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Skip to navigation

蔡楚:祭母文(图)

2017年03月17日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唐·孟郊

201729IMG_3796
(母亲邱淑珮和两岁的我)

今年是我母亲遇难五十周年,我特录制了自己唱的一首阿根廷民歌《小小的礼品》献给她,愿慈爱的母亲在天国能听到我的歌声(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80026)。

从今年2月中旬开始,我反复唱母亲当年教我的歌,以祭奠母亲。母亲是我热爱音乐的启蒙老师,她不仅教我唱儿歌,还教我唱英文歌和古诗词歌。如《Let Us Together》(让我们在一起)和柳永词《雨霖铃·寒蝉凄切》。稍长,我常听母亲唱《夜半歌声》和她改词的《松花江上》,那哀婉的歌声,始终萦绕在我四周,伴我在漂泊的岁月里坚韧前行。

母亲邱淑珮(1917~1967),在大饥荒中曾说“这个社会怨声载道”和“翻身翻到床底下”,文革中,被街道治保主任李瞎子检举揭发,要求派出所开批斗大会,得到派出所所长董天滂支持。母亲闻讯,为维护自身的尊严,遂投井自杀。

一、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

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外祖父邱光第,字仲翔,23岁考中举人,参与清末四川保路运动,曾任民国时期成都市历史上首位市长黄隐的文化顾问、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的训导主任,是著名作家巴金的老师。当时,外祖父先后在八所学校任教,是四川省著名书法家和教育家。

wzhuf
(外祖父邱光第,字仲翔)

thumbnail_webwxgetmsgimg (17)

thumbnail_webwxgetmsgimg (14)
(外祖父墨迹)

据母亲说,成都少城公园中,《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路轨那一面,是他人出资,由我外祖父代人书写的。同时,少城公园中同乐桥上的“同乐桥”三字,也是外祖父替市长黄隐题写的。当时,成都昭觉寺、春熙路等处都有外祖父的墨迹。

母亲小时候常与五姨妈一起给外祖父研墨。因为当时没有墨汁供应,而外祖父常用擦桌布蘸墨汁写很大的字,所以,需要很多墨汁。文革初期破四旧,红卫兵用抄家的物品,在成都树德中学举办所谓四旧物品展览,让各单位组织职工去受教育,五姨妈看到一把折扇上是外祖父的手迹,吓得不敢吭声,后来,才悄悄告诉我们。

大陆易帜后,开始一系列的运动。土改时,外祖父因祖上传承下二十多亩田地,被划为“职员兼地主”。他认为土地被没收,有辱于祖宗,于1950年9月吊死在上汪家拐街的家中。外祖父一生吃斋唸佛,并不能得到平安。他去世后,房屋也被变相没收。母亲继承了外祖父的秉性,父女俩都在无休止的运动中,选择了死亡。但那时,却被共产党惨无人道地定性为:“畏罪自杀” 、“自绝于人民”,子女常被“革命”群众或无知孩童谩骂。我小妹回忆母亲自杀时说:“我整个背上全是“别人”的眼睛”。

二、母亲三岁时患伤寒

母亲三岁时患肠伤寒,高烧不退,头痛不止,多次昏迷。家人以为她已死,把她放在堂屋的木板上,准备装进棺材抬去埋了。谁知,抬夫正在堂屋吃夹肉锅盔,母亲突然坐起来,抓锅盔吃。

外祖父的一位学生闻讯,自愿替母亲治病。他除了用中药外,还采用物理降温法,每晚把母亲放在露天的天井里降温。由于伤寒是肠道传染病,他吩咐外祖母,只能给母亲喂米汤,要限食,不能吃干饭。外祖母爱女心切,没有遵守医嘱,母亲的病出现反复,持续高烧引起脑损伤。九死一生后,母亲留下后遗症——抑郁症,常常失眠,闷闷不乐,时好时坏。

外祖母邱魏氏,新都县贫寒农家出身,从小父母双亡,14岁时经人介绍到邱家做丫鬟,两年后被外祖父纳为小妾,希望外祖母能生育儿子,将来养儿防老。可惜,外祖母也只生了三个女儿,外祖父只好过继一个外孙,改姓为邱。

