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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到了斯诺夫人

2000年07月24日

一、中国当局不让斯诺夫人看望丁子霖

3月31日,我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中得知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的遗孀路易丝·惠勒·斯诺夫人将於4月1日上午11点赴中国人民大学看望“六·四”死难者母亲丁子霖教授。听完广播我很兴奋。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一位美国记者叫埃德加·斯诺,他们夫妇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当年象我这样的人几乎都读过,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我对这对美国夫妇一直怀有特殊的感情。而丁子霖嘛,她是我近年来结识的朋友,而且是与我有着同样命运的一位朋友,我们两家的孩子都是在“六四”惨案中被政府的军队无辜杀害的。这次斯诺夫人来北京看望丁子霖教授,我把它看作是对我们这些受害母亲的关爱与抚慰,因此我也很想同这位可尊敬的夫人见上一面。但是,我很担心这次会见能否顺利实现,我知道丁教授的家常常遭到便衣警察的监视,去她家的客人也常常遭到阻拦。

我决定4月1日去她家里。当天10点之前,我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见校门口热闹非凡,一支小学生乐队正在大门口小广场演奏着少先队之歌,我以为这是欢迎斯诺夫人的。我走进学校,到了静园1楼丁子霖教授的住所附近,看见有一群人聚集在丁住所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我猜想这是监视丁子霖夫妇的便衣警察。因为以往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也就没有介意。我上前去敲丁家的院门,门未关,我走了进去,没有人阻拦。这时,子霖和她先生蒋教授正准备去校门口迎接斯诺夫人。看来似乎一切正常,我松了口气。但丁见到我很意外,对我说,“冰娴,您怎么这个时候来啊!快回去罢。”我这才意识到周围的气氛似乎有些紧张。我立即转身告辞。刚走到院门口,我就看到住宅周围的便衣警察突然增加了许多,同时我看到马路这边的人行道上有好些外国记者拿着摄像机等候在那里,恰好与马路对面的便衣警察形成对峙的局面。我放心不下,又返身进了丁的家里,我说:“子霖,快10点40分了,你快去迎接斯诺夫人吧!”她答应着准备出门,同时让我赶快离开。恰在此时,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两位官员走进了丁家的院子。来人对丁说:“你今天不能出去,我们进去谈谈!”。丁很坦然地同意了,然後进屋坐定。

一位官员对丁说:“你要配合我们!”

丁回答:“我知道你们要我配合什么?不就是不让我与斯诺夫人见面吗?先不谈这个。我正要找你们呢!你们做得太过分。我和蒋老师3月份去四川、湖北看望老同学,你们派人一路跟踪我们,你们就这样配合?!”

“那不会吧!我们与地方缺少沟通。”一安全官员说。

这时,我在一旁很焦急。我对丁说:“子霖,快去迎接客人吧,要不就晚了。”

“你们在屋里等着!”那位安全官员说着,他的手机响了,他到院门外接电话去了。这时,我对蒋先生说:“我走了。”我从衣架上取下我的手提包就往外走。那位出去打电话的安全官员迎面走过来对我说:“徐老师,你要走了?”他一面说话一面走向院门。我转身对他说“我不是徐老师,你为什么叫我徐老师?”

“我以为是....那你是谁?”

“你想知道吗?”我说。

“如果方便的话。”

“那就算了吧!”我说着,就离开了丁家。我环顾左右,没有发现有人跟踪。

 

二、我遇到了斯诺夫人

当我返回到学校大门口时,却不见了原来在校门外小广场演奏的小乐队,这里现在聚集了很多人,其中有不少便衣警察模样的人。在靠近门口的中间有一些外国人,我想一定是斯诺夫人到了,於是急速地在人群中寻找。我发现有两位外国妇人,一位是年轻些的,一位是长者。後者个子不高,很瘦,背微驼。她穿着极其随意,肩上背着一个皮包。我看到她那慈祥的眼睛里透露出一种无奈的神情。由於语言不通,她无法与门卫交涉,进不了门;而丁子霖正在家里与国家安全官员谈话,能不能出门迎接一时还难以预料。我很着急,我想我可以帮助她,把她带到丁子霖家。可是,我怕便衣警察阻止我。於是,我先走到一辆卖花的小推车前(平常从未见到过在大门口有卖花的小车),看了看车上那些可爱的鲜花。我猛然转向离我较近的那位年轻妇女,指着距离较远的长者说:“那位是斯诺夫人吗?”

