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Skip to navigation

小时代

2013年12月30日

这是一个信息在生活中不停轰炸的时代。

这个时代里面的人们,似乎都满足于生活中的忙碌与压抑,却又好像对未来有一些隐隐的不安和焦虑——人们似乎都在生活,又似乎都不在生活。

这个时代里,“历史”、 “传统”、“文化”,每一个都像是被草草包装待售的商品,似乎如果不能和商业价值合理地绑定,或者不能和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产生实质性联系的话,便会显得一无是处。在这个时代里,“事件”就像是不断重复出现的彩虹一样,刚开始惊心动魄,之后便让人麻木并迅速被人遗忘。

我想,如果找一群人回忆一下一年之前国内出现的重大的新闻事件,两年之前、三年之前……十年之前,结果应该会很有趣。我们对某一个事件产生的愤怒,比如说7﹒23温州动车事故,比如说小悦悦事件,在不久之后就会迅速被另一个事件取缔,然后被我们“合理地遗忘”。

我常常想,如果有人以后来写我们的历史会怎么写。究竟这个时代影响我们的是哪些事件——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样的意识形态,还是像“改革开放”那样的经济体制?后人究竟会怎么评价我们这个时代——像《双城记》里面一样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回顾过去,好像我们的历史课本一直不是很擅长给出合理公正而又客观的答案。历史的书写,特别是近现代史的书写里面,充满了意识形态的主观介入。那么这个时代里面,如果对自己诚实的话,影响自己的到底是什么呢?

教育。当下没有任何其它制度像教育制度一样,充满了压抑、悲伤与妥协。基础教育过度机械化,学校充满畸形的竞争压力,学生为了抢占优秀的高等教育资源长期做大量机械化的训练,无神论的家长在高考考场门外等候、祈祷他们的孩子能够考上好大学。大学被塑造成天堂以及十二年基础教育后的“假期”,放松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就业压力。工作机会的缺乏,职业规划的不足与大学教育的失败,使得大学这个天堂迅速沦为就业的炼狱。问题是,没有人知道这么多年的教育到底是为了培养什么——做题的机器?学生挣扎在就业的边缘的时候,有没有人想过:如果改变教育的宗旨和模式,提倡批判型思维和创造性思维,鼓励自由思想,也许可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也许社会会更加稳定?也许这个国家会真正地发展而不是整天高喊口号?

利益。也许我们回顾十年来中国的变化,我们就会发现,上一代人和上上一代人高呼的意识形态口号,在我们这一代彻底被商业利益颠覆了。我们在遗忘众多历史事件的过程中追逐着经济利益,当中的不择手段、无视原则不计其数。为什么?为什么大家削尖了脑袋都想做那个成功学讲义上的范例?我认为是因为当今的社会体制里面充斥着巨大的不安全感,人口的众多导致各行各业竞争压力巨大,而占有更多的资源,不管是经济资源、自然资源还是人力资源,都是个体或者组织不惜巨大代价获得安全感的一种方式。当今的国人很少谈起马克思列宁,但是经常谈起郎咸平或者某只股票。但是如果哪天,利益不能再作为安全感的支柱,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体制。这个社会中个体的成功从很大程度上是个体的某一社会身份的成功。这也是为什么国人皆知比尔﹒盖茨、奥巴马、史蒂夫﹒乔布斯等等人物。我们对成功学的定义很直白肤浅:金钱与地位。在这个定义背后,是我们创造出的种种的体制。我们习惯并乐于生活在体制内,因为体制即社会身份的合理化,这也是为什么体制外的人常常会有身份焦虑。

回顾我的二十来年人生,国家太平昌盛,没有什么特大事件从国家层面上影响或者左右过我的人生,万幸没有内战。高考对我来说算是一次巨大的影响。这个事件让我对中国的教育体制有了清醒的反思、批判和认知,我开始认识到将学生的潜力、才能与教育机会定格在几个数字上是多么地荒谬。不断兴起的建筑和被污染的环境对我来说是巨大的影响, 晨跑后下午过敏性咳嗽的感觉至今让我觉得商业发展在走一条危险且不自省的道路。和别的国家的人的接触,让我意识到我们国家传媒体系的“自我阉割”问题很严重,让我意识到自己所知的有限和潜在的不客观性。

我不知道未来的中国会怎么样,对我来讲这个命题太大。我只能希望这个国家的政治机构能少一些浮夸,多一些坦诚;我只能希望这个国家的商业社群能少一些短视和不择手段,多一些长远性思考和原则;我只能希望这个国家的教育能变得有趣、公平、多样化、提倡创新和批判性思维、多在乎一些参与者的感受。

我们所处的时代,在未来看来应该也只是历史洪流中的小时代。我只能希望:这个小时代,能有小而积极的意义。

蒋无忌

蒋无忌,一个对人权问题和中国法律感兴趣的90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