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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习近平下一步不可能走向宪政民主

2017年08月31日

习近平的下一步,现在看起来也不是很清楚。我总认为,习近平下一步走到宪政民主这一步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提出这种假设的人,一般都是认为,他走向集权,权力足够大了,然后他就具有政治改革的本钱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他既然上台之后折腾这么多事情,到最后他觉得要全身而退,也只好走民主这条道路;从他延长他的权力的角度,也只有这样改制;还有从留名青史的角度……都有。从很多角度看,他都会这么做。

但是我的观点是,权力这个东西,是个矢量,不是标量,就是它有个方向。权力不是和物的关系,是和人的关系。权力如果是一杆枪,今天可以拿这个枪打张三,明天可以掉过头打李四;但权力是和人的关系,是一大堆人这种关系。你的权力来自这一堆人际关系,你这种方式就能起作用;你要搞个相反的,在你这儿它就不起作用了。所以说,权力不是万能的,不是任何人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相反,你权力越大,到定型的时候,你就越受制于权力本身。你是靠哪些人帮着,执行你的意志,那么那些人的想法,那些人的来历,那些人的种种关系,反过来就决定了你能怎么样行使权力。

所以你如果要倒过来,就会发现你的敌人并不因此就喜欢你、就成了你的力量;反过来,你原来的依靠力量呢,这个时候,哪怕不变成你的敌人,至少不可能继续成为你权力的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就面临这么一个大问题:即便从个人安全来讲,他发现,如果实行民主他风险非常大,大到树了那么多敌人,他怎么有把握一旦实行选举人家都会选自己而不是把自己打倒呢?

你看那些独裁者,蒋经国也好,别人也好,他有一条,上台之后做的事,基本上是朝着宽松方向走,不是在树敌,不是朝不断给自己增加更多敌人的方向走。所以在他进行政治开放改革的时候,除了自己原来权力很大之外,另一方面他已经又积累了一定的本钱。没有一个领导人,在上台之后先靠不断地集中权力,以至于成为一个独裁者,而在集中权力的过程中,得罪了各方面的人;然后他摇身一变,回头搞起民主来了。他会认为,一旦搞起民主来风险更大;不搞民主呢,也许还安全一些。如果他权力已经大到这个程度了,完全可以采取别的方式嘛,比如说可以延长自己的任期,或者像邓小平那样,哪怕退了位了,但垂帘听政,实权仍然在自己手里,第二代、第三代接班人,我都给他指定了——那同样可以全身而退了嘛,他这么做肯定更容易嘛。

相反,如果你要在这个时候来个180度大转弯,要实行宪政民主了,我看他反而会觉得危险莫测:他的敌人,他过去得罪的所有人,这时候都可能冒出来。而他的亲信,他手下的人,那个时候不一定会跟你。所以历史上也没有这个先例。咱们可以总结归纳历史上所有那些以独裁者名义结束独裁的事例,都是这么一个过程:在此之前,执政者执政的曲线基本上还是朝宽松这个方向走,而不是朝不断地强化打击这个方向走的。

另外,谈到民主,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在此之前,要使社会矛盾尽量不要尖锐,使它趋于缓和,使社会张力减弱而不是加强。一旦加强了,到头来你会发现越发地不敢丢掉手中的权力。

咱们再看现在习近平上来之后,四面出击,树敌非常多——当然这和中国这个体制有很大关系。这个体制是这样的:一个人一旦居于最高位置,那么他的权力似乎就是不受约束的。在毛泽东死了之后,这个制度本身虽然没有能得到改革、得到改进,但是由于先前所造成的巨大弊害,人们对那种权力的强化、权力集中在个人,有高度的警惕,再加上所造成的特殊局面,比如说,“四人帮”垮台,是华国锋下令抓的。华国锋名义上是一人兼具了党政军各种最高权力;但另一方面,他在党内各方面的威望、人脉,显然还不足,他执政后,又不能不依靠或者说重新启用一些所谓“老一代”。而“老一代”,虽然没有最高的权位,但是他们的人脉关系显然要大大胜过华国锋,这么就形成了一种很奇怪的格局,就是,名义上最有权力的人,没有实际上的最大权力;而实际上有最大权力的人,没有名义上的最高权力,名和实是互相分离的,因此无法形成名副其实的独裁权力。邓小平讲,毛死之后他就是核心,他说了算。但是他说这话是“六四”以后才这么讲的,在“六四”之前他没这么讲过,他要是“六四”以前这么讲,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嘛,他不会这么讲。而“六四”以前,事实上他的权力也不是那么大,别的在前台的人物,起先是华,然后是胡,是赵,都占有名义上的最高权力,再加上一大堆元老啊,邓的权力还不是他一个人就说了算。“六四”这事,那显然是他乾纲独断,一个人做出来的,到“六四”之后,胡赵这些人不消说都已经退场了,那些元老已经都认了老邓了——包括陈云,也是在“六四”之后,九二南巡之后,那才算是彻底输诚,权力才集中到邓小平一个人手里来。