“是的。”年轻妇女随即拉着我走向离我们两米外的一位和善亲切的妇人身边。

“您好,斯诺夫人!”她听到我招呼她的声音,向我伸出手来,紧紧地握着。

“你是丁子霖吗?”斯诺夫人期待地问。

“不是,我不是丁子霖,我是丁的朋友苏。”我很抱歉地回答。

“为什么您能来,她不能来?”斯诺夫人问。

我真不情愿告诉她丁子霖家里现在正发生的事情,何况我一时还难以断定安全官员与丁子霖谈判的结果。於是我对斯诺夫人说:“丁子霖可能会来的”。我当时想,如果丁不能前来迎接,冷落了斯诺夫人,她一定会受不了的。斯诺夫人的真诚使我深受感动,为了表达我对这位外国朋友的情谊,我拥抱了她。有很多外国记者摄下了这个镜头。

为了让斯诺夫人能与丁子霖见面,我想我应该做点什么。我很有信心地说:“走!我们进去吧!”我挽着斯诺夫人的胳膊,一群记者跟随着我们向校门口走去。在紧贴门卫的地方,有5、6个人并排着站在那里,很象是一道人墙。我们必须穿过这道人墙才能通过校门。这时,突然一位身着彩色茄克衫的中年男子笑容可掬地挡在我们面前,很干练地出示了他的工作证,并说:“你是谁?请出示你的工作证或身份证!”

“对不起,我忘记带了。”我也微笑着很客气地对他说,同时我把我的电话告诉他,让他向我的单位询问。我由於忙着和他说话,当时没看清他的身份证,我於是对他说:“可以再看一下你的工作证吗?”他立刻又翻开,我看清了,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保卫处长。我拉着斯诺夫人的手,仍然友好地、微笑着对他说:“你看,这位就是斯诺夫人。斯诺夫妇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毛泽东当年的朋友,她是来看丁子霖教授的,让我们进去吧!”我拉着斯诺夫人想穿过人墙走进去。但那位保卫处长说:

“外国人不能随便进入学校,你可以登记进入。”

“斯诺夫人有护照,那就是证件,让她进去吧!”

“你是谁?”保卫处长问我。

“我是“六四”难属,我的儿子也是在‘六四’中被枪杀的,我和丁子霖是朋友,我本人在中央编译局工作,现已退休。”我很平和地对他说,希望能打动他,让我们进去。我再一次诚恳地对他说:

“你们都知道,斯诺夫人不是一般的外国人,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她这次由儿子陪同来到中国,以她对中国人民的友谊,你们人民大学也理应热情接待,怎么能把好朋友拒之门外呢?”

可保卫处长断然地说:“没有上级单位安排,外国人不能随便进去!”

我据理力争。我说:“保卫处长,你奉命不让斯诺夫人进去,但你可以让丁子霖出来啊!你们是一个学校的,打个电话给丁子霖,让她在校门口与斯诺夫人见一面,这是你能办到的。”我恳求他这么做。

“那也是我办不到的。”保卫处长说,似乎也很无奈。

这时校门外小广场上的外国记者和便衣警察都不发一言,气氛凝重。

既然进不了学校的大门,斯诺夫人即席发表了讲话,外国记者们飞快地记录着,还有人向我提问题。我的英文听力不好,没有全部听懂她讲的话。有记者转而问我:“你今天见到了斯诺夫人,有什么感想?”

