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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毛泽东的文革与斯大林的大清洗

2016年05月13日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被称为史无前例,那么在历史上,有没有什么事和文革比较类似呢?我以为是有的。斯大林搞的大清洗和毛泽东的文革就颇有相似之处。

正如法国学者福瑞(Francois Furet)在《一个幻象的消亡》(The Passing of An Illusion)里所言,像文革这种“革命中的革命”(a revolution within the revolution,用林彪的话叫“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像这种“摧毁他们仍是其领袖的党”,斯大林在大清洗里就搞过。严格地讲,说斯大林发动大清洗和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摧毁他们仍是其领袖的党”是不准确的。因为在当年,党是被领袖所代表的。这是列宁主义政党的一个基本特点,如马雅科夫斯基在长诗《列宁》中所说:

    党和列宁

            是一对孪生的弟兄。

    在历史母亲看来,

            谁个更为可贵?

    当我们说到列宁,

            我们指的是党;

    当我们说到党,

             我们指的是列宁。

整个运动都是以领袖的名义、因而也就是以党的名义进行的。在整个运动期间,党和领袖一样都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尽管有大量党的机关和党的官员遭到清洗,但那都不是以反对党的名义,而是以保卫党的名义进行的;被清洗者都被指控犯有“反党”的罪行(所谓三反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另外,军队的党组织基本上未受到冲击。我们知道,1968年秋天,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活动的批示》,毛进而提出“吐故纳新”,党组织广泛吸收新党员,并把大批新人提拔到领导岗位。由此可见,文革与其说是摧毁党,不如准确地说是整顿党,是对党的大换血,使党成为伟大领袖的更加得心应手的工具。

关于斯大林的大清洗。斯洛文尼亚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在他的《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一书中引用了盖迪与纳莫夫(J.Arch Getty,Oleg.V Naumov)在他们合著的《通向恐怖之路》(The Road to Terror)里的一段话。作者说:“在1933年和1935年,斯大林和政治局联合各级干部的中坚分子筛选或清洗无助的普通党员。然后,地区领袖们利用那些清洗来巩固他们的机器和开除‘不合时宜的’人们。反过来,这产生了1936年的另一次力量组合,在这次组合中,斯大林和莫斯科的干部站在了普通党员一边,他们抱怨受到了地区中坚分子的镇压。1937年,斯大林公开动员全体‘党员群众’反对干部;这为大恐怖者摧毁中坚分子的行动提供了重要力量。但是,1938年,政治局改变了力量组合并加强了地区干部的权力,作为其试图在恐怖期间恢复党内秩序的努力的一部分。”

斯拉沃热∙齐泽克写道:“当斯大林采取冒险行动时,局面一发而不可收拾。他直接求助于低层普通党员,鼓励他们说出他们对地方党领导独裁统治的抱怨——由于他们对政权的愤怒无法直接表达出来,便更加猛烈地向个人化了的替代目标爆发出来。由于上层干部在清洗中同时掌握着行政权力,便导致了自毁式的恶性循环,实际上每个人都受到了威胁(82个地区党委书记中,79个被枪毙了)。”齐泽克指出:斯大林直接对广大党员讲话,采纳他们反对官僚主义的态度的策略是非常冒险的,因为正如盖迪和纳莫夫所说:“这不仅威胁到将上层政治公开交于公众审查,而且还冒着使整个布尔什维克政权名誉扫地的风险,斯大林本人就是该政权的一个部分……最后,在1937年,斯大林破坏了游戏的所有规则——实际上是彻底毁掉了游戏,发动了一次群众斗群众的恐怖行动。”

按照上面的叙述,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实际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联合各级干部打压普通党员,其次是支持普通党员反对各级干部,最后是重新加强地区干部的权力,恢复党内秩序。这里的第二阶段不是和文革中的造反运动有几分相似吗?正是这第二阶段,“为大恐怖者摧毁中坚分子的行动提供了重要力量”。这就如同文革中毛的“炮打司令部”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打倒一大批老革命提供了重要力量。

在《古拉格群岛》里,索尔仁尼琴讲到斯大林的肃反运动(即大清洗)时也联想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无独有偶,这两件事都是发生在共产党掌权后十七年(斯大林的大清洗开始于1934年,距十月革命的1917年恰恰也是十七年)。索尔仁尼琴说:“我们大可怀疑这里有历史的规律性。”和文革类似,斯大林搞大清洗也打出“扩大民主”的旗号。大清洗就是在“扩大民主”的旗号下进行的。正是在大清洗高潮的1936年年底,苏联通过新宪法;该宪法自称“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新宪法规定:凡苏联公民,不论民族和性别一律平等,享有言论、出版、集社、结社、劳动、休息等自由;实行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选举制度。当然,新宪法还写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新宪法称,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归根结底要“符合工人阶级利益”,宣布任何旨在削弱社会主义制度的人都是人民的敌人。也就是在1936年,苏联音乐家创作出一首《祖国进行曲》;这首歌迅速流行,并被叫做第二国歌,歌中唱道:“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上述种种,不是和文革中的大民主很相似吗?

