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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怀念三个人——“六四”十二周年祭

2001年04月08日

这些年来,每逢农历清明或“六四”周年,我的脑海里总是萦绕着三个人的名字:一个是我的小学同学、青年钢琴家顾圣婴,一个是我中学和大学时代的校友林昭,第三个就是我的儿子蒋捷连。

他(她)们不是同代人,却死于同一个时代——廿世纪后半叶。顾圣婴是在一九六六年“文革”之初,因不堪受辱而自杀身亡的;林昭一九六八年被中共当局枪杀于上海龙华机场;而我的儿子蒋捷连则被害于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惨案。

“文革”结束,顾圣婴和林昭先后由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平反昭雪”,而导致她们从这个地球上消失的那些人,却似乎并没有受到过任何追究;至于我的儿子蒋捷连,虽然离开这个世界也已有十二个年头,但至今沉冤未了,刽子手们仍逍遥法外。

我之所以常常想起这三个人,是因为他(她)们有着相似的命运;我一想起他(她)们,就禁不住会想起那个给他(她)们造成如此不幸的年代,我的眼前也就会浮现出一幕幕令我不寒而栗的悲惨场面。时间长了,我的思绪似乎有些混沌、模糊,时断时续,但在意识深处,总有一种难以遏制的冲动,想把我所知道的一切,所想到的一切,告诉世上的每一个人。

我想先说说我的小学同学顾圣婴。

圣婴自杀身亡的噩耗,我是在她离开人世廿三年后才获悉的,那已经是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了。当我从一份《文摘报》上看到“顾圣婴”这个熟悉的名字时,我的心顿时沉了下去,眼前一片昏黑。

我彷佛又回到了四十多年前的那个老上海,回到了当时坐落在徐家汇永嘉路上的一所不大的小学校——中西女中第二附属小学。在一间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一个比我年龄小、个子比我矮的小姑娘,端端正正地坐在我座位的前一排,我俩一前一后正好挨着。她就是我的同班同学顾圣婴。

那是在一九四四年的秋天,我初进二附小,在三年级插班。刚认识圣婴时,只觉得她是个可爱的洋娃娃。她穿戴整洁、漂亮,脑后晃动着一个很大的蝴蝶结,脸上总是挂着谦和的微笑。不久,我就发现她不仅可爱,而且聪慧。她每周要离开班级去上好几次钢琴课,几乎没有玩的时候,可门门功课都得“A”。我至今还记得,每当老师在课堂提问时,她总是勇敢地举起小手,准确无误地回答所提的问题。她性格温和、文静,平时说话不多,从不与同学争吵,因此班上许多同学都很喜欢她。

中西女中及其附小在上海是有名的教会学校,学费很昂贵;在这所学校上学的孩子一般家里都比较富裕,但我是个例外。那时上海沦陷,父亲任职的德国中兴煤矿公司停业,他长年赋闲在家,坐吃山空,家道就此中落。但我母亲坚持要让我受到最好的教育,她是动用了她的“私房钱”,变卖了首饰才把我送进这所学校的。

二附小校舍虽不大,但设施齐全,教学严格;尤为特殊的是英语课,不仅三年级起就开设了这门课程,而且课本都是从美国运来的精装本,从看图识字到童话故事,坐在我前面的顾圣婴就把我当做了她的帮助对象。我与圣婴最初的交往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圣婴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女孩,她大概是看出了我的难处,遇到老师讲解中的难点时,常常利用课间转过身来低声问我懂了没有?只要我摇摇头,她就耐心地讲解给我听。以后习惯了,只要我拍拍她的肩膀,她就会即刻把头回过来凑到我耳旁。我就是在这不知不觉中度过了那段转学后的适应期,也是在这不知不觉中,与圣婴结成了深厚的友谊。

