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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镇反运动小议

2017年04月14日

我父亲出身于河南农家,自幼聪明好学,家里供他读书,后来考上公费的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后当过县警察局长、县长、总务课长、禁烟督导专员等。1948年冬参加到河南的国民党军队127军,第二年夏天,该军军长张轸率部于湖北金口“起义”,编入解放军51军,我父亲在212师政治部宣传科担任干事。当时共产党说“起义光荣”,保证“既往不咎”,还发了一纸证书,住家门上还挂了一块“光荣军属”的木牌。但是到了“镇反”运动,仍然当做“历史反革命”被处死。我父亲在1952年4月由湖北省军区押返原籍,6月就被处决。1984年年底,许昌县法院发给我家一份刑事判决书,上面写道:“按照党的既往不咎政策,原判确属错误,应予纠正。”

1984年秋和1986年春,我两次到许昌,处理有关为父亲平反的善后事宜。从许昌县法院工作人员的口中,我进一步证实了父亲被处死完全是因为他过去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中的那段历史,并不是因为他后来有什么现行的问题。

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中共在建政初期发动的一场极其残暴的政治迫害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被杀死的有71万人(按照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的说法是100万人),被关押的有120万人,还有120万人被管制。

当然是政治迫害,因为被镇压的对象,绝大多数都不是有过什么现行的违法行为,也不是有过什么反对新政权的活动,仅仅是由于他们的身份,由于他们曾经在旧政权任职。即便其中一些人在过去曾经犯过共产党眼中的“反革命罪行”,那也早被共产党明文宣布“既往不咎”。因此,镇反运动的政治迫害性质是不容否认的。

历史上也有过一些政治集团对已经投降归顺的敌人横施暴虐,例如秦将白起坑杀40万赵军降卒。但那通常都是发生在战争期间,发生在赢得全国政权之前。共产党的镇反运动却是发生在内战之后,发生在共产党已经赢得全国政权之后。这正是极权暴政和历史上其他专制暴政的一个重大区别。传统的专制统治者都是以夺得政权为目的,当代极权统治者却是以夺取政权为手段。毛泽东说:“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共产党不以夺取政权为满足,它是要借助于政权的力量去实行它那套消灭阶级、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计划。希特勒要屠杀犹太人,不是因为犹太人从事了什么反抗活动,而是因为犹太人是犹太人,他们按定义属于“劣等民族”而理当被消灭掉。共产党镇压所谓“阶级敌人”,与其说是因为这些人敌视、反对新政权,不如说是依照共产党的理论这些人被定义为“敌对的阶级”。最令人怵目惊心的事实是,纳粹法西斯和共产党在夺权成功后整死的人数,要远远超过它们在夺权过程中所整死的人数。所以有人指出:凯撒、成吉思汗和拿破仑是为了征服而屠戮,而希特勒、斯大林,还有毛泽东、波尔布特,却是为了屠戮而征服。

在80年代我就在想,为什么共产党要在1950年发动镇反运动?除了它一贯主张的“消灭阶级”这个一般性的大背景外,还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背景?我猜想,这个特殊背景是有的,那就是朝鲜战争。3年前,我从网上读到一篇文章“毛泽东指示镇反不要‘浪费时机’”,证实了我的猜想。这篇文章原题为《从“不要四处出击”到仇美教育 抗美援朝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走向》,作者黄金生,首发于2013年第13期《国家人文历史》。

文章写道,1950年,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考,决定派志愿军入朝作战。他把这场战争看作是“带给共产党解决国内问题的良机”。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命令东北边防军改组为人民志愿军,准备入朝参战。第二天,毛泽东就把罗瑞卿、彭真等人请进中南海,要求他们连夜起草一份镇压反革命的文件,这就是著名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即“双十指示”。毛认为,现在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因此,“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刘少奇说得更直白,他说,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为什么能够大张旗鼓地搞起来,关键在于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

原来如此!

1992年8月,中共当局继人权问题白皮书之后,又发表了一篇关于它“成功改造罪犯”的报告。其中特别提到,中共“对日本侵华战犯、伪满州国战犯、国民党战犯、乃至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没有一人被判处死刑”,用以显示它对前政敌的宽大。

共产党极端残忍地杀害了千千万万的普通政敌,与此同时,它又特意保留下少数头面人物装饰门面。一般人很容易以为,既然连日本侵华战犯、伪满洲国战犯、国民党战犯、乃至末代皇帝溥仪都免于一死,那么其余的人员想必就更宽待了。我们知道,大凡一个新政权镇压前政敌,总是依据对方的职权大小分别给予不同轻重的惩办。中共却反其道而行之,而一般人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的经验去思考题,这就可以造成十分强烈的欺骗效果。

斯大林说:“杀死一个人是谋杀,杀死一百万人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杀死了沙皇一家,这笔帐被世人牢牢记住,直到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总统还亲自主持一项仪式重新安葬沙皇。毛泽东留下一个末代皇帝溥仪做活口做人证,就在毛撒手西归,毛昔日的罪恶再也不是秘密之时,这段故事还激起意大利导演的灵感,拍了一部电影《末代皇帝》,赢得奥斯卡奖。观众津津乐道溥仪被思想改造,从皇帝变成公民。在有意无意之间,人们得到一个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对政敌不像俄国共产党那么凶狠。至于说中共杀害了好几百万旧政权的中下层官员,由于这些人默默无名,远远没有末代皇帝的故事那样富于戏剧性,不会有人把他们的遭遇写成书拍成电影,就是有人写了拍了也不会有多少人看,所以不会给人留下多深的印象。

据我所知,镇反运动的受害者,绝大多数在80年代都平了反。当局对镇反运动的平反工作,做得特别低调,几乎见不到有什么报道。可见当局也知道,共产党对它自己先前公开承诺既往不咎的人极其严厉地追究既往甚至剥夺其生命,这种做法,无论从什么立场出发都是极其无耻的,在道义上完全站不住脚的。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206期,2017年3月31日—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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