和文革类似,大清洗中也有过大规模的群众参与。有俄国学者指出:大清洗是政府迫于社会的压力,迫于下面对各级官员的不满不得不采取的行动。也有人认为,是政府利用群众对现状的不满和对维权的无知,有意制造的。大清洗并非群众的要求和自发行为,是领导把群众变为迫害运动的参加者和支持者。按照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阿∙阿夫托尔哈诺夫在《权力学》里的描写:“在报刊上掀起一场‘揭发和铲除人民敌人’的大运动。《真理报》和地方党报党刊所发表的三分之二的材料是谈‘揭发和铲除人民的敌人’的。在每个党员,每个‘非党布尔什维克’展开‘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标志下,要求对‘人民的敌人’提供揭发性材料。‘即使批评只包含百分之五到十的真情,这样的批评也是我们所需要的’——为了鼓起人数众多的告密者大军的精神,通过口头和书面的宣传一再重复斯大林的这一著名要求。从‘揭发人民的敌人’和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角度来说,所有的机关、工厂、矿场、铁路和水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各类学校、艺术界、文化界、科学界都牵涉到了。……党员与党员,党委与党委,州与州,共和国与共和国在揭发人民的敌人方面展开了竞赛。……告密具有瘟疫的性质和斯达汉诺夫运动时的规模。告密督促着所有的人,兄弟告发兄弟,儿子告发老子,妻子告发丈夫,所有的人告发一个人,一个人告发所有的人。……如果说在首都事情还是按照特征表发展的,在地方上告密狂则发展成了告密混战。”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毛泽东搞文革是靠群众,斯大林搞大清洗是靠秘密警察。其实不尽然。斯大林搞大清洗也是要靠群众的,靠群众——普通党员和非党布尔什维克即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其实稍微想想就会明白,如果不是发动群众大举揭发,如果单单靠斯大林和内务部,怎么可能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就清洗掉那么多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领导人呢?大清洗与文革的区别之一在于,在苏联的大清洗中,内务部拥有非常权力,可以逮捕任何地方上的党的官员,群众对他们认定的“人民的敌人”没有直接处置权;而在中国的文革中,群众组织自己常常就可以把他们认定的走资派等拉下马,夺权或关入自设的牛棚以及诸如此类。

大清洗对苏共精英造成空前的灾难:苏共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70%被枪决;列宁在其政治遗嘱中提到的六名领导人(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除斯大林本人外,全都死于非命;老布尔什维克几乎被消灭干净。与此同时,斯大林提拔了五十多万(!)年轻党员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以填补老革命被清洗后留下的空缺——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列宁逝世(1924年)后才入的党(如索尔仁尼琴所说“斯大林正在选拔更顺手的人”)。就这样,苏联共产党成了斯大林的党。中国的文革与此类似,中共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70%被打倒或靠边站,只是大部分人没有被从肉体上消灭。通过文革,毛泽东把四人帮等一大批新人安排进各级领导岗位,使得共产党成为他自己更加得心应手的工具。但是也正像索尔仁尼琴指出的那样:在苏共二十大之后,“今天正在制造着新的神话。凡是反映三七年的小说,或者提到三七年的文章,必定是叙述共产党领导干部的悲剧。众口铄金,我们也不由得跟着以为三七-三八年监狱被关进去的全是共产党大人物,好像此外没有别人。但是当时被抓起来的几百万人当中,党和国家的大官们怎么也超不过十分之一。甚至在列宁格勒排队探监送牢饭的,多半也是像卖牛奶的女人那样的普通妇女。”中国的文革也是如此。现在许多人一提起文革浩劫,以为那只是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灾难,有人甚至还以为文革给普通老百姓带来了这样或那样的好处,甚至把毛泽东还看成普通老百姓的大恩人,但实际上在文革中遭受苦难的绝大多数都是普通老百姓。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82期,2016年4月29日—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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