三、母亲品学兼优

母亲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毕业于成都树德中学。树德中学原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孙震于1929年在四川省成都市创办的树德学校。以“忠、勇、勤”为校箴,以“树德树人 卓育英才”为校训,以“树德树人”为办学宗旨并因此而得名。20世纪30~40年代,树德中学已成为全国最好的6所私立学校之一,时称“北有南开,西有树德”。

在校时母亲品学兼优,不仅成绩数一数二,还连续三年担任高中女班班长。母亲曾作为十二个学生代表之一,参加了一个旅行参观团。参观团由孙震出资,到全国有名的中学参观访问,还到昆明苏杭等地旅游。

母亲谈起在树德中学的日子,常常津津乐道。家中原珍藏着一张西湖织锦,两张手绢大,还有许多旅游景点的照片,便是母亲那次旅游带回的纪念品,我家从外南车巷子四十号,搬家到小淖坝,再到文庙前街、临江西路、中南大街,又回到临江西路,母亲来来回回搬迁都舍不得扔掉。所以,我从小耳濡目染,早就知道了“三潭印月”、“平湖秋月”和“南屏晚钟”等胜景,引起我选择漂泊世界的兴趣。

P1180892

母亲与姑母蔡启琳在树德中学初中时同班。一张母亲(左)和姑母的旗袍照,照片泛黄,有些破损,但背面题字清晰可见:“这样的留着纪念,那不过是一些暂时的安慰!伟大的事业才可表现我们此后的精神啊!珮1936,血的五月”。那时母亲年方十九,已是一个热血青年。直到我十岁左右,母亲还教我唱《五月的鲜花》和《松花江上》等抗日救亡歌曲,这“血的五月”使母亲终身难忘。

四、母亲是新文化运动后的职业女性

从树德中学毕业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母亲经考试进入成都的邮电部门工作。由于母亲工作极其认真负责,能双手同时打算盘,而且写一手秀美的赵体行草毛笔字和板书,经常独自编写邮局有插图的黑板报,所以,母亲很快成为邮局的业务骨干,被调到四川省邮电管理局机关工作。到五十年代初期,母亲已担任四川省邮电管理局长途电信科主办科员。

母亲当年已是职业女性,无论经济或精神都取得了独立。从照片看,母亲当年容貌端庄。一头油亮的卷发,皓齿蛾眉,身穿半高开叉的窄窄旗袍,脚蹬一双高跟鞋,使她显得优雅淑静。

母亲的婚姻也是自由恋爱,她在同学蔡启琳家中认识了我父亲蔡启渊。由于我祖父是一位织丝绸的小手工业者,家有四个子女,家境贫寒,而当时社会环境,婚姻讲究门当户对。我父亲担心外祖父不同意,遂用毛笔给外祖父写去求婚信。哪知外祖父惜才,看信后十分赞赏父亲的一手好字和国学功底,慨然允婚,并送楷隶篆草四幅屏以贺,成就了这段姻缘。

婚后,我家主要的经济来源是母亲的薪金收入。据我幺爸(小叔)生前说,父亲当年在武汉军校任教,每月薪金90个银元,要拿出50个银元去赡养他的父母和补贴弟妹。1947年底父亲从成都军校退伍,到1952年才被山西省招聘他去教书。这期间,是母亲从经济上支撑着家庭。因此,我家不仅没有房产,靠租房居住,而且,我从未见过父母戴手表,也没有自行车。

由于父亲常年在外,母亲主要承担了对子女的家庭教育。我两岁多就开始描红、临摹字帖。因年幼无知,常不能达到父母的要求,母亲从不责备我,而父亲却用鸡毛掸子教训我。母亲除了教我们唱歌外,还教我们猜谜语,教女儿剪窗花做绢花。她打的字谜:“上头去下头,下头去上头,两头去中间,中间去两头。”,父亲打的字谜:“一片东来一片西,残花落在残书中”我至今不忘。外祖父送父亲的字画中,有一幅上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为我少年时的座右铭,是我开悟的起点。