但我和她除了切磋功课外,在一起的机会并不多,因为她把很多时间都放在钢琴课上了。每天下午一放学,她的父母就用小汽车把她接走了。在二附小,家里用小汽车接送的学生不少,但像圣婴那样,每天都由父母亲自接送的却不多,可见家里对她的宠爱。然而圣婴在同学面前从不提她的父母,也从不夸耀自己的家庭。所以,我和她虽然是好朋友,却对她的家庭几乎一无所知,至今只是留下了一对穿着讲究、神态和善的中年夫妇的印象。

我与圣婴相处不到三年。一九四七年春,我家从上海迁往苏州,我不得不流着眼泪离开了中西女中二附小。我至今无法忘怀的是,在我临别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康慧娟老师邀请了很多位同学,在一位叫高苏明的同学家里为我举行了一次告别派对,老师和每位同学都在我的一本纪念册上留下了临别赠言。我离开上海后始终保留着这本纪念册——从“解放前”一直保留到“解放后”。可惜,经过“文革”和“五七干校”,这个小册子不复存在了。圣婴的赠言也已记不起来,只是“顾圣婴”这三个端正的钢笔字还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里。

那次告别时,许多同学还送给了我自制或自购的小礼物。这些小礼物我也曾精心保存了许多年,它们随我从上海到苏州,从苏州到东北,再从东北到北京,一起颠沛流离了大半个中国,可惟独圣婴的礼物我无法保存下来,那是一辆用纯巧克力制成的近一尺长的“吉普车”。这件珍贵的礼物我也保存了很长一段时间,尽管我从小就喜欢巧克力,也一直没有舍得去碰它。

天气渐渐热了,我母亲就让我放到楼下阴凉的房间里,但苏州家中没有电冰箱,到了七月酷暑,“车”身开始酥软变形,快融化了,我才与弟弟妹妹一起分享。“吉普车”虽然不存在了,但作为一个美好的记忆我却永远保留了下来。

一九四九年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一条人生的分界线。共产党代替国民党不仅换了一个朝代,而且也使得许多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变动。我们丁氏家族在我四伯父丁文渊的带领下,一大半去了台湾。当年他是上海同济大学的校长,又是国民党时期的国大代表,他是在当年的中央政府劝说下随同一大批文化界名流离开大陆去台湾的;但是我父亲一家及七叔一家以及我的二伯母(地质学家丁文江遗孀)却留了下来。

据我所知,我在上海的几位最要好的同学(现在还记得的有李松卿、庞元珠等几位),当时也都随家离开了大陆,但顾圣婴一家却留在了上海。不久,我父亲带着我们全家到了东北热河(现辽宁)的北票煤矿,参加了“新中国”的煤炭开发。从此,我与顾圣婴身处南北,未再见面。

我再次听到“顾圣婴”这个名字,是在五○年代我随父亲到了北京以后。据报载,圣婴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获得了钢琴比赛金质奖章。这个喜讯着实让我欣喜了一阵子。在以后几年,我又陆续得到她在国际上获奖的消息,但因多年失去联系,只能在心底里向她默默祝贺了。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样一个才华出众的青年女钢琴家,竟在“文革”中以最让我无法接受的方式结束了短暂的生命;而且一直到她离开人世后我才知道了她和她家庭的一些情况以及所遭受的不幸。

圣婴的父亲在一九四九年前是上海的实业家,如果用共产党的话来说,还是一个“进步的资本家”。据说在“解放”前,还以他特殊的身分帮助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做过很多事情。但是,在五○年代初的“肃反”运动中,他却被当作国民党“特务”判了刑,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

“文革”初期,圣婴受到株连,竟被上海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当做“三名”、“三高”的“黑苗子”揪出来批斗,身心受到巨大打击。由于不堪受辱,她在给发配到外地服刑的父亲寄去最后一个装着巧克力的包裹后,就服用安眠药并开放瓦斯自尽了;同时以同样方式结束生命的,有她的母亲和唯一的弟弟。

待到“文革”结束,顾老先生“平反”出狱回到上海,家里已空无一人,老人孑然一身,不久也了却残生。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在热闹的上海滩上消失了。

