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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崇义:刘晓波的政治遗产与中国宪政转型

2017年09月08日

2017年7月14日早晨,我才得悉挚友晓波离世之噩耗。虽因一直关注他的病情而心理有所准备,仍然无比伤痛。待神志稍定,即填词《蝶恋花•痛悼刘晓波》:又见巨星沉苍穹,囚杀英才,人神共悲恸。北望长天霜露重,红朝包帝孽无穷。文坛黑马任豪纵,名满寰宇,雄文千古诵。民运枢纽章宪耸,泰来否极心旌动。

充满恐惧的中共政权,极力封杀过士刘晓波生前死后之影响。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全球各地的民众闻风而动,在刘晓波离世的二十四小时内纷纷举办各种活动,沉痛悼念这位被丧尽天良的中共政权囚禁至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能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能够享誉全球,实是名至实归。刘晓波既是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也是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中国民间政治活动家。

刘晓波文思敏捷、著述甚丰,思想家的定位更为容易。但是,我更要强调的是,刘晓波是杰出的中国民间政治活动家,以血肉之躯冒险犯难去实践他所抱定的政治理念。刘晓波秉承“三军可夺其帅而匹夫不可夺其志”的优秀中国士人品格,以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积极投身政治活动,为了民主中国这一崇高目标,带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概,带着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刚毅,于1989、1995、1996年三度身陷囹圄,总是在走出高墙之后又义无反顾、百折不挠地投身对极权党国的抗争,炼成中国异议知识分子中的标杆人物。直到2008年第四次入狱,在狱中罹患绝症得不到应有治疗、在垂危之际仍未获放行出国治疗而辞世,成为中国民主事业和世界人权事业的殉道英雄。

刘晓波是中国本土第一位文学博士,最初以桀骜不驯的“文坛黑马”名世,活动的领域是文学评论和文化批评。中国“老民运”陈子明、魏京生、胡平等人所投身的早期民运,诸如1976年“天安门事件”、1979年“西单民主墙”及“地下民刊”、1980年“校园民主选举”等,都还没有刘晓波的身影。直到1989年“八九民运”,作为政治领袖的刘晓波才横空出世、一鸣惊人。他先是在纽约加盟海外民运,接着毅然从美国回到北京参加街头运动。当年那场波澜壮阔的“八九民运”,中国知识界严重失职,没有及时站到第一线充当领导力量。刘晓波挺身而出,是当时直接投身民运第一线与学生们打成一片的少数几位知名知识分子之一。刘晓波等人试图使学生民主运动更为成熟、更讲策略。刘晓波利用他的教师和名士身份,曾经力图说服学生们缩小目标,进退有度、收放自如,与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中共党内温和改革派联手合作,壮大中国的民主力量。可惜,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以邓小平、陈云、李鹏等人为代表的中共顽固派占了上风,决定对民主运动进行暴力镇压以维护暴政。刘晓波在关键时刻冒着巨大风险发起知识分子绝食,于1989年6月2日与周舵、高新、侯德健一起加入天安门绝食学生的队伍,抗议政府的野蛮戒严,被称为“天安门四君子”。勇挑重任的“天安门四君子”获得部分学生的信任,得以代表天安门绝食学生与戒严部队进行和平谈判,避免“六四大屠杀”更多的流血。1989年6月6日刘晓波在回家的路上被公安机关逮捕。党国随就将刘晓波开除公职,并开动宣传机器将他定为学运“黑手”来抹黑。1991年1月,党国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起诉刘晓波,但又为了利用他洗刷“六四大屠杀”的罪行而将其释放。

刘晓波为了重获自由而在被羁押期间写了悔罪书,并供述他没有看到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上屠杀学生。这种证词尽管在技术细节上并未失实,却被中共用来掩盖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周围、特别是西长安街大规模屠杀学生及其他市民的滔天罪行。这是刘晓波人生中的一个严重污点。面对遇害人数高达成千上万的“六四亡灵”(中共迄今不允许公开调查那场大屠杀的遇害人数),被释放的刘晓波背负着终身挥之不去的负罪感。刘晓波深刻地反思和反省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学生领袖和知识精英的虚荣心、自我膨胀、宗派纠纷、机会主义等种种缺陷,人性也随之再度升华。他从此力戒居高临下的傲慢,谦卑地进行自我启蒙和救赎。他带着赎罪的情怀,积极投身“六四亡灵”的未竞事业。其中一项是全力支持丁子霖等人所组织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并为这个群体争取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在内的各种国际奖项。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那个压抑和哀伤的时刻,“天安门母亲”们带着深厚的母爱,哀悼无辜的死难者、寻觅不幸的失踪者、控诉刽子手们的罪行、抗议党国的暴政,以一种特别感人的方式争取世界人民对中国民主事业的同情和支持。与此同时,刘晓波与其他民运同仁一起,采取重大行动奋力打破“六四”以后的政治禁忌,重聚力量延续八九民运的薪火。1995年2月和5月,刘晓波分别和陈子明、包遵信、陈小平等人发起联署《反腐败建议书——致八届人大三次全会》及《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提出的政治要求包括:依照结社自由的原则制定《结社法》,开放党禁以形成多党竞争的体制;依照言论自由的原则制定《新闻出版法》,开放报禁以彻底结束文字狱;依照三权分立的原则确保司法独立和宪法尊严,等等。刘晓波被公安当局当成这些活动的主谋进行拘捕,以“监视居住”的形式单独关押在北京郊区半年多。被释放不久,刘晓波又与王希哲等人共同起草《对我国若干重大国是的意见》,提出以民主政治为基础促进台海两岸统一和西藏问题的妥善解决,再次触碰红线而于1996年10月被公安当局拘捕,并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劳动教养三年。