当时有这么一个特殊的背景,使得在那种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之内,在旧体制没有变化的情况之下,一时间没有出现这么一个靠着权力机制而发挥独裁作用的人物,那个时候发挥权力影响的,和那个位置之间,就是权和位,是不相称的,是错位的。而到后来,到习近平上台的时候,从一开始他就得到解决,就像我原来讲的,原来的江胡两个元老的势力互相抵消,当习掌握最高权力的时候,就没有人对他还能有所牵制了。而其他文武百官一看到这个趋势,西瓜偎大边,就都靠到他那边去了,使他的力量得到空前的加强。

但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毕竟执政的根基太浅。这个根基太浅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你在这种体制之下,你要一级一级爬上去,一直到最高位,在这个过程中间,你是不能拉帮结派的,别说你了,我们知道,过去连太子都不敢拉帮结派,怕他老子看到不放心,何况你。在还没有选定你当接班人之前,你不敢这么干;选定你当接班人之后,你更得小心谨慎,跟各派保持等距离,不能太器重某一些人。但这么一来造成的问题是,等你继位之后,你发现没有一个你信得过的班底,所以一上台搞了那么多小组,每个小组都自己兼任组长——这就是说,习根本没有放得下心的人。而他比较放得下心的人,都是级别太低,我可以把你拉到小组里去,但是你在小组里说话无足轻重,安你当组长也没用,所以必须我习近平亲自来当组长。我来当组长就等于你来当组长,因为在我们小组开个会,如果我不当组长,比如,就叫陈小平来当,那你们这帮人谁也不听他的,陈小平的意见无足轻重。反过来我当组长呢,那陈小平讲什么话,大家全知道,这就是我的意思。哪怕他只是组员,位置排得很后,你们各位级别都比他高,但是组长是我,最后拍板是我,而实际上,我对这个专业不熟,对这个事情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必须要有陈小平来搞,我就信得过他。这么一来,通过自己兼任组长,习的亲信安排在小组中间,哪怕担任不重要的组员,由习近平自己当组长,就使得他的各个亲信,在小组中就占了主导地位了。

反过来也就说明,习近平是不得已,不得不这么做。他不像毛,毛在文革中,开一些中央会议的时候干脆自己都不来,就让你们开去,甚至让刘少奇主持开个会,把彭罗陆杨给打倒了。他来都不来,有把握嘛。你这习近平就得事必躬亲,他知道只要他不在那儿,就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也说明他权力的薄弱。在现在这种体制下,习可以把按照顺序排在前边的人,以这种理由那种理由把他剔除掉,但是很难把他喜欢的人、他相信的人,从很低的位置提上来。而且他在党内要提拔亲信,他都不知道谁是他的亲信——不像打江山那批人,他们有那种经历、那种交情,就知道谁是谁的人。他只能用他的熟人,他也不敢说熟人在政见上就和他一致。他无非就是很简单地思考:我重用你,就是因为我们原来的这种渊源关系;你也知道这个道理,你自然会效忠于我。他是用这么一种简单逻辑建立起来的。这并不等于他选拔的这个人一定具有很强的能力,而且他们每个人不可能完全没有自己的政治观点,哪怕他忠于你。你希望他具有一定的能力,那他就免不了对各种问题有他一定的看法。他很难断定,他提拔的这些人,是不是就一定能如他的意。连老毛都这样:提拔了一个他不喜欢后来干掉了,又提拔了一个他不喜欢又干掉了,可以想象,习近平对他提拔的人就那么放心?但是相比之下,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那么做。