圣婴的死,我除了默默流泪,似乎无话可说。我只是觉得,像她这样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有才华、有追求、懂得自尊自爱的人,本来是不应该死的,她当时只有廿九岁,在人生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是偌大的中国却容不下她。她悄然地离去了,而此次毁灭的,不仅是她的生命,也不仅是她的家庭,而是她的整个追求和创造,她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音乐。

当一个人面对刺刀和枪囗的时候是需要勇气的;当一个人面对屈辱的时候同样是需要勇气的。一个弱女子,宁可以死相抗,也不甘屈膝求生,这是何等的勇气啊!古人云∶“士可杀,不可辱。”她以她的死,保全了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和气节。

多少年来,我常常想起她送给我的那辆用巧克力制作的“吉普车”。我没有想到的是,在她决定放弃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她用来表达她对父亲依恋之情的,居然也是一包巧克力。平时少言寡语的圣婴,她用这特殊的方式寄托了她全部的亲情和友情,全部的爱。

圣婴在人世间已没有一个亲人了。我曾打听过她的墓地,但了无线索;不知有无墓葬,也不知葬于何处?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无奈。我惟有在每年清明节祭奠我的亡儿时,默默地给这位童年的好友洒上一杯浊酒,祈愿她在九泉之下能得到些许的宽慰。

林昭这个名字,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她死得惨烈。听说她死后,行刑的公安当局还去她家里向她母亲收取了五分钱的子弹费。

我同她曾是中学和大学的校友,两次同处一所学校,甚至同住一幢宿舍,却相遇而不相识。如果说,圣婴之死,在我的心灵留下的是无尽的遗憾、无尽的哀伤;那么,林昭之死,在我心灵上留下的则是无尽的愧疚、无尽的痛楚。

林昭的遇难,我也是在“六四”以后才知道的。我儿子罹难后,我的一些在京的同窗好友纷纷前来看望我,安慰我。这样,消息也就传到了我的一些外地同学那里。不久,一位在外省任职的老同学给我寄来了一封信,信上的话语不多,却附上厚厚一份复印件,是几年以前发表在《民主与法制》杂志上的一篇署名文章,篇名为《林昭之死》。

我这才知道,林昭原为北大新闻系学生,一九五七年因同情“右派”同学而获罪,也被戴上“右派”帽子。五八年北大和人大的新闻系合并,林昭也就随北大新闻系的师生一起转到了人民大学城内分部——东城铁狮子胡同一号校舍(人大新闻系所在地)。她因患肺病,被“特准”安置在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当时我们作为人大新闻系学生,住九楼宿舍,而林昭则独自一人住在九楼楼梯下的一间小屋里。可是在一个楼里同住两年我却一无所知,即使搜遍了记忆,也毫无印象。

又过了一些时候,我的那位在外省任职的老同学趁来京之便来看望我,我不无自责地询问起林昭的事。那位宽厚的老同学大概是不忍心责备我吧,只是随囗说了一句:“你当时也许不会注意到她。”接着他又说:“我们这些‘老右' 与林昭都很熟,大家都钦佩她的才华,都叫她‘林妹妹'……。”

我一切都明白了。当年,我同林昭虽然同住一幢宿舍楼,却生活在绝然不同的两个世界。我生活在一个共产党用所有一切美丽谎言堆砌成的“阳光灿烂”的虚幻世界里;而林昭,以及我的那些“右派”同学,则是生活在一个被谎言挤压得几乎暗无天日的世界里。然而,这另一个世界是真实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们,虽然备受摧残,却仍保留着人性的本真与美好,保留着人类的同情与爱。