家中珍藏着许多民国时期的照片,其中,母亲与她的树德中学同学之间的互赠照,背面有些诗一般的留言,是我读初中时做作文的范本。记得一位谢惠筠娘娘的留言特别精彩,诸如 “天籁”、“聆听”、“窸窸窣窣”、“大自然的礼赞”、“粼粼的水波”等词汇和描写,都是那时学到的。还有,父亲着戎装,母亲披白婚纱,前面站着童男童女,两边分别站着伴郎和伴娘的照片,可惜在文革初期被大妹烧毁。当时,大妹被学校红五类红卫兵批斗,勒令她申请抄家,挖地三尺交出金银财宝和通敌的电台。大妹迫于压力,回家把大批照片和我的两本早期手抄诗集及读书笔记等一并烧毁。

五、母亲为人善良、正直,认真

三十年代末到1959年以前,母亲一直是职业女性,加上从小受到很好的教育,因此养成善良、正直、认真而干练的职业习惯。母亲对子女,善言传身教。她教育我们做人要诚实,而且用行动来感染我们。

1953年,我小妹出生。1954年,我考上一师附小的高小,母亲为方便我上学,从临江西路11号,搬家到中南大街62号邮局宿舍。这时,她听说初中的同学魏冰如,因其夫1950年被镇压,带着三个子女逃亡到成都。由于生活无着,魏娘娘已被迫把小儿子抱养给他人。母亲遂收留了魏娘娘及两个子女。魏娘娘名为佣人,一家三口全吃住在我家。而魏娘娘做惯了富人的太太,做事漫不经心,一次,她跑到街对面去吹牛,把我几个月大的小妹放在街沿上一把瘸脚藤椅内,结果藤椅翻倒,小妹的额头磕在街沿口,划了很深一条长口,鲜血直流,到医院缝了数针,从此额头上留下伤疤。母亲一句话也没有责怪她,反而把她介绍到名中医张太无的诊所去写处方笺。走时,魏娘娘把我家厨房里存放的八件家具,全部借给她的亲戚,十年后都不归还。母亲从不追问,当我问起时,母亲还说:“算了,算了,她有困难。”

我从小就调皮捣蛋,不听父母和老师的管教。1956年读初一时,暑假时父亲回蓉探亲,由于父母上街上饭馆,只带了大妹和三弟去,我就大哭大闹。父亲返家后,叫我趴在长凳上,用鸡毛掸子打我的屁股。我不服,逃出家门,躲到新南门大桥桥洞的鱼嘴上睡了三天三夜。幸亏小伙伴给我送过一个锅盔。第四天早上,父亲才找到饿得半死的我。由于母亲管不了我,她与父亲商量,把我送到山西去读书,由父亲管教。

第二年秋,母亲给我买好到宝鸡的火车票,12岁的我背着背包,就孤身一人去了山西。那时宝成路还没有完全通车,途中走走停停,过了三天才到宝鸡。我在邮局给母亲寄了一张明信片,买好去西安的车票,到西安后在露天广场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买好去三门峡(陕县)的车票,到傍晚才渡过黄河到达平陆县城。不料,平陆二中不在县城内。我摸黑走了十多里山路,晚上9点左右才见到父亲。父亲很吃惊,问我走夜路是否害怕,我说一路唱歌、不害怕。父亲才告诉我,山区有野狼,会袭击人。我说只看见几只狗,我用电筒一照,狗就跑了。父亲第一次表扬我勇敢,说好在有电筒。

在平陆二中读了一年,给父亲闯了不少祸。一是挖野菜时,偷跑到黄河中去游泳,差点陷进黄河边的淤泥中,把校长和同学吓得半死,学校开大会批评我,我却不认错。二是吃不惯野菜和玉米馍,故常夸四川好,与同学争吵,把学校的秩序搅得大乱。因此,父亲决定把我转学回成都。在父亲身边,他教我读古诗词、下棋和打乒乓球。不久,我就能在下棋和打乒乓球时胜过父亲。我目睹学校反右时的大字报,当时,很不理解父亲为什么一声不吭。

1958年暑假期间我转学回成都25中,但由于我在平陆二中的教材与成都25中的教材差别很大,尤其是语文课我学的是注音符号,没有学汉语拼音,因此,25中不承认我在山西的学历。那时,正是大跃进时期,母亲问我是否愿意去量具刃具厂当学工,我说自己才13岁,不够当学工的年龄。还是干练的母亲有办法,她多次去成都市教育局联系,才达成让我从59级降到60级的妥协方案,回到25中。

