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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中国迈向未来之路(图)

2017年03月20日

【译者按】

本文作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生于1953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伊利亚国际事务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国内政治、中国外交、中国军事与安全及亚洲国际关系,是美国资深中国问题学者。

沈大伟著述宏丰,目前已发表著作三十余部,论文三百余篇。近期著作包括:China's Future (Polity Press, 2016)、The China Reader: Rising 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Tangled Titan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owman & Littlefield, 2012)。

本文是作者2016年出版的著作China's Future的第一章,原题“Pathways to China’s Future”。全书共五章,第二至第五章分别题为“China’ Economy”、“China’s Society”、“China’s Polity”、“China’s Future and the World”,分别论及中国当下的经济、社会、政治形态,以及中国的对外关系。

本书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已达到其国家转型过程的关键转折点,未来存在四种可能路线。其一,新极权主义,结果是经济倒退、萎缩,政权崩溃;其二,延续目前的硬威权主义,结果是有限改革、停滞、衰退;其三,软威权主义,结果是适度改革和部分转型;其四,半民主,结果是成功改革和完全转型。政治与中国未来的所有方面直接相关,假如不进行政治改革,不推行重大的自由化举措,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进步将继续维持相当微不足道的局面。

本书余下各章将陆续译出,敬请留意。译文所依据的是本书Kindle版。译文仅供参考,生硬和错漏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中国已达致其发展道路和急剧国家转型过程的一系列关键转折点。三十余年成功的改革之后,这个国家在经济、社会、政治、环境、技术和学术发展方面,以及国家安全、外交事务和其他政策领域,均已达致临界性的重要关头。回报递减的情形已经出现;愈发凸显的一点是,邓小平1978年首度发起、涵盖广泛的改革计划中的主要元素,于未来数十年间激发中国持续的现代化而言,已不再适用或不具有可持续性。

变革是必须的。事实上,中国当代领导人表达过他们深沉的关切。2007年,前总理温家宝坦陈,中国经济的特点是四个“不”:“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1]这些话源自中国经济的掌舵人。温家宝的继任者、总理李克强2015年一样曾给出一个相当危急的评价:“经济发展方式比较粗放,创新能力不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农业基础薄弱。”[2]中国目前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也痛感“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3]也就是说,甚至中国领导人也明确认为,中国面临严峻挑战,处在一系列转捩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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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中国未来可能的道路

中国的未来就像是一辆汽车行至一处环形交通枢纽附近,司机在此处面对若干条前行道路。本书认为,中国有四个主要选择(表1.1)。我将这些选择称为:新极权主义(Neo-Totalitarianism)、硬威权主义(Hard Authoritarianism)、软威权主义(Soft Authoritarianism)和半民主(Semi-Democracy)。

与所有司机都一样,中国是在既有道路上行进至该环形交通枢纽的。我将中国目前奉行的发展道路描述为硬威权主义。中国领导人即那辆汽车的司机已选定这一路线,并可继续一往直前。这一选择笃定最轻而易举,但基于之后几章所解释的理由,这并非最佳选项。假如他们继续保持这一路线,我判断,中国在完成诸多改革举措方面将仅仅取得有限的成功,而那些改革对实现经济、社会和政体方面的根本改变是必不可少的,这样的改变将助力中国摆脱其目前“陷入困境的转型”(借用裴敏欣的恰当术语)[4],并迈向可持续发展之路,成为成熟而充分发展的现代经济体。反之,假如当局保持目前的路线,我预判,经济发展将停滞不前,甚至戛然而止,从而加剧本已尖锐的社会问题,并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带来旷日持久的政治衰败。(裴敏欣本科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哈佛大学博士,目前担任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系教授。——译注)

