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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中美开战?中国并未准备好——从军改现状谈起

2017年02月16日

川普就任美国总统前后,在中美关系的讨论中,“中美必有一战”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国内外不少媒体和个人发表了种种关于双方可能面临战争的分析。有意思的是,这些言论都忽视了一个本不该回避的话题,即习近平过去两年来推动的军队体制变革。这场军队改革因何而起,进展如何,无疑对今后中美双方角力有重大影响。不了解正处于军改过程中的中国军队,空言“中美必有一战”,不免忽视了讨论的基础。

习近平为何要实行军改

自2016年开始,习近平实施了中共建军以来最大的军队体制变革,这一变革彻底改变了解放军自建军以来就根深蒂固的具中国特色的苏式军队管理体制,使中共对军队的管理走向美军的体制。到现在为止,按照官媒的说法,习近平的军队体制改革基本上完成了“脖子”以上的机构和体制调整,目前则开始了“脖子”以下的人员和编制裁撤。这一重大变化改变了胡锦涛时期军委主席被架空的局面,取消了以往军委副主席双头控制的体制格局,给中共军队系统带来了体制上前所未有的一次震撼和冲击。

中国为何会推动军队的重大改革?这是军队谋求现代化的长期策划,还是十八大之后出现的新举措?考诸事实,十八大之前,中共高层似乎并未显示出任何准备实行军队体制重大改革的迹象,而这场军队改革的源头,出于习近平对军委主席被架空这种状态的严重不满。《解放军报》一年前评论军队旧体制弊端时曾指出,“……四总部权力过于集中,事实上成了一个独立领导层级,……影响了军委集中统一领导。”

中共一贯宣称“党指挥枪”,但实际上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出现了军委主席被架空这种局面,这是一个颇值得分析的现象。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党魁对军队的控制

中共的军队一向是一个相对封闭、自我管理的系统,它不是听命于政府的“国军”,而是听命于党魁的“党军”;而党魁能否实际上掌控军队,决定了党魁地位的强弱。从毛泽东开始,到胡锦涛为止,中共历任党魁对军队的控制,呈现一种由强变弱的趋势。

在战争年代,中共靠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党魁直接掌控军队;同时,毛泽东通过打散历史上红军三个方面军的系列,不断调整人事,平衡和操纵着军队的各派系人马。中共建国后,党魁与军队的历史渊源一直延续下来。“大跃进”失败之后,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掌握了一线的指挥权,但毛泽东丝毫不敢放松对军权的控制。一方面,毛通过林彪随时把握着军队系统的一举一动;另一方面,军队将领中与刘少奇的“一线”合作较多的管事人物,如罗瑞卿、贺龙等,都成为毛的“文革”打击对象。“文革”初期,毛重用林彪系人马,通过他们控制军队;同时,借林彪推动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对军队的控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军委主席与军委副主席之间成了“君臣关系”。即便如此,1967年夏,毛泽东仍然在武汉遇到了当地驻军的“抗命”行动,驻军拒绝按照毛的意图支持当地“造反派”,因此与毛的亲信“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发生冲突,这次事件谓之“720事件”。毛不得不半夜匆匆飞往上海,避开不安全的武汉;事后,他不得不惩处亲信王力,以安抚军队。直到毛泽东去世,他既依靠军队稳定局势,又对军队高层不放心,临死前还发文件让对军队系统有影响力的叶剑英“生病修养”。

毛泽东去世,钦定的党魁华国锋虽然与叶剑英联手,抓了“四人帮”,但华国锋从来就没有能够掌控军队,不久就被邓小平取而代之。邓小平借助推动经济改革而形成的声望,同时依靠他在战争年代任职军队系统的渊源,一方面直接掌握军队高层人事,一方面依靠可以信赖的代理人,为他具体处理军队事务,杨尚昆、刘华清、张震都先后扮演过邓小平军中代理人的角色。邓小平与担任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刘华清、张震等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已经从毛时代的“君臣关系”,弱化为昔日“上下级关系”的自然延伸,而这种关系是无法制度化地“代代相传”给后任的。这也意味着,一旦邓小平去世,江泽民这个新任党魁与军队的关系将进一步弱化,因为江泽民作为文官,与军人出身的军委副主席之间,既不可能重建毛那样的“君臣关系”,也没有邓那样昔日“上下级关系”的羁绊。