“今天我见到斯诺夫人,我非常高兴,也十分荣幸。”我接着说,“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斯诺夫妇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是毛泽东的好朋友,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三、四十年代,斯诺的《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着中国》),把中国革命介绍给西方,介绍给全世界;建国後,特别是在混乱的文化大革命中,斯诺夫妇再次来到中国,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泽东主席的身旁;中美建立外交关系,有斯诺先生的一份功劳。斯诺夫妇对中国人民的友情我们怎么可以忘记呢?特别是斯诺夫人此次来看望丁子霖,这是对我们‘六四’难属的关心,我作为难属,很感谢她。朋友来了有好酒,我们要款待她,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礼貌。但我没有想到,居然把这位老朋友拒之门外!这太失体面了。”

我觉察到斯诺夫人非常失望。她问我可不可以把一本书和她的一封信转交给丁子霖,我满口答应。斯诺夫人从包里拿出一本很厚的精装书递给我。我捧着高举起这本《斯诺眼里的中国》,转向人大保卫处长和便衣警察大声地说:“这本书里的资料和照片都是三、四十年代斯诺先生在解放区拍摄的,有很多老一辈革命家的照片,非常珍贵。你们应该知道,她,斯诺夫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应该让她进去看望失去儿子的母亲丁子霖!”但保卫处长和便衣警察全不予理采。我抱着这本珍贵的书再次和斯诺夫人拥抱,我心里难过极了,我想斯诺夫人一定也很难过,我想用拥抱来安慰这位老人。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斯诺夫人又把她给予“六四“难属的一笔美元捐款递给了我,我代丁子霖收下了这笔捐款。

记者们继续向我提问题。“你是谁?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重复一遍告诉他们:“我叫苏冰娴,在中央编译局工作,德文副译审,已经退休。”我一边回答,一边把斯诺夫人给丁子霖的信夹在书中。

“你的儿子和丁子霖的儿子在一个学校读书吗?”

“她的儿子在人大附中读书,我的儿子在西城区一所中学读书。”

“为什么你能出来,丁子霖不能出来?”有记者问。

“噢!……这个问题我不能一下子向您解释清楚。我会尽量想办法让她们见面,但看来很难。”

我们在校门口停留了大约五十分钟,看来没有希望进入人民大学了,不得不准备离去。我本应返回丁子霖家,把斯诺夫人赠送的书和信件交给丁子霖,可我没有带证件,无法登记进入。我只得先回家。我正想向斯诺夫人告别,她却转身问我去哪儿。我说:“我回西单,我家就在那里。”斯诺夫人要到建国门外,她叫我上了她的车,我们一路上说着话。

 

三、我被暴力绑架并拘留了24小时

第三天,也就是4月3日这一天,我决定将斯诺夫人托我转给丁子霖的礼物送到她家里。中午12点40分,我到了丁子霖家门口。我还没有来得及敲门,就被几个便衣警察突然围住了。我左手提着一个小布包,里面装着斯诺夫人赠给丁的书和我准备送给丁的小外孙女的一些食品;我的右手紧紧抓住院门的铁柱。便衣警察责令我:“到人大保卫处谈谈,一会儿让你回去。”

“不!有什么事可以到丁子霖家谈!”我断然地回答。但他们坚持要我到人大保卫处去谈。我当时想,他们都是些身份不明的人,我为什么要跟他们去呢。於是我对他们说:“我是中央编译局的,也可以到我单位保卫处去谈。”我死死抓住铁拦杆不放。这时,一个像是负责人的S出现了,他厉声命令:“来人!把她弄走!”刹那间,不知从什么地方涌出一群人,足有二十多个,有人使劲把我的手从铁栏杆上扳下来。我大声喊:“丁子霖!丁子霖!”。我又冲着S一伙人说:“等我把东西交给丁子霖再跟你们走。”

“不行!都拿走,带走!”正当这时,我见丁子霖和她的先生从家里冲了出来,丁大声抗议:“她是我的朋友,你们不能把她带走!你们要抓就抓我!”我看见有人推了丁一把,丁差一点倒在地上。一伙年轻人立即把我架到一辆小汽车的旁边,要把我塞进汽车,我使劲顶着汽车的门框。丁子霖夫妇被阻隔在马路的另一边,眼看着便衣们把我带走,却无力救助。这时有很多围观者,有人斥责警察的暴力行为。

我被推进了小汽车,但他们根本没有开往人大保卫处,而是开到了海淀区的一个地方(可能是海淀区国安分局),接着把我带到一间地下审讯室,由两位女的对我实行搜身。她们搜去了我的随身物品,包括住家钥匙、手机等。她们翻起我的内衣,命令我脱去裤子、鞋子、袜子.....。女的搜完,男的又进来把《斯诺眼里的中国》一书的封皮揭开,翻看里面是否藏有密件。