只有悬崖勒马,中途改弦更张,采行不同于最近数年的路线,中国才能开启数十年更具活力的增长和发展之路,这样才能实现其真正作为超级大国的潜质。以下是我设想的三种可能。

极端情形下,中国可能蹒跚后退,堕向新极权主义。这当然并非通往未来的正途,但这是一个概念上的可能性,有必要考虑。硬威权主义道路未能充分兑现经济改革,加上全国范围内广泛的社会动荡,可能催生这样一种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从政治上看,当局或将承受巨大的压力。当此危急时刻,一群立场强硬的保守派领导人可能强力推动中国关闭对外开放之门,在国内重新实施严厉的全面控制举措。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或将复归类似1989至1992年间的局面。基于本书第二至第四章讨论到的理由,我不认为这是一个行得通的选项(即令有这样的尝试),理由有三。首先,中国经济中的私人部门已相当牢靠、根深蒂固,并且,中国与全球经济之间的关联已至为密切,并依赖于全球经济。其次,我倾向于相信,假如当局要收回过去四十年间民众已逐步意识到的相对自由,他们或会加以抵制,也可能发动反叛。第三,我认为,党内和军方骨干不大会支持国家大方向上的这样一种修正主义转变,并且这样两只核心的常规权力支柱或将由此走向分裂。这样说来,一方面,在国内和党国机构中,确实有一些力量可能受到怂恿而再度集中国家权力,用以回应停滞不前的经济和改革议程(他们或会认为“我们告诉过你们,那些改革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好主意”);但另一方面,我的判断是,妖怪已被放出魔瓶,没有回头路了。

对中国而言,第三条备选道路大约是,留驻于威权主义轨道,但显著放松党国的控制,并在市民生活和政治体制的各个方面实施自由化举措。这样一种软威权主义的替代方案,实际上是回归1998年到2008年间当局奉行的路线。放松党国与媒体、非政府组织、知识分子、教育、异见人士、社会话语和市民生活的其他方方面面打交道的手段并实施自由化举措之后,推动经济中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必要条件就将大体具备,这样的改变可能更充分地(但不是彻底地)实现改革的雄心。对市民生活放松管理或会伴随中国共产党管理和协调社会的方式发生显著改变,这样可以在现行一党体制内发动真正的政治改革。对中国来讲,这是一个久远而更胜一筹的可行路线;并且,2017年之后中国调整其航向,步入软威权主义轨道,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出于第四章详细讨论的理由,我判断中国不可能走上这一道路。

对中国来讲,可能的另一方向或许是迈上全新的半民主道路。民主的实现有多种形式;一种规格不可能放诸四海而皆准。在所有可能性当中,假如中国追求的是这一道路,中国所采取的民主形式或将酷似新加坡。无可否认的是,在新加坡,一些权利受到限制,执政党始终把持权力。但新加坡有民主政体的多个面向:存在多个政党,定期举行选举,有独立于行政体系的议会和司法系统,有非常开放的媒体(受到约束),有真正的法治,有堪称典范的职业文官系统,没有腐败,有活跃的非政府组织,有完全市场驱动的开放经济,有多元族群社会而没有歧视,有高质量、全球化的教育体系,以及对基本自由和人权的保护。中国距离拥有这些进步性特征还很遥远,中国共产党或会容忍这些特征也是令人高度怀疑的。但中国可能向这一备选方向前进,特别是,假如软威权主义也达致其改革限度,并且中国依旧停留在一种“陷入困境的转型”中,那么中国抛弃软威权主义路线并非不可想象。

 

这样,呈现给中国未来的就是这样四条备选路线。如表1.2所示,每一条路线都有其各自的可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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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中国未来的道路和可能结果

对汽车、人或政府来讲,行进在同一航向上总是最容易的。很大程度上,国家(就像汽车)有“路径依赖”,只有通过强有力的决策并持续分配资源到新选定的路线,才能实现方向上的调整。否则,已选定的道路有其自身持续性的力量。事实上,相较于汽车,国家调整其方向要棘手很多。即令某个既定方向正走向失败是明白无误的,要调整航向依旧困难重重。既得利益集团造成了这一点。对未知后果的恐惧是另一点障碍。规模是另一个因素。令中国这等规模的国家调转方向,哪怕是些微角度的调整,都更像是调转一艘远洋班轮的航向,这比调转一辆汽车的方向要少很多灵活性。相较于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原路前行、“应付了事”、小修小补总是最容易的。中国人称这种做法为“摸着石头过河”。

将这些可能性和警告牢记在心之后,我们有必要理解中国目前奉行的路线和之前作出的选择,借以开启我们穿越中国未来的解释之旅。

今天的中国正在为先前奉行的发展道路付出代价 

过去十年间,两个关键时期对中国目前的发展道路造成了决定性影响。第一个时期是2007至2009年,当时中国领导人回避了某些具有根本意义的决策而另辟蹊径。这样的无所作为关涉经济,同时那些果断出击的决策影响到政治体制和社会。领导层决定,推迟做出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艰难选择,同时决定,终止推进之前十年时间里实践过的一揽子政治改革举措,并着手镇压。但到2012至2013年,先前延缓了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得以施行,与之相伴的是新一波政治上的镇压。

