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论

见证屠杀　寻求正义

六四死难者家属十年来蒐集六四死伤者名单，披露屠杀罪行，采取最新行动寻求法律正义。

中国人权

中国人权在此发表最新一批有关一九八九年六四北京屠杀受难者的证词。中国人权分析认为，这些重要的资料提出了六四期间戒严部队在中共最高决策者的指挥下屠杀和平示威请愿的市民和学生的反人类罪行的铁证。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曰，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及武装警察在首都北京向手无寸铁的市民与学生开枪，夺走无数中华儿女宝贵的生命。这场震惊世界的屠杀距今已经十年了，而当局除了对这场由学生发起的民主运动以及和平示威的参与者们使用空泛且残忍的政治术语称之为“暴乱”“暴徒”之外，至今没有任何官方数字认真统计平民死伤人数，也毫无彻查事件真相的意愿。在这场“暴乱”发生后，当局随即出版一本叫做“北京风波纪实”的书，报称有六千名戒严部队官兵受伤，“数十”名士兵被杀。书中说受伤的平民为三千人，超过二百人死亡，包括三十六名大学生。而这些平民的死亡，是戒严部队“遭到丧心病狂的反革命暴徒”的攻击，在“还击”的情况下所造成的。另外“一些暴徒被杀、一些看热闹的人被流弹打中、有些人是被有武器的暴民打伤或杀死”。可是，假如军队当时只是如书中所说“朝天开枪”，那么官方自己所承认的那些死伤又是怎样发生的呢？书中对此毫无解释。一些海外的时事评论员最近注意到，近年以来，北京领导层已改用温和的“政治风波”来取代刺耳的“反革命暴乱”，但对於官方版本中，否认无数平民丧失生命这样一个弥天大谎，却从未作过丝亳修订。过去十年中，大陆传媒对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绝口不提，而制订并且执行了这场屠杀的政府当局，企图通过掩盖真相和控制信息制造一种集体失忆。

不能忘记

可是那些在六四屠杀中的伤者及死者的家人却无法忘记。他们的伤痛因为杀戮者的弥天大谎而更加深刻。即使他们中的许多人试图重建正常的生活，可是政府对他们无时不在的骚扰迫害，也不容许他们忘记。政府生怕人们知道事实真相，从未停止对这些受难者及家人的监视，恐吓甚至有针对性的拘捕。很多人经年被公安人员“拜访”，有的因此而失业，或被迫提早退休，有的遭受歧视，被剥夺工作或经商的权利，有在屠杀中痛失亲人的家庭更被当局定为“政治犯”。

很多受难者以及他们的亲人，拒绝屈服於官方的谎言和淫威。这些勇敢的人强忍住失去骨肉亲人的创痛，组织起一个互相扶持的网络，蒐集当年六月那些恐怖曰子的真实资料。这些受难者的家人、亲友以及许许多多的支持者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经年累月坚持不懈地努力，他们当中的一位，就是受难者的母亲丁子霖女士。她的儿子蒋捷连於六月三曰被杀，当时他只有十七岁。

这些伤残者及死难者亲属之所以记录下每个家庭的真实故事，提出这些有关六四屠杀事实证据反击政府的谎言，其目的远远超过寻求个人的公义。正如丁子霖女士在她的文章中所说，她之所以选择“纪录死亡”这项阴森可怖的事业，是因为再也不能容许那些在中国世代循环发生的，任意剥夺人的权利和生命的野蛮杀戮不受制裁。无论是要求有关方面设立一个“六四真相调查委员会”向人民披露真相，还是要求将刽子手们押上公正的法庭受审，首要之务就是去调查和记录那些受难者的真实情况。哪些人死了？哪些人受伤？都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发生？...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不单对这场屠杀不做任何反省，还不断动用专政机器，尽一切所能去禁止包括“六四屠杀”受难者家属在内的所有中国人，对这场惨剧在任何公开场所进行反思和讨论，更不允许有任何不满或反对政府的行动。

蒐集证据

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个由受难者和他们的家属组成的网络历尽艰辛，蒐集到了在这场屠杀中受难的一百五十五名死者及六十五名伤者的名单，包括受难者的姓名、年龄、当时身份及其他资料。这些受难者的年龄由九岁一到六十一岁，在一百五十五名死者的名单中，还记载了死之地点及遇难情况。