我不想用幼稚、单纯这类词语来为自己辩护。作为一个青年学生,会有所追求,想有所获得。在那个年头,书念得不多,运动却不少,如果能被领导封上一个“积极分子”的头衔,那就是一种梦寐以求的荣耀。为此,他会心甘情愿地“听党的话,跟着党走”,做“党的驯服工具”。他会以一种愚蠢的高傲和可怕的冷漠,去对待那些朝夕相处却有着另一种追求的同伴,会在这些同伴受到伤害的时候,心安理得地从他们身旁走开,甚至会投之以一种轻蔑与嫌弃。而他这么做的时候,他也许会觉得自己是在实现某种“崇高”的理想,却不会想到这是在制造一种罪恶,在毁坏一种文明,在戮杀自己的人性和良知。

我要感谢我的那位老同学,他让我知道了林昭在人大的一段往事。这使我从生命的麻木中苏醒过来,这种苏醒是痛苦的,但惟有这痛苦,才会脱去自己身上的枷锁,才会发现真实的自我。对我来说,这是灵魂的一种救赎。

那是在我儿子刚遇难不久,我正承受着痛苦的折磨,徘徊于生死之间。我急切地想更多地知道一些有关林昭的事情。我想,我也许能从这些同代人的苦难中,寻找到一个生命的支撑点和活下去的勇气。但是,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并没有找到可以进一步了解林昭的更多文字资料。

一直到前不久,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从一本书里读到了林昭妹妹彭令范女士回忆她姐姐的文章。我这才知道,原来我与林昭在中学时代还曾就读于同一所学校——苏州景海女师附中,只是她比我高四班。一九四七年春,我离开上海的中西附小随家到了苏州,未待小学毕业便考入了景海女师附中,这所学校与上海的中西女中属同一教会所办,在当时的苏州也是一所有名的学校。一九四九年林昭高中毕业离校投身“革命”时,我还在读初二。三年后,我辗转到了北京,参加了“革命工作”。五六年,我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而林昭则先于我考入了北大新闻系,之后又转到人大新闻系。

然而,我和她虽然从同一所中学出发,最后又汇入到同一所大学,命运与境遇却截然不同。林昭是在人民大学一直待到我毕业以后才由她母亲接回上海家中养病的。在上海,她又因与一些“反叛者”的交往而被控犯有“组织反革命集团”罪逮捕入狱。在狱中又因“拒不服罪”而加刑,受尽了非人的折磨,终至被处决。那年她才卅六岁,终身未婚。

林昭遇难后,其居住在苏州的老父含愤自尽,老母因受强烈刺激,神经错乱,在“文革”中的上海街头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又一个家庭在热闹的上海滩上无声无息地毁掉了。

这些年来,我到处托人打听林昭墓葬之所在,一直到去年才得知其墓葬的大概下落。据说是她当年的一些新闻系老同学集资修造的,地点就在她家乡苏州的郊外;说是墓,却无尸无骨,仅安放了死者的一缕头发和一些遗物而已。

今年清明节前,我和我先生寻找了很多地方,终于在苏州城外灵岩山麓的“安息公墓”找到了林昭的墓地。在一丛翠柏树荫下,一块不大的墓碑上写着“林昭之墓”四字。生卒年月:一九三二·十二·十六至一九六八·四·廿九。墓碑的背面镌刻着林昭的一首遗诗:“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灵台,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他日红花发,认取血痕斑,媲学嫣红花,从知渲染难。”

我默默地凝视着散落在墓碑上的斑斑苔痕,心里不免产生一种世事沧桑、变幻莫测的悲凉之感。似乎一切都结束了,又似乎一切都还没有开始。我想,如果林昭能活到今天,也许不会有当年那样的乐观;如果她地下有知,一定会无法放下那背负的沉重。

以上,就是从“反右”,到“文革”,到“六四”这五十年里两代人的命运。他(她)们年龄最大的卅六岁,最小的才十七岁。他(她)们有的曾欢呼过“新中国”的诞生,有的一生下来就沭浴着“新中国”的“阳光和雨露”;但是,最后他(她)们都被这个“新中国”吞没了,而他们唯一的过错,就是想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寻找一种被称之为“自由”和“尊严”的东西,却找错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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