2007至2008年间,对中国国内外的经济学家而言,中国经济的真正两难局面变得一清二楚:源自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回报递减现象早已开始强劲呈现且难于遏制,需要有全新的宏观增长模式(总理温家宝的“四个‘不’”表明了这一点),这显而易见。但直到2012年,温家宝的警告很大程度上遭到无视,政府身处“安乐窝”,依循既有路径,继续推行之前三十年间早就至为奏效的做法。于是,国内大规模固定资本投资(主要投向硬件基础设施领域)加上低端、低成本出口制造业的宏观经济增长模式依旧毫发无损。这样的情形类似于毒品上瘾:即令明白习惯必须打破,延续旧习依然更容易些。但明确而全面的整套替代方案也付诸阙如。

当中国领导人试图缓和灾难性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扩散对中国的损害时,那场危机的发生却只是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政府公布了一套价值5860亿美元(人民币4万亿)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如此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是“换汤不换药”。事后看来,该刺激方案向中国经济注入了巨量新资金,这样一来,不只稳住了中国,甚且止住了全球经济继续失血。多数新资金来自松散的地方银行放贷和“影子银行”工具。这只是令地方政府更深度陷入债务负担之中,并制造出资产泡沫。或许更重要的是,巨量新资金的注入延缓了迫切需要的结构性改革举措,而这样的举措或将推动中国经济脱胎换骨,步入新的不同增长道路。全球金融危机的另一附带结果是,进一步令中国决策者确信,西方已处在晚期衰落当中,同时他们自己的“中国模式”却是有效的。这期间,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变得更加“坚定自信”。

与财政宽松伴随的是政治上的收紧。一方面,刺激增长的资金流入国内经济,另一方面,2009年开始,当局突然放弃了之前十年里(1998至2009年)已在实践的政治改革路线,这一背离之举未经昭告世人,但惹人关注。本书第四章将细陈这些政治改革举措的细节。事实上,在这十年间,江泽民和胡锦涛发起并曾试图管控而非抗拒政治上的变革。但在2009年,出于本书第四章中叙述的若干理由,领导层逆转了航向,放弃了政治改革,并启动了延续至今的镇压。

到2012年11月,在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麾下的新一届领导层上台掌权。至2013年,新一届领导层摩拳擦掌,准备以不同于上一届领导层的方式,在经济战线施展手脚。当年早些时候,领导层释放的信号是,同年秋季召开的三中全会将是一次重大而意义深远的会议。着眼于此次全会的系统筹划已在官员队伍中展开。共产党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而非更适合的总理李克强)亲自负责一个特别领导小组,督导会议筹备。三中全会于2013年11月召开,很明显是习近平而非李克强主导局面。会议结束时公布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习近平对该决定所做的补充说明。[5]《决定》篇幅宏大,长达22000个汉字,确定了60个不同类别的超过300项改革举措。[6]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反映在三中全会文件中的系统而全面的思路。先前,政府对未来仅提出零碎而渐进的动议。本次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首度严肃尝试,倾力勾画全面而复杂的议程,这些议程关涉它们面对的诸多问题。同时,《决定》和习近平随后做出的解释在一些方面坦白率直,令人耳目一新,但在另一些方面又含糊暧昧,令人沮丧泄气。譬如,全会并不回避党国所面对之问题的繁复和严峻性。简而言之,这些问题是:

当前,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比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深化改革。

但其他很多段落却凸显其隐晦费解和暧昧含糊,这暗示幕后对一些问题存在持续的争论和犹疑。尽管在很多方面缺乏具体措施,三中全会决定仍因其提纲挈领、涵盖宽泛,确定了亟需改革的诸多领域,而颇堪嘉许。决定的背后,是决策层敏锐意识到,中国以往的发展道路已走到尽头,亟需改弦易辙

三中全会在这一方面是可称赞,但值得关注的是,两年后,后续举措相当之少。比如,美中全国贸易委员会(USCBC)对三中全会决定的执行情况持续进行了在线跟踪,至2015年,该委员会公布的执行率是不到一成,情势惨淡。[7]中国欧盟商会(EUCCC)发布过一份题为“三中全会现状评估”[8](Third Plenum Reality Check)的报告,其中给出了相似的悲观评价。迄今为止的进展同样并未给多数其他经济学家和观察中国事态的人士留下深刻印象。

中国大而不能倒?