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军委主席是如何被架空的

与军队没有渊源的文官党魁领军,实际上是从江泽民开始的。江泽民对军队的掌控,一开始仍然依靠邓小平信用的军队将领,但江与军队将领之间已经没有任何渊源可言,因此,江只能用放权给军委副主席,以此来换取军委副主席对他的尊重。所以,江泽民事实上已经不能够像毛、邓那样,对军队事务说一不二;他只能谋求一个形式上的军委主席空衔和名义上的权威,而听任军队将领们“各凭良心”自主治军,如此则彼此相安无事。但问题就出在这个“各凭良心”上,当举国腐败成风之时,官场上的“良心”就再也靠不住了,军队系统自然也不例外。于是,军委主席对军队系统放权、允许军队系统自治,实际上就相当于对军队系统的腐败放纵不管。虽然放纵腐败也能换来军队系统表面上对军委主席的尊重,但其前提是,军委主席得对军队腐败“睁一眼闭一眼”;也就是说,军委主席名义上的权威,是靠默认被“架空”换来的。

等到胡锦涛接任党魁,军委主席被“架空”,已经成为“新常态”了。郭伯雄、徐才厚这两个军委副主席,既是军队实际上的“双头”当家人,也是军队系统腐败的参与者,又是军队系统腐败关系链的总保护伞。不仅如此,胡锦涛这个军委主席的权威,必然被军队系统的全面腐败进一步削弱,因为,要掩护全面腐败,就不能让胡锦涛这个军队系统的“外部人”了解军队实情,也不能让胡锦涛擅动军队高层人事;否则,军中一旦发生“地震”,就会“牵一发而动全局”。另一方面,军队自然也不希望今后新的党魁关注军队腐败;谁能宽纵军队腐败,谁就能赢得“军心”。于是,军委副主席对十八大后的新党魁及其方针,就不得不时加关心。由此,军委副主席介入高层接班问题上的权力斗争,就毫不奇怪了。

习近平的军改主线:从反腐到重建军委主席的权力

十八大召开之时,郭伯雄、徐才厚依然稳居军队高位,双头统治继续架空军委主席。对他们而言,这种制度自然毫无改变的必要。然而,对习近平来说,如果听任这一局面延续下去,他就只能像胡锦涛那样当个空头军委主席;同时,高层的各种势力会不可避免地与军委副主席串联沟通,互为依托,构成对习的威胁。而习近平试图通过反腐败来改变高层的政治格局,遏制异动势力,则绕不开早已实行自治且高度腐败的军队系统。最后,习近平采取了“做大手术”的策略,通过这次军队的结构性改革,排除了可能架空军委主席的军队旧体制,建立新的军队管理体制,来保障他的军权。而这一军队改革,只有搬走郭伯雄、徐才厚这两个“拦路虎”,才可能实施。

习近平的军改,主要是改变总参、总政双头控制军队架空军委主席的制度格局,细分军委的办事机构,把参谋部和政工部从实质上的军队最高领导机关,变成了军委的下属办事机构,而军委主席则真正控制住军队系统的人事黜升和日常运转。中共军队实行了几十年的旧体制,是具中国特色的苏联红军体制,一旦改变,也需要有一个参照系,于是,美军的管理体制就成了这次中共军改的目标模式。就像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样,一旦抛弃计划经济,除了实行市场经济之外,并没有其它制度选项可供择弃;在军队体制改革中,习近平并不打算实行军队国家化,却不得不借鉴实行军队国家化的民主国家的军队管理体制。美军的管理体制是,负责养兵的军务行政和负责用兵的作战指挥方面的军令业务,分由完全不同的部门掌握;军令、军政分立,彼此制衡,文官元首得以号令军队。最近中国的官媒正式承认,“解放军在改革后将‘军令’与‘军政’分开,逐渐向美式军队结构发展”。

这次军改事涉从上到下的整个军队管理体制,几乎每个单位的功能、运转都需要按照新制大幅度调整,不但大批中高级军官将失去位置,而且新提拔起来的军官也不了解这个美军制度的运作特点,安排人转业,自然阻力重重,留下的人也会有无所适从之感。一个处在基本管理制度变更之中的军队系统,其实是不能打仗的;此时如果想打仗,或者是放弃军改,回归旧制,或者是上下不协,指挥不灵。实际上,目前军队“脖子”以下的单位正实施艰难的裁撤、善后,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只会维持常规性战备,而不会准备进入战争。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202期,2017年2月3日—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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