 

四、我居然成了“罪犯”

接着是审讯。他们指着一张预先准备好的椅子凶狠地命令我坐下。我大声抗议,我不是罪犯,并拒绝坐下。他们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让我在拘捕令上签字,我坦然地写上了我的名字。随後就开始了审问,从下午1点直至深夜2点30分。

S对着我吼道:“交代!你和斯诺夫人谈了些什么?”;“斯诺夫人给了你多少钱?”;“你在汽车里和斯诺夫人谈了些什么?车里都有谁?”

我告诉他们:斯诺夫人光明磊落,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汽车内除了斯诺夫人,还有她的儿子。

“你怎么知道是她的儿子?”

“广播里说的,斯诺夫人带她的儿子去看望丁子霖;汽车里只有一位外国男子,应该是她的儿子。”

“他是干什么的?”S问。

“我问过,他是法文翻译。”

“汽车里还有谁?”

“还有一位女士,我没问她做什么工作。”

“谁开的汽车,叫什么?干什么工作的?”

“一位中国人。我们讲英文,他始终沉默,我们没跟他说话,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斯诺夫人给了你多少钱?”S问。

“没有!她还要会见丁子霖呢,她会亲手交给丁的。”我不能告诉他们斯诺夫人托我向丁子霖转交捐款的事,我怕他们逼我交出来,没收这笔捐款。

“你们在汽车里那么长时间,都谈了什么?”

“谈家常。斯诺夫人问我还有别的孩子吗?我说,还有两个,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女儿;斯诺夫人又问,你的孩子都工作了吗?我说,他们都读完了大学,工作了”。斯诺夫人很关心地问:“你的孩子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儿子做网站工作;女儿和她的丈夫都学化工。斯诺夫人听了感到欣慰。她从提包里拿出几张照片让我看,其中一张是全家照:埃德加·斯诺、路易斯·维勒·斯诺、她的儿子及漂亮的女儿。……”

“斯诺夫人给了你多少钱?”S又问。

“我说的你不信,那你们去请斯诺夫人到这里对质好了。”

“你看你签字的文件上,我们可以抄你家,我们把东西拿来,不怕你不交待。”S说着把拘捕令递给我,上面明白写着有抄家这一条,但我在签字的时候根本没有顾得上看一眼。我说:“我既然签了字,我就认账。”

深夜一点多,S让人抬来一张桌子,让我写文字交代材料,从3月31日到4月3日都去哪儿?做了什么?和什么人通了电话?等等。我飞快地写了12页,他们看了不满意。S说:“你的记忆相当好!你巧妙地隐瞒了重要事情。”

我反问:“你们倒底想知道什么?”

“你有多少钱?都有什么币种?从哪儿来的?怎么用的?你必须一一交代清楚,什么时候交代清楚,什么时候放你回去,我会让人给你拿衣服来,早交代早回家……。”

S又指控我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我说:“我想让新华社记者来采访我,你们能办到吗?”

S又指控我们“六四”难属接受国外的捐款。我说:

“你难道不知道这个群体的困难?‘六四’遗孤要读书,他们失去了父亲或母亲,经济陷入困境,需要帮助;很多死难亲属精神受到强烈刺激,有病需要治疗,急需救助。你们不要以为我们有很多捐款,有,我们就给予救助;没有,我们给他们精神上的安慰。我们这个群体是用血和泪连结在一起的,我们必须互相帮助。你说我们接受境外捐助,你能通过国内红十字会或慈善总会给我们捐助吗?如果不附加政治条件,我们可以接受;如果附加政治条件,你给100万、1000万我们也不要。政府不关心我们,朋友们关心我们,我们有权利接受帮助。”

S又给我讲了一通“六四”镇压的必要性,都是些重复了多少遍的官方滥调。最後他说:“六四”已经定性,不能平反。”又说:“邓小平说了,让历史来评价‘六四’。” 他大概是想让我明白,同他们对抗没有好处。我接过了他的话题:

“为什么等着历史作结论。我们‘六四’死难亲属都是大屠杀的见证人,我们有权说出真相,有权要求重新评价‘六四’,我们要给死者讨还公道。你说‘六四’不能平反?你能再说一遍!”