这样,中国的改革似乎已陷入某种窘境,抑或重重窘境之中。如今的情形(2015年)混合了自2009年以来愈见凸显而且强硬的政治镇压(但自习近平2012年就职以来加剧了),和非常微不足道的经济改革举措以及愈发尖锐的社会问题。这恰恰是中国当下面对的新的重要关头。共同的背景是政治体制。在我看来,政治与中国未来的所有方面直接相关

假如不回到政治改革之路,不在党国与社会间关系的多个方面推行重大的自由化和松绑举措,经济改革和社会进步就将继续维持相当微不足道的局面。这是本书的主要论点。

这不是说,假如中国维持其硬威权主义方向,中国的经济仍将继续增长,而是说,中国经济将以远为适中而且不稳定的速度增长。中国将继续取得某些成功,但缺乏政治自由化,我估计中国将无法实现其增长潜力和抱负,相对停滞将成为“新常态”。多方迹象显示,这已经是事实。中国的停滞不会是日本式的(有最低限度的增长甚至是负增长,加上通货紧缩);相反,这种停滞将是“有中国特色的(相对)停滞”。由国内、区域和全球视角言之,一个十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以比如3%到5%的速度增长,仍是意义重大的。这样的经济收缩以及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已发现自己身处这种境地),将在政治和社会领域造成各种各样的副作用。

是故,我认为,中国目前停滞于学者裴敏欣2006年描述过的一种“陷入困境的转型”[9]之中,这一描述相当敏锐而有先见之明。在其富于洞察力和远见的著作中,裴敏欣将深邃复杂的议论和充分可靠的证据融为一炉,揭示出他所描述的中国“发展型独裁”的局限性:在这种独裁制下,经济基础必然受到其政治上层建筑的约束。裴敏欣认为,没有彻底而广泛的政治改革,中国经济将停滞不前,政权极可能崩溃。当时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但现在开始同意了。我的评价之所以改变,是因为中国在这期间改变了。当时(2006年)我的看法是,中国正在进行必要的政治改革——我在自己的著作《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中称之为“调适”——这可能缓和裴敏欣所描述的那种“陷入困境的转型”。但这些“软威权主义”的政治改革举措在2009年戛然而止。因之,裴敏欣的分析和预言今天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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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J形曲线

关于中国当下的两难局面,类似而富于洞见的描述是政治风险战略家伊安·布雷默(Ian Bremmer)的“J形曲线”概念(表1.3),这一概念评估的是一个国家对变革的适应能力,以及经济的开放与国家的稳定之间的关系。[10]

那些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更开放的国家更稳定,在重振自身活力并承受无可逃避的全球化压力方面也更有优势。那些相对较为封闭的社会则无法从容应对那样一些压力(更不用说始料不及的冲突了),并面临国家失败的风险。布雷默认为,中国目前处在J形曲线的左端,也就是抗拒且不欢迎开放。当然,他承认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开放程度较高,中国不是朝鲜。也不是伊朗、沙特阿拉伯、南非或者俄罗斯:布雷默认为,所有这些国家都正在滑向不可持续的动荡。布雷默承认中国的开放程度可观,但这种开放是受到管控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矛盾修辞)。布雷默认定,在其能够全面奉行确保长期稳定和增长所必须的开放政策之前,中国因其政治控制、政府行事隐秘且缺乏透明以及党对市场的操纵,而难免发生重大动荡。

对中国之类国家来讲,处在目前这一发展阶段,关键问题不只是经济增长模式及其效能的衰减,准确地说,还包括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些国家的经济要向高附加值阶段过渡,突破发展的天花板,实现成为真正现代而发达的经济体所不可或缺的各种根本性转变,其政治制度必须是便利型的。它们必须不再充当“榨取型”国家,而成为学者达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在他们富于洞见的著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所描述的“包容型国家”。[11]这要求宽容社会中的自主行动者,甚至为他们提供便利。

