生命的意义?如何把我们分散的生活集中起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中共当局对刘晓波刘霞夫妇的非法迫害,制造出强权压迫自由意志的悲剧,并在全世界关注的目光下,高强度表演其执法机关从上到下长期施行的丑恶“连坐”实践。但从西方媒体不分左右的反应来看,刘晓波已经令这个政权在社会价值方面的信用破产。
如果没有自由、民主、法治,刘晓波先生的悲剧,不会是最后一个,各种暴行不会停止。长期对我的折磨,致使身体的伤损已逐渐呈现。而虐待还未停止。如每天规定两小时放风的权利,都无法保障。伙食差如猪食等等……
武器或可毁灭人类,但爱却征服世人。请拿起你们的利剑,刺向真正的敌人,而不是刺向为了我们共同的信仰而选择了用爱以一己之身在敌人的监狱里为所有人殉道的人!
为了人权与民主的理想,刘晓波被迫放弃了他的专业,被迫牺牲了他的自由,现在,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无法接受这样的牺牲。我们必须为死于中共政权之手的刘晓波寻求正义,必须把刘晓波的精神遗产传递给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
刘晓波之死给一切追求社会进步的人士的心里蒙上了巨大阴影。这不仅因爲刘晓波去世是人类进步事业的一大损失,我以爲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刘晓波之死,人们看到了最不想看到或者说是最怕看到的中国真相。他们借对刘晓波的羞辱也向世界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他们其实已经完全不在乎外部世界如何来看他们了。
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共极权政制通过击鼓传花方式加害或谋杀了宪政民主的和平精神象征。他们击鼓所传的花,当然是恶之花。用别人的鲜血,塗抹红色极权的冠冕。
我们心痛,我们悲愤,同时我们也感到无助,也感到羞耻。在长达八年的岁月中,我们为刘晓波、为那些因言论因思想被关进监狱的良心犯们呐喊了多少?如果连顶着诺贝尔桂冠的刘晓波都一度被世界所遗忘,直到将要失去他才使得我们突然惊醒,那些没有桂冠的良心犯是否注定被杀害的命运?
任何一个对习近平有所了解的人,即使用脚趾头思考,也会立刻得出结论:刘晓波是被以他为代表的中共政权蓄意谋害的。已经没有什么语言可以表达我的悲痛、愤怒,已经没有什么语言能够形容出这个政权的残暴、卑鄙。刘晓波最终死在囚禁中,习近平如愿以偿。然而,可以断定,习近平不是、也决不会是那个笑到最后的人。
最黑的时刻降临了,但晓波和刘霞在黑暗中仍然发光。世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囚禁晓波的心灵,他没有翅膀,却可以像鸟一样飞翔;世界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将刘晓波与刘霞分开——即便是监狱,甚至是死亡,他们永远在一起。
旁观的人惊觉/内心飞驰高速列车/沈阳不停北京/落日扛着勉强一个中国。/死亡呼啸而过/倒下了一个他/让你们可以把自己救活!
为什么中国转型会走进死路?因为威权的统治精英利益和人民大众利益从来是相违背的,当中可能有部分会重合,但更要问的问题是,中共为什么要改革?最终目标是要建立全面现代化的国家、建立仅经济现代化国家、还是建立一党政权永存的体制?威权体制已到了关键地步,不改革最终会失败,只是看失败是以什么方式出现。
从政治层面看,郭文贵的爆料让当局无法回避他们以为能回避的现实,特别是让当局不得不面对“以贪反贪、以黑反贪”的灾难性后果。从社会和思想层面看,郭文贵强调自己“农民儿子”的身份和视角,打破了中国文化和知识精英对塑造变革话语的垄断,为中国关于未来选择的辩论注入了语言和思想的活力。
深化改革,清理权贵弊政,从根本上说,是要为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开通道路。在这次改革刚刚破局的时候,应该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要将公平正义这一核心价值植入这一轮改革之中,作为这一轮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目标。
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的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当局执行了一个名叫“拔旗行动”的计划,对各个领域里人权活动的领军人物一概打压。郭飞雄的遭遇就是例证之一。当局妄加罪名,判刑监禁,这本身就已经非常恶劣了,而罔顾起码的人道,刻意虐待折磨,更是不可容忍。我们必须进一步动员起来,制止当局对郭飞雄实行慢性谋杀,要求当局立即对郭飞雄进行体检,保外就医。这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律师和学者、群众理解、明白、清醒,律师死磕,是法治之兴。律师和权力媾和,是法治之殇。死磕,律师不得已之举,法治不彰,才有死磕。法治昌盛之日,便是死磕消亡之际。但这一天,还要等多久呢?
作为中国的一名人权律师,梁小军不得不接受现实:时不时地遭遇一阵打压,是从事这个职业的人无法回避的风险。他还逐渐熟悉了中国为了管控异见者而经常采取的施压和胁迫手段:让他们和来自政府的监管人一起“喝茶”,频繁被司法人员造访,遭受警方的骚扰。但2015年7月10日早上,梁小军知道,严重得多的事情正在发生。
萨哈罗夫的死亡在前苏联和国外引起巨大回响,他死后被多家媒体称为“国家良心”,“俄罗斯知识界中最瑰丽的花朵”,“他关怀的并非人类的抽象概念,而是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人”。
关于港独,它既不是中共或梁振英,更不是美国、英国或西方的“阴谋”所人为造成,当然也不全是(并且主要不是)中共反对香港民主化的蛮横政策或梁振英政府执政不当的错误所意外触发,而是香港长期以来特殊的历史遭遇、政治地位和文化氛围在当前特定的政治社会条件下的特殊产物。
转型的艰难在于专制的野蛮,野蛮的无底线让人人都有恐惧感,这很正常。但有一点我们笃信,当人人都心生恐惧时,制造恐惧的他们将比人人更恐惧。我们可以前赴后继在恐惧中输给他们千万次,但他们只能在万千恐惧中等待我们赢一次。
过去30多年来,美国和中国此消彼长的严重变化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全球化起源于美国,但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为什么?因为中国有效的权威主义提供了一个比美国民主制更有利于资本追逐超额利润所需要的环境。
一个人、一个党不敢正视自己的历史,不敢承认自己的罪过是懦夫的表现;一个民族对历史的整体失忆是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