现在,反腐大刀阔斧,走了这么远,确实就是习近平想停也停不下来。你在不断地树敌。这些人,由于体制造成的原因,被清洗的人,很难有效地反抗。像他们最初整肃的,军头也好,封疆大吏也好,都有相当的实力,怎么都没有起来造反的?因为你要地方的人造反,是相当困难的。像薄熙来,出了王立军的事情之后,要去北京开“两会”,你说薄熙来不是傻瓜吗?去北京开两会干嘛,不是明摆着鸿门宴,没好事嘛。你干嘛不在你的重庆、你的西南,你不是说云南的军队跟你挺熟的?那在那儿就拥兵自立吧,扯一杆子。因为去北京肯定是倒霉的事,一定没你的好果子。

我想他一定是低估了他去后会遇到的麻烦。但是他绝对不会认为他去北京是好事。他知道麻烦来了嘛,这一点他肯定很清楚地意识到了。但是我觉得,第一、薄熙来那种太子党的张扬,一般的封疆大吏都很忌讳、不可能干、不敢干这些事的,你一个地方官员,和军队的官员去拉关系,这肯定是犯大忌的。但他比较敢这么做,当然仗着他一些特殊的背景,另外他的个性。但他也知道,他的所有这些关系,只有在权力机制之内顺势而为的时候,它是很大的一股力量;如果你要逆势而做,那就完全变了,就靠不住。他可以和那个军长很熟,和那个军区司令特别好,但是,包括那个司令本身,他都完全没有把握,他的手下会听他的指挥。

这个和中国过去,比如清末民初那种军阀割据、实力派兴起有很大的差别。中国从来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当中央集权能够正常运作的时候,你地方封疆大吏要独立、要造反,都是非常困难的。当然,过去的交通不方便,过去他不可能频繁地调动司令,所以都使得军事长官和他军队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而你现在,特别是毛掌权后,他很注意调动部队的司令,各个军区的司令,让你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再派个政委,派这个那个,也就是,你一个军官,你哪怕是当地部队的第一把手,你都不知道如果你造反的话,你周围的人,你的政委,你的副司令、副政委,那些人听不听你的。如果那些人你都喊不动,都不听你的,那你怎么还敢搞什么更大的事情呢?这个不像清末,清末的时候,自从太平天国一起来,朝廷发现清兵不起作用,所以朝廷不得不容忍地方势力的兴起,像曾国藩他们这些湘军、淮军就出来了嘛。而且这些湘军淮军都是老乡,彼此都认识,很多部队都是按照原来的一个村一个村编排的,军事长官,他的部队第一是忠于他,最直接听他的使唤,是他的军队。这也就是为什么曾国藩一旦把天平天国平定之后,马上就把他的湘军解散——他知道朝廷看着一定不放心,会给他找麻烦。

后来又出了义和团的事,东南这些汉人官员就搞东南自保,不听你朝廷的话。你朝廷中央在和世界各国列强交战,我那边就自保了,公然地对抗中央。而且事后证明,他们对抗对了,中央不得不认这笔账,那么地方势力就更壮了嘛;如果对抗错了,中央赢了,那你这些搞东南自保的一个个就会拿来开刀问斩了,地方你没有实力了么。

先有地方武装的兴起,虽然湘军解散了,但是人还在,原来的关系还在,另外,在东南自保、义和团的事,使得当地汉人有了相当大的地方势力,所以在清末时中央的权力已经非常小了。在这种情况下,后来辛亥革命,那是满人、这是汉人,一大堆事,才出现后来所谓军阀割据的局面。也就是说,在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国家,要出现军阀割据,你的军队必须是你的军队、听你的。而现在呢,中共这个军队肯定不能说是哪个将军、哪个司令员的军队,所以这个情况,我觉得他们要搞割据,可能性非常小。如果他们真要起什么事的话,搞一些阴谋活动,甚至通过正当议程去反对你,这种可能性都要比一个地方拉起了杆子、搞什么造反这种可能性要大的多。