对社会科学家而言,这样的论点绝不新鲜。19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家,如西摩·马丁·李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沃尔特·罗斯托(Walt W. Rostow)、A. F. K.奥根斯基( A. F. K. Organski)、阿列克西·英克尔斯(Alex Inkeles)、大卫·艾普特(David Apter)等,均确认了这样一种必要性。[12]一些人士认为,威权主义政权在推动后榨取型经济并满足其新兴富裕市民日渐高涨的需求方面无能为力,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概述了这些人的观点。[13]其精辟的观察隐藏在这部经典著作的第424页:“关键问题涉及政党体制在多大程度上能使其同化新兴集团的过程制度化。”[14]论及威权主义政权发展的第三和最后一个阶段即“调适”(adaptation)阶段,亨廷顿正是这个意思;在这样一些极权主义/威权主义类型的动员/榨取型政权那里,之前是“转型”(transformation)和“整合”(consolidation)阶段。政治调适这一概念对理解今天中国共产主义政权的状态而言是至关紧要的。这些政权要么适时而动,变得更具有包容性,从而提升其政治生存的机会,推动社会经济转变并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要么对这些事情都无能为力,并最终败亡。

研究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类型体制的学者也得出了现代化理论家的这一结论。很多从事“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的学者提出过若干多阶段模型,假定所有列宁主义党国大体上都会经历这样一些阶段:革命和夺取权力→转型和社会动员→国家权力巩固并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为国家的目的而从社会榨取资源和资本→国家权力的官僚化和“勃列日涅夫化”→进行调适并以有限多元主义应对停滞和僵化→?最终阶段是个问号,因为尚没有哪个共产主义类型的政权基于任何持久基础,成功地完成了调适的制度化。

包括中国在内。如以下和第四章所进一步描述的那样,1998年至2008年间,中国共产党政权试图做出调整并变得更加包容和宽容,但自2009年以来,党国业已后撤并放弃了这一更早期的路线。假定这一路线继续,共产党政权或已成功地同时驾驭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难题,但这并非十拿九稳之事。不论如何,自2009年以来,北京政权很大程度上放弃了那一路线并做出了退守姿态,这样就回复到了收缩和僵化阶段,结果是镇压而非支持亟需的改革举措。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其富于先见之明的《大失败》中将这一倒数第二、垂死挣扎的阶段描述为“后共产主义的威权主义”。本书1989年出版,两年之后,苏联崩溃。在这一阶段,共产主义领导层失去了信心,展示出深深的不安,并竭力重新施加控制。统治成了为统治而统治。施政理据变得毫不掩饰:维持权力。但随着政权的传统控制和动员手段开始失灵,朽败之势的蔓延此时已不可遏止。布热津斯基意识到苏联和东欧那样一些政权的徒有其名和彻底失败,并正确判定,这一“后共产主义的威权主义”阶段是共产主义党国最终内爆和崩溃的先兆,并将被一个全新阶段代替。他将这一阶段明确为“后共产主义的多元主义”。[15]

在理解今天的中国及其未来可能的演化时,现代化理论家和比较共产主义理论家均有相当多洞见提供给我们。那样一些过程曾令其他晚期阶段的列宁主义政权或是那些堕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苦不堪言,并已在持续数十年来进行的多个跨国深入研究中获得充分证明,中国何以可能不受它们的影响?中国并未不受这类现象的影响。一些同样的过程和压力已开始侵入中国,预料未来只可能加剧。

这就是中国目前的两难局面,也是严峻的局面。简而言之,中国在政治上裹足不前,因而在经济上也并未迈步前进。中国可以停留在目前的道路上,其前景是,经济相对停滞的局面继续,社会紧张局面上升,政治上的衰退则导致中国共产党政权崩溃。或者,中国可以在政治上形成开放局面,并享有远为优越的机会,以成长为一个充分发达的经济体和现代国家。非有同步的政治改革施加刺激,三中全会所构想的经济改革目标很大程度上(但并非完全)将无法实现。没有政治方面的松绑,中国的很多社会紧张关系将无法得到有效管控。这是中国所面对的严峻抉择

塑造中国未来的变量和问题

中国领导人及他们的自觉选择继续主导着中国的未来。中国依旧是这样一个国家:高层的信号总能收获民众的响应。但中国的未来仅仅部分掌握在党国手中中国国内外均存在相当多的变量和外在因素,它们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政府的控制,但塑造着政府的选择和这个国家的演变。这些变量和潜在问题在随后的每一章都有详细讨论,但请允许我在这里明确其中关键所在。就国内而言,人们可以将这些独立变量归为三类:政治方面的、经济方面的,以及社会方面的。