进入二十一世纪,劳动教养期满释放的刘晓波敏锐地感触到新的时代脉搏,引领知识界深切关注底层民众,为民请命、为弱势群体代言,推进中国民主运动与公民维权运动的大汇合。刘晓波集中精力撰写大量时事评论,分析政局、抨击时弊,特别是为风起云涌的民间维权奔走呼号、出谋划策。2000年7月刘晓波与贝岭等人一起创建独立中文笔会,打破国内国外和体制内外的界限,在知识界广积人脉、结合同道。刘晓波的人脉圈迅速扩大,囊括社会各个阶层。刘晓波及其同仁们不懈努力的最大成果,便是2008年底问世的《零八宪章》。《零八宪章》第一批303名国内签署者和第一批58名海外签署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包括自由知识分子、民运异议人士、维权律师、草根维权人士、媒体人、宗教人士、自由职业者、工程技术人员、医护人员、工人、农民、企业界人士、学生、退休官员等。《零八宪章》运动,是中国民主运动与公民维权运动大汇合的结晶。《零八宪章》借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的时间节点刊布,将当今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纳入中国和世界人权民主事业的历史脉络中,并且与方兴未艾的维权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它成功地将中国结束一党专政、实现宪政民主转型的政治蓝图与社会个体、特别是底层社会具体的权利及利益诉求融为一体。它既充分表达了中国公民追求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的坚定信念和鲜明诉求,也针对中国的政治现实提出具体的原则、目标、主张和步骤。它既是中国公民社会凝聚共识改变现实的行动纲领,同时也依据政治包容性原则向中共执政当局发出善意邀约,以便妥善解决社会政治转型中的冲突,通过政治和解和转型正义来尽可能降低宪政转型的代价与成本。《零八宪章》的签署者和传播者迅速形成一个松散的异议共同体,充分展现中国公民社会的胸怀、智慧和勇气。不幸的是,面对中国公民社会充满建设性善意的《零八宪章》,中共当局所作出的回应,不是顺应潮流和人心、通过对话与和解来促成宪政转型。恰恰相反,他们通过重判刘晓波十一年刑期并压制恐吓其他《零八宪章》签署者来再一次展示专制统治者的愚昧、冥顽和凶残。

刘晓波的政治思想和精神遗产则主要在三个方面,即宪政民主思想、由民间主导政治变革思想和非暴力抗争思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民主运动初兴之时,国人的自由民主诉求仍很模糊,只有陈子明等极少数先驱将对自由民主的朦胧向往明确提升到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宪政民主的政治高度。刘晓波在当时发表的《混世魔王毛泽东》等文中,明确提出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文化多元化的系统变革主张。1989年4月20日,旅居美国的刘晓波和胡平等人联名发表《改革建言》,要求修改宪法,废除四项基本原则、在制度上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八九民运失败之后,刘晓波的宪政民主思想形成系统。体现刘晓波宪政民主思想的最简明的文本,是他所参与起草的《零八宪章》。宪政民主包含三大制度支柱: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合法政府、人权至高无上、通过法治限制政府权力并保障公民权利。《零八宪章》高屋建瓴地对民主、人权、法治三位一体的宪政民主制度进行了准确的阐述。

刘晓波关于民间主导政治变革的思想,贯穿其整个政治生涯。在八九民运中,刘晓波曾经力主与赵紫阳为代表的中共党内温和改革派联手合作,对党内开明民主派带有期待,希望他们像蒋经国、戈尔巴乔夫等人那样推进民主化的伟大事业。但是,刘晓波始终立足民间,立足于“以民间压力推动现行制度走向自由民主”。刘晓波有很多著述阐发他的这一观点,2005年还出版专著《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从政治变革的体制内外资源、中国人权意识的觉醒、中国民间网络言论的勃兴、中国民间维权的进展、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等方面系统探讨民间力量在中国宪政民主转型中的主导地位。他在该书的手记中写道:“当中国民间的权利意识和自由意识觉醒之时,推动中国变革的根本希望就不在官府而在民间。觉醒之后的国人,只有坚持体制外立场和持之以恒发出独立的声音,必将逐渐凝聚成组织化的民间压力。这才是催生民间的自发建设性力量的根本动力,也是使体制内发生有益变化的最佳压力,是形成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的最佳方式”。在后来的《难道中国人只配接受“党主民主”》、《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等文章中,刘晓波进一步号召国人彻底揭穿中国离不开中共的谎言、彻底抛弃等待中共统治者恩赐民主的奴性思维,秉承天赋权利自我做主、改变中国。

