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辩中国：美中关系十谈》揭示了中美两国学者对于这两个国家价值观和政策的思考。不同于往常，中国学者坚持认为，无论中国出现了什么错误状况，其根源都在于外国的剥削和干涉。他们也指出了美国企图搞垮中国的阴谋。相反的，美国学者则提出了针对中国的多项指责，但也承认美国在国内外确有不良行为。

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国人权理事黎安友的谈话中，上述观点表达得最为鲜明，他代表美方。与他对话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周琪教授，社科院是中国重要的官方智库，周从一所美国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因着编辑的提问，周女士一开场便切入价值观的话题。她指出：长期以来，美国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在1960年“认为中国是共产主义在东南亚扩张的一块跳板，并封锁台湾海峡”来保护台湾。她继续说道，幸运的是，60年代中美两国共同意识到苏联是一个严重的国际威胁而走到一起；但现在两国间仍存在着“深刻的分歧”。 周女士辩称，由于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威胁，这使得相互信任“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中方一个贯穿本书的常见的指控。她进一步说，虽然美国人坚持认为中国受意识形态左右，但拒绝承认美国自己也与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比如坚信美国的“特殊命运……国家命运和……例外论”。周女士在这个话题上有许多这样的表述，在19世纪，美国人的信念驱使他们进行“血腥扩张”，二战后则寻求“全球主导地位”。

谈到人权，周女士对比了西方和中国的看法。她说，西方人相信人类拥有权利，而中国和许多东亚国家的人则不这么认为，他们的观点基于儒家的“责任”观念而不是个人自由。（这忽略了日本和韩国实行的民主制度）。她总结道，因此，虽然“中国人喜欢民主的概念”，但他们仍然把政治稳定放在首位，以此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平。虽然中国相信普通美国人生活在一个相当大的民主国家里，他们仍然看到了美国的经济危机，“国会瘫痪，决策效率低下，尖锐的两党冲突，日益增加的国会竞选经费。”周最后补充说，中国的白皮书指出了美国侵犯人权的行为。

黎安友举了三个有名的例子，来反驳周女士关于“中国人更喜欢稳定和生活得好，而不是民主和个人自由”的说法，其中包括：魏京生，因为在西单民主墙上张贴了呼吁民主的文章，1979年被判刑；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因为要求中国政府遵守宪法中规定的权利，正在服刑11年；陈光诚，为拒绝遵守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妇女辩护，曾经被监禁和软禁在家。陈光诚现在在美国。这三个名字从来没有出现在这本书里中国学者的谈话中。

黎安友谈到了人权问题，以及它们能否通过不同的国家民族价值观来定义。他断言，人权是由国际法定义的，尤其是世界人权宣言，“这是中国政府承认的法律”。他说，侵犯国际上定义的人权，“违反了中国宪法……”。黎安友坚持认为，大多数对于人权的侵犯，“违背了中国人的公平意识，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因为政府的审查，他们常常不自知）。”中国人的权利被侵犯不是意外。在每个政治层面上，权利都被侵犯，从党到警察，到国家安全部,“这些国家机构有不被制约的权力” 。

周女士抛开这些一概不谈，包括回避具体的例子。她重申发展中国家更重视“经济和社会权利”。她还重申关于美国“例外论”这一观念的说法，指美国需要“传播”他们的核心价值，还有美国容忍和保护了一些残暴的政权，包括韩国、南非、菲律宾和海地。

黎安友回应说，周女士和他实际上是“鸡同鸭讲”。他承认“我们同意说美国有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个观点在美国民权运动中是被广泛分享的。”他提到了人权观察，他是该机构亚洲部顾问委员会成员。该组织一直在批评美国在国内外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他说，“我同意你对于美国在践行外交政策的人权准则时，采取双重标准的批评。”他又进一步补充道，正是很多像人权观察这样的组织，迫使里根总统改变了美国对专制政权的政策。

黎安友坚持认为“一个政府并不需要很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才能停止对公民和政治权利的侵犯。这样的侵犯对经济发展、社会秩序或者政府其它任何的合法目标都毫无益处。”所谓“稳定”和经济发展压倒人权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这么多年来，没有谁比布鲁金斯学会的李侃如更努力地去公允地评价中国，了解中国。在他的谈话中，他将美中关系维持的成功程度描述为“真正了不起的。”我对此没有概念，直到我读到他所说的，除了国务院和国防部之外，美国政府部门每周都在与中国政府打交道，涉及的部门相当多，比如教育部。但李侃如也警告说，破坏性的不互信“近几年已经滋生”。李侃如写道，除了中美两国截然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之外，中国对美国寻求“彻底铲除对手”产生了不信任。他说，这种不信任确实存在，尽管美国欢迎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美国帮中国努力争取加入国际组织，例如G20——由全球20个最大的经济体的财政部长和央行官员参加的组织。他说，然而“美国对独裁和一党体制有着与生俱来的不信任（尤其是在这个政党自称“共产主义”的情况下）……”