政治方面,我们必须密切留意执政当局(中国共产党)的效力和合法性。鉴于党国想方设法,无时无刻不在展示一个稳定、凝聚、有力、坚定和刚毅的形象,要在其中找到弱点并不容易。但党国并不如其显现的那般强壮,其极尽卖力展示出的形象具有误导性。中国人有一句谚语叫“外硬内软”。尽管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力量在外,但我认为该政权一样有先天的内在弱点;本书第二到第四章讨论到这些弱点。党国之外,重要的是小心跟进若干社会群体的相对满意或不满情绪。这些群体包括:年轻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海外留学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农村人口。假如他们的志向发生犹疑,失意感达到临界点,所有这些群体都可能主动发起政治行动。

经济方面,相当多的变量在起作用。但其中关键变量是国民经济中国家相较于私人部门和市场力量的相对范围。其他主要驱动力将是,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一个富于创新精神并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体,或保持其模仿和加工型经济体的身份。毫无疑问,创新是中国经济未来的重中之重,但考虑到中国确实在一些领域变得富于创新精神,是否富于创新精神就不是一个简单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创新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第三类经济因素与负债水平(中央、地方、企业、银行)和经济不同领域的资产泡沫有关。据估算,中国的总债务相当于GDP的282%,已成为经济的拖累。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尽管中国拥有巨量流动性储备资金,这样的债务仍是不可持续的。资产泡沫方面,2014至2015年间,中国经历了若干大城市房地产的崩盘以及上海和深圳股市泡沫的破灭。过剩的产能和库存也是问题。另一个日渐引发人们担忧的问题是境外投资相对下滑,这与外国跨国企业在中国的运营成本上升、困难加剧有关。在缺乏透明度的中国经济中,还有其他什么时间炸弹潜伏着等待爆炸?

社会方面,多重变量有待跟进。公民社会受到(政府)助推或镇压是一个。政府的城镇化计划是另一个,该计划将涉及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西藏、新疆和全中国范围内的动荡日渐上升,是一个重大挑战。改革和废弃户口制度对管控中国内部巨量人口的迁移问题来讲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国目前的中产阶级市民据估计有三亿人,考虑到他们的数量至少将增加一倍,也可能增加两倍,满足迅速成长的中产阶级日渐壮大的志向也将是一项核心挑战。随着富裕人群的数量以指数级别增长,既有的社会不公和阶级不满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加剧,导致极化和动荡升级。鉴于中国六十岁及以上人口的规模急剧上升,从2015年的两亿人增加到2030年的超过三亿人,人口形势的改变一样将对中国的劳动力形势和经济造成巨大影响。独生子女家庭的数量也持续上升,只是凸显了这样的挑战:赡养数量持续上升的老年中国人。最后,腐败之癌已遍布社会、经济领域和政治组织内部,并仍将持续败坏整个国家(尽管当局发起了反腐败运动)。

此外,中国并不是在泡沫中演变:外部因素也依旧重要。当代世界的宏观趋向带来间接和直接影响。这包括多方面的地缘政治现实,比如,中美关系愈发令人担忧,也愈见充满竞争性。中国与其亚洲邻国含糊不清的关系也将直接影响中国自身的发展,这有赖于中国自身在周边地区的(仁慈或武断)行为。当然,此时中国自身的国内民族主义也是一个因素,驱动中国迈向更加坚定自信的方向。地缘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日渐加剧,影响到当今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民族国家,其特点是:美国霸权相对衰落,其他地区大国崛起,国际制度架构分崩离析。[16]不论是否有中国卷入,可能爆发的世界性大战笃定都将对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带来负面后果。再就是存在一些很大程度上超出中国控制范围的外生因素:全球能源供应和价格;科学和技术领域的新发明;新的通信技术;恐怖主义;跨国宗教运动;气候变化;或者是全球性经济动荡。美国政府的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发布的报告《2030年全球趋势》(Global Trends 2030)明确列出了四个方面的“大趋势”,这些趋势可能将勾勒当今世界在下一个十五年间的特征:[17]

由于贫困率降低、中产阶级数量上升、受教育程度提高、广泛使用新的通信和制造技术,以及医疗状况改善,个人获得更高程度的赋权。

国际事务方面,权力走向分散:相较于其他崛起中的大国,美国将走向相对衰落;不会再有全球性霸权力量存在;世界将变得更加多元;相较于单个民族国家,大国更多侧身于多国协作和联盟之中。