这种体制,像文革我们都经历过,哪怕搞得都天怨人怒了,中央领导人的威信还好好地在那儿呆着,没有人敢于去挑战。当然,也有林彪事件这样的。关起门来,既然关系搞得这么紧张,那出事的可能性就很大,出现纰漏的可能性就很大。“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总有一次,不定哪件事出来了,就因为那件事,成了个引爆点,因为整个事情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理论上讲,高度紧张状态,也可以维持下去,如果你每个纰漏都注意到了的话,哪儿出漏洞马上就堵上的话。但是问题是,你攥不住天,有时候难免会出现点事,你没有意识到,你没有料到,就像谁也没有料到会出现个王立军,那整个情况就随之改变了。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习近平的危险是相当相当的大。

另外,从习近平个人来说,也确实看不出来——就像他在当储君的时候,访问墨西哥那次讲话,大家马上就觉得这个人,要指望他搞民主那太不可能了。从他说话的那种口气,那种价值取向,那真是和善良的人所希望的相差太远。

再说,我想他们这一代人,思想、观念,现在一般人谈到他们的情况,免不了从文革谈起,“红二代”文革时候怎么样受难,然后怎么怎么样走过来。他们很少谈到,80年代,“六四”,这些对他们的影响。我觉得这个对他们的影响非常大,因为第一,如果没有“六四”,在“六四”之前我们都知道,在年青人中间,位居前列的,所谓领军人物、年轻官员,可能要接任高位的那些官员,领军人物都是不是“红二代”。是因为“六四”那件事,把平民出身的接班人大多都打下去了,边缘化了。就是在“红二代”中间,在“六四”之前,占据比较高的位置的、当时政坛上比较活跃的一些官员,胡德平、陶斯亮、罗点点、陈昊苏,那时候他们的位置比习近平这些人位置还更高,他们年纪也大一点。也就是说,“红二代”中间思想比较开明的那些人,尽管“六四”没有把他们直接打倒,但是他们被边缘化了,地位变得不重要了。因此,习近平薄熙来是因为由于“六四”才使得“让自家孩子接班”成为一个大趋势,他们才可能接位。经过“六四”负淘汰,使得“红二代”中比较好的人边缘化了,才使得这些在他们那一代人中比较差的人,有机会进入了权力核心。所以谈到“红二代”,不能一概而论,不是“红二代”都是这个样子,“红二代”中间,有很大很大的差别。而习近平这些人,恰恰是“红二代”人中间比较差的这么一些人。再加上前朝积累下来的这些中国的国力,那他们更把他们那种显然是反民主反自由的政治野心给召唤出来。所以你看他,上台之后更多的做的事完全是与我们期待的背道而驰的,完全是相反的事情。

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他认为政治改革必大权在握才集权,集权是为了一个好目的,虽然干了些坏事,可那是为了集权嘛,集权是为了做大好事嘛……这个逻辑肯定站不住脚。因为,就算你想集中权力,是为了下一盘很大的棋——为以后你搞所谓“民主改革”,那你也不必去做那些缺德的事吧?没必要做得比前任还更过分吧?有些事显然是做得太过分了,特别是在压制民间自由派这方面,走得太远了。所以就使得他如果要回过头去,基本上就是不可能了。他只有沿着眼下这个方向继续走下去。

我想,他既然已经走上这条路了,他将来转身搞所谓“民主宪政改革”,基本上完全不可能。另外,他也不会出于自身安全的需要,去进行政治改革,因为他完全可以延续前边的例子,使他的权力地位,或者是延长任期,或者是通过垂帘听政等种种方法,来保护自己。他真正的麻烦在于这种四面树敌造成的社会高度紧张,尤其在官员阶层的这种高度紧张,随时可能出现一些不测的危机,这个可能会对他的未来的行动造成很大的影响,包括未来十九大的人事安排上,都构成非常大的困难。他到底能够走多远,现在也不清楚,看起来也会有很大的阻力。
 

(在中国研究院和《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在纽约联合举办《习近平的下一步》研讨会上的发言)

2016年10月11日)

——转自纵览中国(2016-11-21)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17期,2017年9月1日—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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