“现在不能平反。”S斩钉截铁地说。

“我相信总有一天要平反。中国的事情都在变化。我父亲56年差一点划成胡风分子,57年终於成为大右派。我母亲也是右派,而且被定为极右,被开除了公职,发配到大别山劳改,文化大革命中又成了叛徒、特务。这些在毛泽东时代不都是铁板上钉的钉子吗?但到了十一中三中全会之後,不都平反了吗?中国在不断变化,平反‘六四’势在必行。那些想保住既得利益的人,历史也会还他们一个‘公道’的!我们不是已经把李鹏告到最高检察院去了吗?总有一天他要接受审判的。”

S不爱听这些,换了一个话题:“你知道有多少组织想利用难属这个群体吗?这个难属群体是不稳定的因素,现在社会需要稳定!”“我们知道社会的稳定有多么重要,但难属绝不是不稳定因素。我们是受害群体,我们这个群体不受任何组织的左右,就连接受捐款附加政治条件都不行,否则我们宁可不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组织想利用我们。我们是独立的群体,谁也不要想利用我们。”

我谈到了同政府对话的问题。我说,我们有一个20人的对话团,要和国家领导人谈判“六四”问题。

S大概觉得我提这个问题不是地方,轻蔑地说:“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日理万机,那有时间谈这个问题!?”

“这是头等大事,人命关天。科索沃死了三位,政府动员全国人民悼念他们,为他们争取最高的经济赔偿。我们的亲人死去10年了,马上11年了,政府不理睬我们,反倒把我们视为敌对势力监控起来,还要扣压海外给我们的捐款,留德学生那笔捐款至今不归还给我们,难道还没有查清楚?”

“你要是国家领导人,你该怎么办?”S问我。

“我要是江泽民,就应该和难属对话团对话,可以一步一步谈,我们不指望一次彻底解决问题。”

4月4日凌晨已是清明节了。我睡在他们安排的床上,恍恍惚惚好似见到了我的儿子赵龙,他笑着向我走来,只是他的头发长一块,短一块,脸上还有血迹。我说:“龙龙,你过来,妈妈给你修剪一下,你脸上怎么那么多血?”醒来时,才知又是一埸恶梦。我儿子在那个疯狂的夜晚,胸部连中三枪,死在长安街上。但愿那是一埸梦,而那却是真的。

4日早晨9点,我又走进审讯室。

“你拿了多少钱?都有什么币种?从那里来,怎么用的。一一交代清楚。慢慢来也行,反正我们有的是时间,什么时候交代清楚了,什么时候放你走。”S又补充说:“你接受自由亚洲台采访,都说些什么,也要写清楚。”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老是要问拿了多少钱?难道这个世界上除了钱不再有别的?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了。於是我转到他问的第二个问题:“这么说,你也听了自由亚洲电台的广播?你都听了,还让我讲什么?”

“那不是全部!”

我不再理会他们的问话。但我心里想,我的钥匙在他们手中,要是去抄家的话,可以跑好几趟了。再一想,也只能随他们的便了。

等到中午,他们端来了饭菜,我只喝了点白开水,不吃饭。快1时。S说:

“我看你也累了,你先回去,以後再说。”S同意我的要求,把我送回丁子霖家,因为我必须把斯诺夫人赠送的书转交给丁子霖,还有我给6岁小女孩的礼物。我知道他们祖孙三人傍晚就要离开北京去无锡,晚了就见不到他们了。到了丁子霖家,才知道斯诺夫人和难友们曾多方营救我,我才能在24小时後被释放。

 

五、结束语

难友们知道我回家了,都松了一口气。她们知道我见到了斯诺夫人,都为我高兴。这次斯诺夫人来看望丁子霖,虽然被当局阻止了,但难友们都深受感动和鼓舞。我的很多老同学也很快知道了这件事,都向我打听有关情况。他们同我一样,十分尊敬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有人向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斯诺夫人到北京怎么报纸和电视新闻都不报道呢?这可是几代中国人都尊敬的好朋友啊!”我只能苦笑着,却无言以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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