人口模式将发生转变:全世界将经历人口老龄化,这会平抑经济增长,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城市化进一步发展,移民数量增加。

资源需求将显著上升:对食物、水和能源的需求将分别上升大约35%、40%和50%。随着潮湿地区变得更加潮湿而干旱地区变得更加贫瘠荒芜,气候变化将加剧现有气象模式的严重性。

国家情报委员会的2030年全球愿景进一步明确了六个“改变游戏规则的动因”,即相当可能的变量或趋势:

全球经济更容易受到危机影响。

因全球性权力分散,缺乏霸权或国际制度体系来强化秩序且跨国挑战剧增,全球和国家层面的“治理鸿沟”日渐拉大。

伴随诸如恐怖主义、网络攻击和致命技术扩散之类跨国威胁,在国内层级和可能的国家间层级,存在冲突加剧的可能性。

更大范围的地区动荡,特别是在中东和南亚。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国家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一样在上升。

新技术出现,将提高生产率并缓和资源开发。

美国的全球地位不明确。随着南半球其他地区进一步发展,相较于其他崛起中的大国,美国的实力将相对衰落,但美国将保持介入还是远离全球事务,依旧悬而未决。

这样一些变量和其他外部变量都可能影响到中国未来的演变轨迹。当我们现在转向第二(论及经济)、第三(论及社会)、第四(论及政治形态)和第五章(论及对外关系),更深入讨论中国的未来之时,这些变量理当牢记于心。在每一章中,我都会明确,未来十到十五年间,本章描述的四条未来的可能道路大体会如何影响每一领域。

(作者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伊利亚国际事务学院教授。本文是作者2016年出版的著作China's Future的第一章,原题“Pathways to China’s Future”。听桥译。)

注释(括号中链接是译者替换的可用中文网页)


[1] 温家宝:答记者问,2007年3月16日。(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7-03/16/content_5856064.htm )

[2] 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3月5日提交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新华社2015年3月16日电。(参见:http://www.gov.cn/guowuyuan/2015-03/16/content_2835101.htm )

[3]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新华社2014年10月28日电。(参见:http://cpc.people.com.cn/n/2014/1028/c64094-25926150.html. )

[4] Minxin Pei,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5]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公报、说明。(参见: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1311/18/t20131118_1767104.shtml )

[6] 对三中全会决定的评价,可见我的文章“Breaking Down China’s Reform Plan”,《国家利益》网站,2013年12月2日。地址: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breaking-down-chinas-reform-plan-9476。本段讨论利用了该文。

[7] USCBC China Economic Scorecard:

https://www.uschina.org/reports/china-economic-reform-scorecard-february-2015

[8] 中国欧盟商会:“三中全会现状评估2015/2016”。http://www.europeanchamber.com.cn/en/publications-archive/392/Third_Plenum_Reality_Check_Position_Paper_2015_2016。(原文此处链接有误)

[9] Minxin Pei,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同上。

[10] Ian Bremmer, The J-Curve: A New Way to Understand Why Nations Rise and Fall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6). 特别是有关中国的第六章。

[11]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New York: Crown Business, 2012).

[12] Seymour Martin Lipset, Political Ma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3); Walt W. Rostow, Politics and the Stages of Grow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A. F. K. Organski, The Stag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65); and David Apter, The Politics of Moderniz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13]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14] 同上。页424.(本处译文据《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页393。略有调整。)

[15]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The Grand Failure: The Birth and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 & Sons,1989),特别是第24章。事实上,在布热津斯基的分析中,苏联集团变质和崩溃的可能性长期以来就是明确的,该分析出现在他1960年代晚期的著述中。早在1956年,在其经典著作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中,布热津斯基就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十年后,他再度于“The Soviet Political System: Transformation or Disintegration?”一文(Problems of Communism,1966年1/2月号,页 1–15)中提出这一可能。

[16] See Charles Kupchan, No One’s World: The West, the Rising Rest, and the Coming Global Tur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Ian Bremmer, Every Nation for Itself: What Happens When No One Leads the World? (New York: Penguin, 2012).

[17]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ld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2012).
 

——转自《纵览中国》(2017年3月14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05期,2017年3月17日—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