1959年,母亲的抑郁症复发,父亲给母亲退职,从此,母亲就在家养病。一次,读大学路小学的大妹,被班主任张老师叫到办公室,要大妹把她的雌雄双鸡交我家代养,而且不给饲料。大妹回家问母亲可否,当时已是饥荒年间,善良的母亲却一口应承下来。不料,雄鸡凌晨打鸣,干扰了院邻和母亲的睡眠。两天后,母亲要大妹把双鸡退还给张老师。谁知,张老师不高兴地说:“我的母鸡每天生蛋,现在蛋在哪里?”还连续几天催问大妹。母亲闻讯说:“母鸡换地养会影响下蛋,算了,买两个蛋给张老师吧”。母亲就是这样息事宁人。

当时,临江路65号大院只有一个电表,所以,各家每月轮流收电费。那时,每家没有其它电器,就用电灯,于是,大院定下规矩,按每盏灯和灯泡的瓦数计电费。母亲每次收费,都很为难,原因是治保主任李瞎子家和其他一家,平时用60瓦~100瓦的灯泡,而收电费查看时却换成15瓦或25瓦的灯泡。结果,每家都要摊派这两家弄虚作假少交的电费。久之,母亲稍有不屑之意,与李瞎子产生矛盾。李瞎子即暗中搜集母亲的言论,文革中就跳出来检举母亲。

母亲生前常说:“人生识字忧患始”和“龙游浅底遭虾戏”。我们当时不甚了了,现在才明白,母亲是不愿意苟活于乱世。我大妹回忆说:“当年被学校红五类红卫兵批斗,迫于压力回家问母亲是否留恋旧社会?母亲不吭声。”其实,母亲早就说过:“我家最好的日子,就是抗战胜利后两年。”母亲常唱《夜半歌声》,也是无奈中的婉转表达。

六、母亲在饥荒年间撑起了我家

饥荒年间,我家已花完母亲的一千多元退职费。家中的经济来源,仅靠父亲每月寄回的35~40元。那时, 粮食﹑蔬菜﹑副食品﹐甚至盐都是限量凭票证供应的。民众吃不饱,就到自由市场上买红薯、红罗卜充饥。而红罗卜当时卖一元一斤,为使儿女正常成长,母亲的抑郁症、高血压、二尖瓣闭锁不全等病症都被饥饿赶走,她放下面子,每天到清和茶楼下面或大学路小学校门口去摆地摊,卖包子、馒头和炒花生、烤红薯。记得我当时还协助母亲,在家用河沙炒过花生。

我小妹回忆说:“每次从学校门口悄悄溜出,看也不敢朝我母亲摆摊的方向张望一眼,低着头快快回家。我家重文轻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做小生意像做贼一样见不得人。她卖东西心肠软,开始成本都赚不回来。好景不长,一过了最饥荒的年头,小摊贩即被打击。”

去年在推特上,看到一幅城管殴打卖炒花生老妇的照片,不由得想起母亲,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母亲当时已体会到民间疾苦,想来,她在清和茶楼听到不少传闻,才得出“这个社会怨声载道”的结论。后来,为生活计,母亲剥过云母片,当过保姆,用她病弱的身体,支撑起我家。而我在师范学校时,母亲常克扣自己的定量,给我送饭。我失学后却一心想升学,有时还顶撞母亲,抱怨母亲生了我,却不能养我。现在想来,我后悔莫及,不能在母亲生前行孝,确实对不起生我养我教我的母亲。

七、母亲为维护自身的尊严而投井自杀

文革中,母亲被街道治保主任李瞎子检举揭发,要求派出所开批斗大会,得到派出所所长董天滂支持。加上,我小弟在外流浪一年归来,站在宅院的巷道上高声呼叫:“65号的矮子回来了。”连呼几声,使母亲闻声悲切。母亲不愿意再苟活于乱世,为维护自身的尊严,遂投井自杀。据两个妹妹说,母亲从井中被捞起时,身体尚有余温。当五姨妈闻讯赶来时,母亲大睁的双眼,从眼角溢出了泪水;但这一次,母亲再不能起死回生。