在本书中，这些六四受难者更踏出新的一步：他们准备了详尽的证词，包括二十四位死者家属对当时情况的描述，以及三位重伤以致永久伤残者讲述他们受伤的经过。当中不仅记载了死者当时遇难的情况，也记录了当局在屠杀以后如何用卑鄙手段对待死难者家属，包括对他们兄弟姐妹的歧视和人身迫害。

求证那些死者的姓名和死亡地点绝不容易。许多人失踪之后就再也找不到下落。若是北京市民或许还较易找到线索，但大量从外省市来京的示威者，很可能死了也不留痕迹。证词指出，戒严部队曾匆忙地将许多尸体埋葬在第二十八中学外的乱葬场，企图毁灭证据。但是因为尸体理葬得太浅，在大雨之后暴露於地面而被市民发现。另有证人指出戒严部队曾从医院搬走尸体，在死者家人不知道的情况下焚尸灭迹，当局更威胁要求他们保持沉默。有的家属被威胁说，如果不接受当局颁发的死亡证 (上面指死者死於交通事故或其他虚构原因)，尸体就不准送去火葬，或者死者会被定为“暴徒”，那些拒绝接受这些威胁的家属们在证词中说：几年后他们被当局胁迫将已下葬的尸体或骨灰盒搬出公墓，以免其他民众看到这些坟墓或者骨灰盒联想起有关罪行。

蓄意杀戮

这些记录的死难者和受伤者的情况以及戒严部队行为的证词，显示当时北京至少有数百人死於戒严部队士兵的残暴攻击，实际死亡人数远比官方报称的多得多。有证人指出：虽然当局在六月三日下午起透过电台及电视广播，警告市民不要上街，否则“后果自负”，可是当时很多人都在街上，因为大家都不相信部队会用真枪实弹。而且有这种想法的不单是上街的北京市民。当听说中央领导人下令严厉执行清场，要消除在北京的示威者，结束大学生历时数周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集会，有些医院就准备好眼药及纱布，猜想将要护理眼睛吸入催泪瓦斯及受棒击之类受轻伤的人。

在戒严部队使用包括装甲车及坦克车，高射机枪等重武器进入北京市区向人群乱枪扫射之前，北京及各省市来的示威群众一直都以非常和平的方式，表现了不仅中国历史上少有，即使在世界範围内如此大规模的民众示威抗议中也罕见的理性、克制和秩序。然而在屠杀之后官方的宣传机器口径里，所有这些和平的民众却成了“暴徒”。那么难道在所有这些证词中记录的无辜死难者，都是在军队和“暴徒”们的交火中被“误伤”的吗？

当然不是。这些证词以及当时的大量资料足以说明，开枪镇压执行戒严令是当权者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定。下达杀戮命令的最高决策者，是有计划用致命武力去镇吓民众，用杀人来结束示威者对现政权的挑战。以下一些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

首先是戒严部队的确获准使用真枪实弹。当局诡称使用实弹的原因是警察没有任何防暴装备或催泪瓦斯，但这根本无法让任何有起码理性的人信服。一九七六年参加四五运动的示威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他们最后被工人民兵和警察分批驱散，据报无人命损失。另外配有防暴装备的警察，在六月四曰前示威进行期间亦多次见到。在执行戒严令镇压示威者期间也有用到催泪瓦斯和警棒，在一百五十五名死者名单中，有的死者就是因催泪瓦斯而致命。但是大量的戒严部队却是一路开枪进城，对手无寸铁的民众直施致命武力。如此极端的做法只可能是事先计划好的既定行动。

就在最近，中国政府组织的一个叫做“中国人权研究会”的官方组织，其会长朱穆之在一次面对外国驻京记者的新闻招待会上，又重复了一次政府的辩词。朱承认了在八九年可能有民众被“流弹”打死，但是当时军队是在向袭击他们的“暴徒流氓”开枪。朱还说那些要求政府施行政治改革的人们是因为开放国门而飞进来的“苍蝇蚊子”，而政府采用“适当的方式”清除这些蚊虫的祸害，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

其次，戒严部队六四镇压所施用的火力，包括坦克和装甲运兵车上配备的机枪一类，都是用於野战的重兵器。那些造成了大量伤亡的“开花弹”就是由这类大口径兵器发射的。戒严部队士兵还广泛配有全自动或半自动连发的冲锋枪，这类武器是专门设计在极短时间里大面积杀伤对方的。而在这些证词和名单中，有十二位受难者身中多发子弹，就是被这类强杀伤自动火力所致。