刘晓波的非暴力抗争思想,同样贯穿其整个政治生涯,并且引发诸多争议。刘晓波第一次展示鲜明的非暴力抗争思想,是1989年6月2日他与几位同道共同发布的《六·二绝食宣言》。这一宣言的头条口号令国人耳目一新:“我们没有敌人!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宣言从三个层面揭示非暴力抗争的意义。第一,宣言认定,“此次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主运动,一直采取合法的、非暴力的、理性的和平方式来争取自由、民主和人权”;第二,宣言将“非暴力”界定为与中共党国针锋相对的政治文化,指出中共党国的专制政治以“敌人意识”和“阶级斗争”为核心,而“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第三,宣言呼吁国人“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为中国提供更高的文明秩序。刘晓波参与起草的《零八宪章》,也贯彻了非暴力抗争的理念。宪章号召所有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通过和平的互动实现政治和解与转型正义,建立所有公民都能安居乐业的中华民主联邦共和国。刘晓波在最后一次入狱前夕,于2009年12月23日写下他的辩护词《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再次申明他的非暴力抗争思想:“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且不说自古以来劝导和平与博爱的宗教教义与宗教情怀,现代政治中的非暴力抗争思想源远流长。非暴力抗争的哲学基础,是将生命尊严与道德良知置于优先地位,将使用暴力压迫民众的统治者仍然视为良知尚未泯灭的道德主体,诉诸道德感召来实现政治目标。这种政治哲学认为,以博爱来化解仇恨、以承受苦难、心灵救赎和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来唤醒良知,是以代价更小、也更为高尚的手段和途径来实现正义和社会政治变革;认为道德武器比兵器更有力、精神力量比武力更强大、真理的力量所向无敌;认为手无寸铁但手握真理及道义资源的民众,扬长避短、攻心为上,采取非暴力抗争就足以摧毁专制统治者的精神防线。当然,就政治意识形态而论,暴力抗争运动实际上有两大政治思想支撑。一是和平主义思想,无条件地反对任何暴力;一是自由主义思想,有条件地反对暴力。自由主义不是和平主义。自由主义的非暴力抗争,在主张非暴力的同时,坚守暴力自卫的天然正义,坚持在自卫中使用暴力抵抗暴力侵害的正当性。

现代世界政治史上的非暴力抗争运动,此起彼伏、连绵不绝,诸如十九世纪中叶梭罗为抗议对外战争在美国阐发和践行的公民不服从(也称公民抗命)、二十世纪初罗素等人为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英国进行的拒绝兵役运动、二十世纪中叶甘地在印度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二十世纪下半叶曼德拉在南非领导的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统治运动、达赖喇嘛在二十世纪末就开始倡导的中间道路、以及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席卷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非暴力抗争既在英国、美国等民主的国度中取得一系列胜利,其胜利果实也包括在专制国度实现民主转型诸多案例。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各国的民主化,基本道路是和平革命,包括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民主化,亚洲台湾、南韩、菲律宾、印尼等地的民主化,东欧和中亚后共产党国家的“颜色革命”,阿拉伯地区的“茉莉花革命”。

但是,非暴力抗争并非所向无敌,并非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奏效。当非暴力抗争遭遇迷信权力、崇拜暴力、卑鄙无耻、丧尽天良的野蛮统治者,往往收效甚微,甚至于犹如与虎谋皮、完全失灵。以西单民主墙为起点的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已及本世纪初以来兴起的公民维权运动,持续不懈的非暴力抗争所留下的是一连串令人心碎的失败记录,尽管这些运动不断地为中国的人权民主事业积聚力量。中共党国顽固派,对窃国乱政六十多年内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毫无悔改之心,在二十一世纪全人类的人权意识普遍觉醒、普世价值如日中天、民主化的潮流势不可挡的大环境下,仍然丧心病狂地不断制造新的罪孽,残忍地摧残和消灭为中华民族追求自由民主的志士仁人。“赵家人”明知不会有永久的执政党、明知共产主义专制党国已经被人类历史所淘汰、明知无论如何折腾都改变不了党国政权传不到红三代的命运,然而,他们仍然丧心病狂地残忍打压拥抱现代政治文明的温和人士,堵塞中国宪政转型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路径。我们知道,非暴力抗争以和平方式争取革命性制度转型,展现的是内心的刚毅和强大,而不是懦弱;是对暴政的勇敢抗争和不断冲击,而不是对暴政的宽容和忍让。与刘晓波志同道合的中国自由主义勇士们对宪政民主有坚定的信念,也有超越恐惧、矢志不渝的充分定力。但是,他们不知道需要多大的苦难和生命代价,才能瓦解中共党国统治者野蛮的镇压意志和对专制权力的执迷。

——转自纵览中国(2017-08-18)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17期,2017年9月1日—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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