我和父亲闻讯,分别赶回成都时,母亲的遗体已经火化,骨灰寄存在火葬场。我同父亲一起步行到琉璃场火葬场去看母亲的骨灰。当我抚摸着母亲的骨灰坛时已泣不成声,而父亲却肃立在旁,默默无语。我当时不能体会“哀莫大于心死”的心境,也没有预感到父亲的危险处境。第二年5月25日,远在山西平陆县的父亲,就在批斗会上被贫协主席踢破下身致死,追随母亲而去。

据当时在母亲身旁的小妹回忆:“1967年7月8日,天气闷热。知道母亲犯病,我和姐姐照看着她。但就是那天吃过午饭,母亲在睡午觉,我和姐姐脑袋一昏,也去躺一下。谁知朦胧中,一个声音在喊:‘谁家的小孩掉到井里去了?谁家的小孩掉到井里去了?’我两姊妹猛地醒来,一听,是隔壁陈刚在大喊。姐姐一看母亲没在家里,马上说:‘糟了,一定是我妈’。我不晓事,还存侥幸心理说:‘是小娃儿’。我俩连鞋也没穿直奔隔壁,低头朝井中一看,那个漂浮的背影,那个用口罩改制的白色背心,从此定格在脑海中。”

 “7月10日,天空低暗,燥湿闷热。14岁的我和身体单薄黄瘦的姐姐,跟着我五姨妈——母亲唯一的胞姐,朝成都琉璃场走去。琉璃场,火葬场的代称,还没有去过那地方。五姨妈做主买下一个白素的瓷坛交给我姐抱着,瓷坛将要装下我母亲的骨灰。然后在火化处等着看母亲最后一眼。喊名字了:邱淑珮的家属!我姨侄仨跙跙靠前,扶住铁栏杆。一阵轰轰声,母亲被从自动车道中推了出来,经过短短两米没有封闭的轨道,马上进焚化炉。远远望去,母亲肚子胀得老高,脸灰肿。前面有亲人去世的都高声喊叫,甚至去冲焚化炉,我仨静悄悄,只有五姨妈和姐姐的啜泣声,我大睁眼睛没有哭。”“昏昏沉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能相信,我活生生的母亲,就再也见不到了啊。”

一年后,母亲的骨灰被我取回,长期放在家中的烂黑皮箱里。从此,母亲那大睁的双眼和从眼角溢出的泪水,就使我永志不忘。即使我再唱几十首歌祭奠母亲,也不能报答母恩。

2017年3月7日初稿
2017年3月9日定稿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205期,2017年3月17日—3月30日)

更多话题

公众知情权 司法公正 行政拘留 任意羁押 公示财产 双边对话
黑监狱 书评 商业与人权 审查 儿童 中国法
翻墙技术 公民行动 公民记者 公民参与 民间社会 中国共产党
消费者安全 腐败 反恐 向强权说“不!” 文革 文化之角
时政述评 网络安全 社会民生 民主和政治改革 拆迁 异议人士
教育 被迫失踪 环境 少数民族 欧盟-中国 计划生育
农民 结社自由 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信仰自由 政府问责
政策法规 施政透明 Heilongjiang Lawyers’ Detention 历史钩沉 香港 软禁
户口 人权理事会 人权动态 思想争鸣 非法搜查和拘留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信息控制 信息技术 信息、通信、技术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国际人权 国际关系
国际窗口 互联网 互联网治理 司法改革 六四 绑架
劳改场 劳工权利 土地、财产、房屋 律师权责 律师 法律制度
法律天地 国内来信 重大事件(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事故等) 毛泽东 微博 全国人大
新公民运动 非政府组织 奥运 网上行动 政府信息公开 人物报道
警察暴行 司法评述 政治犯 政治 良心犯 宣传
抗议和请愿 公开呼吁 公共安全 种族歧视 劳动教养 维权人士
维权 法治 特别专题 国际赔偿 国家秘密 国家安全
颠覆国家政权 监控 科技 思想/理论 天安门母亲 西藏
酷刑 典型案例 联合国 维吾尔族人 弱势群体 妇女
青年 青年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