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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

当前中国一切社会矛盾和弊端的根源在于一党专权的政治体制,而毛是这一体制的政治图腾。毛的政治遗产是中国社会转型成为宪政民主国家最大的障碍。如果不能从政治体制、意识形态领域,乃至精神文化层面全方位祛除毛的魔咒,让全体国人知道文革历史的真相,中国就永远摆脱不了血腥、暴戾、恐惧的宿命,进入现代文明国家的行列。
随着占中运动的和平收场,香港的民主斗争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一场为期两个半月的大规模公民抗命运动具有前所未有的规模、史诗般的表现以及可能对香港政制发展的持久性影响。同时,占中运动也存在很大的争议和分化。故在尘埃散尽之后,香港需要做一些严肃的反省以重拾其核心价值、重新定义其身份以及确定其在中国的定位。 “一国两制”的重负 香港是中国治理的难题。对北京中央政府而言,香港在许多重要方面仍是未知水域。尽管中国政治和经济实力雄厚,香港则向北京证明了其试图对港进行媒体审查、压制公民社会和主宰司法体系几乎不可能实现,即便得逞,也必须付出极高的代价和面对诸多的困难。...
临近年末,中国正在上演一场拥毛和批毛大戏,官方喉舌和民间舆论两军对垒,争论得非常激烈。对毛的争论由来已久,这一回合的起因是今年是毛冥辰120周年,中国官方紧锣密鼓地展开筹备活动,发动舆论攻势,为毛正名,宣扬毛的“历史功绩”,讨伐社会上“非毛化”言论,为纪念活动造势。 当前,中国社会严重撕裂,官民对立,看法两极,其中一个焦点就是对毛的评价。毛已死多年,但幽魂仍在中国游荡,魔咒始终缠绕着国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究其原因:一是邓小平当年否定毛是采取实用主义的做法,规定“宜粗不宜细”,把毛的罪过遮掩起来,使中国民众不了解毛的历史真面目;二是六四镇压后,改革已经成为权贵集团的专利,...
1983年,我和家人一起首次去中国旅行了5个星期。那时离毛泽东之死和文化大革命结束还不到十年,人们还是不敢与外国人攀谈。虽然我和小女儿吸引了满大街好奇的人群,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是茫然地盯着我们。因为担心“老大哥”在背后盯梢,我与人只有过为数不多的低声交谈。 当我1989年4月重返中国时,这个国家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政治自由化亢奋时期。学生、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和普通市民在餐馆、宿舍、公园、美发店等场所兴奋地展开辩论,涉及内容十分广泛。作家、记者、电影导演和纪录片制作人敢于触及自共产党1949年以来即列为禁忌的话题。当时颇有一些欣喜若狂的气氛。 5月,我再度回到北京,...
一 毛泽东的幽灵像层层雾霾,一直盘桓在中国上空,至今犹然。毛的西方知己史沫特莱以其女性直觉发现,毛有一扇门,始终没有对人打开。毛不只一扇门,我们不妨耐心勘舆,略窥其堂墺。 二 第一扇门,来自德国。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子,毛网漏吞舟地完成了其东西方历史文化的首次综合。经由日本传入的欧洲19世纪杂乱思潮:社会达尔文主义、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叔本华生命空虚论、尼采超人哲学、赫胥黎天演论、杜威实用主义、柏格森生命哲学、罗素经验主义以及日本武者小路笃实新村主义……对青年毛一脑子四书五经三国水浒西游的“封建糟粕”,不啻摧枯拉朽。德国思想家泡尔森一本《伦理学原理》犹契毛心。...
本书解构了关于中共统治中国的最后幸存的神话之一:从1949年“解放”到1958年开展大跃进,那段时间是中国的“黄金时代”。许多生活在中国以外的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相信这一说法,即那是中共以非共产世界也可以尊重的方式统治中国的时期。 《“解放”的悲剧》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做到了这一点。冯客是一位“震慑”派历史学者。在他的前一本书《毛泽东的大饥荒》中,他搜集了大量中国大陆官方档案中的证据,并把它们与其它公开发表的内容巧妙地交织在一起。 冯客认为,从一开始,中共就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能力控制其征服的国家。因此,中共立刻放手对整个社会使用恐怖和暴力,就像毛泽东从1940年代初为在党内进行控制一直在做的...
1972年5月,我第一次去中国,此行仅在尼克松访华后3个月!我陪同丈夫孔杰荣(Jerome Cohen)访华,他是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一个小型代表团的中国顾问;该联合会在两国敌对23年之后,应邀与中国进行首次科学交流。从香港穿越罗湖桥进入“共产主义敌国”——红色中国——很具戏剧性,因为尼克松访华之前,我们的政府禁止我们入境中国。 我们拖着行李,从香港边境过桥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候车室。室内放置着巨大的手扶皮椅沙发,沙发用沙发套保护着;还有一摞摞中英文杂志,宣传建设中国现代化的英雄——工人、农民和士兵。 我们立刻被淹没在四周的革命歌曲之中——这种战斗的旋律随后在火车上充斥我们的耳膜,...
对我影响最大的事件莫过于文革——这一来是因为文革本来就是件大事,二来是因为年龄:1966年,我19岁,正在成都上高中。 我是高中66届。后来,人们把高中66届、67届、68届以及初中的这三届统称为“老三届”。老三届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学的专有名词,老三届之所以成为相互认同感最强的一代,那是因为他们有着一段特殊而又漫长的共同经历:先是在学校参加了两年半的文革--因此他们被称为红卫兵一代,然后又都被下放到农村--因此他们又被称为知青一代。老三届“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原本是共产党一手塑造的产物,可是,文化革命的风云变幻和农村生活的沉重艰辛,迫使他们思考与怀疑,其中一些人萌生出反叛意识,...
政治学者黎安友畅谈了他对中国与国际人权体系的交往、中美之间围绕价值观的争论,以及中国一直存在的人权问题对全球安全的影响等议题的思考和见解。
“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 高文谦 选摘: “特点主要有两个。第一个,这次事件是由社会各界广泛参与,这跟以往不同。以往往往只局限在某个地区、某个行业,而这一次是跨地区、跨行业,形成一个全社会的公民行动;不仅是新闻界同仁纷纷起来用各种方式声援南周,而且现在已经从南周延烧到北京新京报,全体员工的集体拒绝刊登;还有一个是草根维权民众与社会精英结合起来,而且两岸三地的学者都站出来发表声明,还包括平时不大出来的儒学大老、影视界明星也都用各种方式发表声明或表达自己的看法。” 看视频: http://youtu.be/QZoaNZw40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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