对此，北京大学的王缉思说，很多美国人指责中国导致了美国的就业机会流失，并指控美国支持新疆和西藏的分裂运动。他竟然声称美国媒体和NGO在中国“煽动反政府情绪”来制造不稳定。至于美国对中国实现国际一体化的赞助，王缉思说，其动机是使中国更喜欢美国。他提供了一个美国缺少敏感的例子，说一个美国军官建议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派往美国，这样当类似阿拉伯之春的事件在中国发生时，中美两国军方可以合作。王缉思谴责了这种观点，说任何像阿拉伯之春这样的事件是“中国领导人希望看到的最后一件事情。而且解放军会不遗余力地阻止美国影响中国内政，更别说是中国军方的内部事务了。”

在军事发展这个棘手的问题上，美国海军研究生院的Christopher P. Twomey一开始就指出中国的军费开支可能“比官方数据高了40%至70%”，尽管仍然远低于美国。他提及了“来自中国的网络渗透（对美国）的持续威胁。”他警告说，如果这变成了破坏活动，就将是“一种战争行为”。他继续说道，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在2009和2010年的挑衅行为”，导致该地区的其它国家呼吁美国在该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

国防大学的徐辉回应时坚持认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模式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一次实验”。他反驳了中国应该对网络战争负责的指控：“……这项指控应该被重新考虑，原因很简单，因为技术上还没有可能找到攻击的真实来源。”徐辉争辩说，两国的安全关系改善的主要障碍在于美国对于中国的行动和意图的误解。

提到中国学者理解不了的美国正常采取两手做法的最佳例子，Twomey说，“侦查和间谍是两国生活中存在的事实。我们就不要假装中国没有在美国的间谍活动……关于‘技术上还没有可能找到攻击的真实来源’的说法，我持反对意见，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中国参与了许多网络活动。”他说“据说政治局支持这些行动。”比如强迫Google退出中国这样的事情。他承认“当然，美国也通过互联网从事间谍活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更具破坏性的网络活动。”Twomey先生向徐先生提供了指控中国的一些来源。徐先生反驳了这些指控，并引用中国的消息来源来支持他的否认，他继续指责“在针对中国的外国黑客攻击当中，来自美国的网络攻击最多，尤其是针对中国军方的。”这可能是在近期的学术活动当中最有趣——也许是无意的——观察之一，徐先生补充说明这一指控，“基于上述发现，我们并没有指责美国。”

最后，在关于西藏的辩论中，北京大学的贾庆国和史汀生中心的容安澜产生了很大分歧。贾先生说，尽管西藏在中国的全面管辖下，但“国际反华势力”使情况变得更复杂，根子在达赖喇嘛，他表面上寻求西藏的“真正自治”，实际上却“推动西藏独立”。贾先生指出，尽管美国没有插手西藏问题，但包括奥巴马在内的大多数美国总统都接见过“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美国也指责了西藏的人权问题，并敦促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进行谈判。贾先生强调说，实际上，“西藏的人权状况多年来已经有了大幅改善。”他总结说，美国不是真正的关心人权，而是要“削弱中国政府”。

容安澜回应称美国政府“一直接受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也不支持西藏独立，并补充说尽管美国坚持在人权领域的价值观，“我们自己的纪录，当然也不是完美的”。容安澜争辩道，不过美国一直致力于国内的反歧视斗争，“让我们痛苦地意识到辱没少数族裔的代价”。他认为尊重西藏人权“将提升中央政权合法性在西藏的接受程度”。

在所有中国学者当中，王朔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典型的例外——尤其是作为一个讽刺小说家——与他辩论的是加州大学的谢淑丽。考虑到媒体是中国最敏感又最具潜在危险的话题，王先生直言解决公众怀疑和困惑的解决方案“很简单但并不容易：一个更自由的新闻界”时，这确实令人感到震惊。他对于当前状况的描述同样直言不讳：“……政府下重手对专业新闻媒体施加压力，决定什么报道越界了，什么样政府政策可以公开讨论，等等。”总之，其结果是“不让专业新闻媒体做他们该做的工作”。

作为一个几十年来经常谴责美国在国内外可耻行为的美国人，我发现令人沮丧的事是，在《激辩中国》一书中，中国学者几乎完全无法正视他们自己的国家（唯一的例外是一个小说家）。更令人沮丧的是，这种能力的缺失，在就读于西方国家高校的中国学生中更加明显。中国最好和最聪明的一群人已经在自己的国家吸取了足够的教训。

[中国人权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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