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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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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15日发表,中文由 中国人权 翻译) 主席先生: 本声明由 国际人权联盟 与联盟成员 “ 中国人权 ” 组织一起发表。中国政府继续对维权人士和律师采取抹黑宣传、强迫失踪和认罪、延长审前拘留、酷刑等手段。它还试图根据新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限制国际社会对中国独立民间社会团体的支持。 中国政府还以“国家安全”为名,正在进一步收紧对互联网上和网下言论的控制,而且继续从文化、宗教和政治方面加剧对其少数民族、特别是对藏族和维吾尔族人民的压制。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必须坚定地支持国际人权标准,抵制中国竭力使其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权”说辞合法化的企图。
我们必须尽我们的全部能力行动。在我们单独的行动不够的地方,我们必须敲响警钟。我们必须支持每个人的权利,包括她或他批评当局的权利。马丁∙恩纳尔斯奖是为全世界的人权捍卫者和民间社会行动者进行宣传的强有力的榜样。它提醒我们,虽然我们谁也不能单独拯救世界,但我们所有人在一起能够服务于世界,在一起我们就有影响。
联合国赤贫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今日在北京发表声明。声明中说:虽然中国近年来在减缓赤贫方面取得“非凡的”成绩,但取得进步的同时,也存在“严重不平等现象”,“十分薄弱的……承认经济和社会权利的立法框架”,以及“一场精心设计的在法律秩序的名义下进行的钳制运动……显著减少了寻求补救或通过任何法律或行政机制疏导压力的选择”。 这项声明是奥尔斯顿在对中国为期9天(8月15日—23日)的访问结束后发表的。这是他对中国的首次正式访问,旨在评估中国政府在消除贫困方面的效果以及“ 这些努力是如何依照履行其国际人权义务的 ”。 奥尔斯顿强调, 如果各国政府不把经济和社会权利视作 人权 ,...
国际人权问题具有普世性和不可分割性,相互交织、相互依赖并相辅相成。它所代表的核心普世价值应该成为我们设定目标的出发点和审视问责的归结点。
郭飞雄行将再转入监狱,探望后的姐姐传出他的心愿:“入狱后要求有书看,不下跪,不被强迫劳动,不被打”。还说若再被酷刑折磨则自己绝食,也要求妻子“带一对儿女到联合国门口绝食”。并说曾在“2007年,郭飞雄刚进梅州监狱的时候,狱警让他抱头下蹲,他不接受,狱警就指使另一名在押人员打郭飞雄,从楼梯上踢到楼下,打得飞雄满地滚,直到在场200多在押人员发出嘘声,才有管理人员出面,说不要弄出人命来,打手才住手”。 一个对国家和民族充满了积极美好期望的无罪的读书人,被这黑暗的时代投入监狱,这本身就是在戕害天良人理,更复入狱后逼迫他下跪,强迫劳动,进行野蛮殴打。 飞雄是有过牢狱及酷刑经历的。...
郭飞雄的姐姐杨茂平写道: 6月13日上午11点我先后乘火车、汽车历经二十多小时赶到阳春监狱,拿着杨茂东妻子的信件,要求会见杨茂东劝说其停止进行了三十多天的绝食行动。监狱信访接待室、阳春监狱狱政科科长、办公室主任接待了我。拒绝我会见杨茂东,理由是我每次会见都引发国际国内舆论的极大关注、聚焦。我不明白,即使我有本领操控舆论,这能成为狱方拒绝我会见的合法理由吗?经过和多方面沟通,我在阳春监狱大门外等待了3个小时,仍然被拒绝见杨茂东,并拒绝接受我送去的书籍。经过8小时露天静坐抗议、言辞交涉,6月15日狱方才勉强同意我写封短信,由他们转交杨茂东。杨茂东看信后写一封信给我。杨茂东的回信不允许我带走,...
中国人权 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正在狱中绝食的维权人士 郭飞雄 (本名 杨茂东 ),其姐 杨茂平 今天到阳春监狱,要求会见郭飞雄,并转交其妻张青要求他停止已危及其生命的绝食的 信 ,但监狱当局故意阻挠,拒绝杨茂平的会见要求。郭飞雄先前曾对姐姐说,只有当他见到姐姐时才会停止绝食抗议。 目前,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带着两个孩子住在美国。张青日前写信给郭飞雄,用电邮传给杨茂平转交,要他停止绝食。杨茂平通过快递公司把这封信送到监狱。狱方告诉杨茂平他们已经把信给了郭飞雄。但据知情人士说,郭飞雄家的一位北京朋友于6月14日下午打电话到监狱,狱方说他们“正在研究”是否要把这封信交给郭飞雄。...
杨茂东,你好! 见字如面! 我对你的情况有大致的了解。我非常理解在这种极端的处境下你的绝食抗争,同时我也非常担心你的身体,担心你的生命安危,因此我和孩子们出外为你做了一些呼吁,见了不同的人。 有很多老师们、朋友们让我转达他们对你的问候,大家都很关心你的身体状况,对你的绝食抗议表达理解。你的要求也很合理,因为发生在你身上的人权问题,其根源还是政治制度问题。在这种制度下,政治犯的待遇最差。改善关押的所有的政治犯的待遇,这一点当局是能够做得到的事。这已经是很低的要求。 如果当局对的处境有改善,你认为最基本的必须的关押条件有改善,请你综合各种情况,考虑停止绝食,以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再作其他讨论。...
“将限制和剥夺人身自由、私有财产等公民基本权利的决定权划归独立的司法系统已经是宪政国家的常识,它所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保护基本人权,降低维权成本,建立政府执政为民的公信力,为执政者寻求稳定的合法性基础。”这必然能为我国的现代刑事司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
“政治不会对最高法院产生影响。在描述一个大法官如何裁判一起疑难复杂、备受关注的大案时,‘政治化’不是一个恰当的形容词,‘意识形态’更不合适。法官之间的分歧,还是用方法论的差异或司法理念的不同来描述更好一些。最高法院不是‘政治性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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