第三，戒严部队除了向示威人群乱枪扫射之外，同时向楼房等制高点开火，特别是在木樨地二十二号楼等处。目击者指出在城市多处看见军队有秩序地排列向人群开枪，显然是训练有数，有计划有纪律的杀戮行为。

第四，在记录的大部份案例中，军队向人群开枪之前没有警告。一般说来，即使政府面对严重的民众冲击，弹压的起码考虑也是将伤亡减低到最小限度。先不说一九八九年北京的示威情况根本没有发展到需要动用武力弹压的地步，即使政府不得不开枪，也应当给予民众足够的警告，以使多数人在开火前得到疏散，而且开枪也要限制为达到控制局势而最小程度地造成伤亡为准。

第五，任何负责任的政府为了保障公众安全，在明显需要使用武力的紧急状态下，应当事先通知医院对可能发生的意外以及灾难做好准备。但是当时北京的医院显然毫无准备，无法及时处理军队开枪后大量涌入的生命危在旦夕的伤员。其中许多人死於失血过多而医院没有足够备用鲜血，或者没有得到及时的护理。

还有必须指出的是，在一些证词中指出了戒严部队开枪制止民众抢救伤员，一些受难者正是在企图营救受伤者时被杀。即使根据在战争中有效的日内瓦公约，抢救伤者的医疗人员也是要受到保护的。但是当时戒严部队就不准医院的救护者在城中抢救伤员，绝大多数伤员是由民众背着，或者用三轮车拉到医院去的。

军队暴行

证词记录中还显示出戒严部队滥施武力的残暴行为。首先是很多受害者被士兵从背后开枪击中，显然这些受害者当时是在逃命，不可能对开枪的士兵造成任何攻击和威胁。如果戒严部队的目的仅仅是去天安门对学生“清场”，那么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对没有武器的民众从背后开枪。在证词中有数个证人提到，士兵追杀民众一直到小衚衕内去开枪。

另外，名单和证词中有八位受难者是被坦克和装甲车碾压过去的。其中一个案例是在六月四日清晨在六部口，至少四人被坦克压死，还有一名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方政被压断双腿。根据方政所述，坦克是从背后，向正在自行车和人行道上列队撤离的学生队伍冲去。坦克首先向人群发射了催泪瓦斯，这也说明驾驶员完全看得见前方有人，然后坦克高速碾过人群。而这种车辆是完全能够急停的。

还有，一些受难者被戒严部队军人以极端残忍的方式杀害。一名受害人身首分离。在吴国峰一例，他是被戒严部队士兵用刺刀戳穿下腹，当时他试图用手遮挡下腹，连双手一并被刺刀穿透，然后还被在头部和背部连射数枪致死。另一名死者段昌隆，是被戒严部队军人用手枪在近距离当胸射击而致命。据目击者描述，段昌隆当时是在试图在市民和军人之间调解。

让罪犯得到审判

中国人权相信，无论是以"恢复秩序"为名下令开枪镇压的中共领导人，还是疯狂残杀手无寸铁同胞的戒严军人，都在中国法律以及国际人权、人道法下犯有无可恕免的罪行。即使是在国家紧急状态或者戒严令下，也绝无允许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对平民残忍杀戮的行为。

中国人权相信，这些证词记录的杀戮行为以及模式，已经构成了一九八九年北京发生的六四屠杀是反人类罪的证据。中国人权为此和所有在这次屠杀事件的受害者们站在一起，要求依法追究负责下令疯狂杀戮及具体执行的犯罪者们，他们要为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受到应有的惩罚！

在过去整整十年中，六四受难者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向中国政府上书申诉，要求正义，但是至今没有任何回音，反而受到重重迫害。现在伤残者和难属们进一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交了本书中发表的证词和上诉书，要求当局彻查这些罪行，起诉那些下令屠杀以及实施暴行的罪犯，包括要求设立一个专门的六四审判委员会。中国人权将全力支持他们的这一要求。

这些家庭和个人为揭示六四屠杀真相而进行的艰苦努力，还不仅仅是为那些受难者们匡复正义，同时也是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权利与尊严的斗争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本世纪的历史一再告诉我们：所有那些政府对其人民犯下的重大罪行，最后都不可避免地真相大白於天下。罪行会得到法律的清算，中国人权相信六四的受难者们一定有得到公义的那一天。中国人权呼吁国际社会对他们给予支持帮助。毕竟，帮助他们今天的斗争，也是为了在新世纪里，在我们整个世界上建立起正义与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