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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健荣:煽动个人崇拜的本质是精神行贿——1997年《读书》旧文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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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14日

近日整理文稿,看到20年前我在《读书》杂志发表的题为“‘精神行贿’辨析”的短文。文章揭露声讨某些媒体和撰稿人热衷于精神贿赂,谄媚神话领导人的行径,并指出其危害。20年过去,现在感觉此种情状非但未销声匿迹,反而有变本加厉,愈演愈烈之势。一些人甚至完全置现代政治文明与良知于不顾,大踏步倒退,公然祭出封建时代的法器,竞相表达个人效忠。人们对此深感忧虑!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文革运动中,个人崇拜登峰造极,造神运动似烈火烹油,从而极大地助推个人专权、极左思潮和帮派团伙政治的恶性发展,使得文革浊浪肆虐神州,给国家和民族造成极大灾难的教训,我们绝不能忘记!

虽然,个人崇拜狂热,造神逆流汹涌,并不是文革灾难生成泛滥的最主要原因,但却与之密切相关。因为,它是僵化国家政治生活的迷幻药,是吞噬思想文化发展活力的黑洞,是扼杀真理与正义的地雷阵,是摧毁国家机器和社会肌体的引爆器。

无论是纵览前工业社会数千年的王朝政治史,还是审视两百多年来现代国家的发展史,人们都不难发现,在任何时代,一个国家出现谄媚之风大行其道,个人崇拜高烧不退的情形,绝不是国家祥瑞之兆,而是社会的严重病态,是危机暗流涌动行将爆发之时!中国人民自古就懂得一个道理,大奸似忠,大佞似顺,大伪若真。谄媚和神话国家工作人员,即是精神行贿罪。如若国家制度姑息、纵容甚至鼓励这样的行为,那必定是制度出了问题。铁托在评价前苏联赫鲁晓夫时期的执政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在于制度。由于赫鲁晓夫并未改变斯大林的基本制度,个人崇拜仍然像个幽灵在苏联政坛游荡,争夺权力的斗争在这之后始终未能停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颂扬领导人,并且是毫不妥协的。

一切对国家对民族有担当的人们,一切有识之士,都应当负起责任,推进我们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对那些阿谀谄媚之徒保持高度警惕,揭穿他们的鬼蜮伎俩,并推动制度建设坚决阻断此类人进入公权力机构升官进爵之路,推动立法禁止谄媚神话国家领导人,防范和遏止个人崇拜与造神运动卷土重来,防止我们曾饱受文革历史浩劫摧残的中华民族再次陷入灾难之中!

重发此篇短文,希望能唤起人们对这一重大问题的足够警醒。治理精神行贿问题,或是说个人崇拜与造神问题,需要从如下三要素切入:精神行贿者、社会环境和制度。其一是要改善国家工作人员的德性与修为,其二是要优化国民性与社会风气,其三是要创新制度法律以防范、惩治与遏止此类行为。第三方面应是首重之举措。祛除此难症重症,需要进行强力综合治理。

 

“精神行贿”辨析
—短长书

黄健荣

原载《读书》1997年第6期

目下国内正厉行反腐倡廉,惩治腐败。此乃顺应民心,扫除时弊之举,人皆称善。众所周知,腐败之风的主要表现之一便是行贿受贿。这样的行贿受贿都是物化的形式,即与钱、物、色相联系。忧国忧民之士,无不对此深恶痛绝。然而,国人注意到以物质为载体的贿赂,却忽略了以文字、语言为载体的精神贿赂。何谓精神贿赂,拙文在此略作辨析。

近日读某报的一篇人物传记,看到作者在描写传记的主人公见到某领导人时,信笔写道,这是被接见者人生“最辉煌的一瞬间”。读到此句,不禁大倒胃口。本来,这篇传记的文笔不错,写景状物,皆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此句一出,却令人齿酸。想不到时至今日,国人中尚有如此热衷于矫情奉迎者,令人差讶不已。联想到前些时候也曾读到一些类似的词句,皆有异曲同工之嫌。比如某报报道国内召开科学界最高学术机构的专家会议,一位领导人到场并讲了话。记者即为之写道,与会者“感到极大的幸福和鼓舞”。看来此等风气,还有相当的市场。上述颂扬之词,皆属矫情而为,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可以说,以这样的文字见诸报端,皆属自觉或不自觉的精神行贿现象。

先说第一例,该传记的主人公确非寻常之人,确有其辉煌之处。然而,我想她的辉煌是她在人生的旅途上以非凡的才智和超人的意志,为社会的进步与和平事业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而绝不是在见到某领导人这“一瞬间”。如果仅和这位领导人一晤便可“辉煌”,那么这位领导人的家人、身边的工作人员岂不是每日每时都有人生的“辉煌”?这位领导人也非等闲之辈,对此不实之词也必定不仅不屑一顾,而且极为讨厌。要给这样的场合一个达到一定“力度”的描写,对作者应不是难事。通观传记全文,作者驾驭文字颇有功力,而其在此行文如是,非其笔力所不逮,实为一种不正常的心态使然。再说第二例,科学界高层专家开会,与会者都是世所公认的学界精英,可谓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他们都是在人类探索未知的前沿阵地,以自己智慧的心灵和宏富的思想,进行创造性的工作,以丰富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于这些大都在“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或至少是“知天命”之年的人们,一位领导人的到来,会使他们“感到极大的幸福和鼓舞”吗?窃以为不会。以他们的心智和卓识,他们所感到的,是时代的使命和国家的重托,是负重致远的豪情,而不会去神化一位国家工作人员并把他作为顶礼膜拜的偶像。应当说,一位领导人能和这样多的当世名人见面,也是一种荣幸。而他也绝对不会认为,由于他的到来,会给那么多德高望重的人物带来“极大的幸福”。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已经积淀下太多的诸如纲常名教之类的封建因素,我们需要扫除遗毒。建国以来至改革前,愈演愈烈的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给国家和民族,给我们每一个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带来的灾难还少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什么我们的一些作家、记者至今还沉醉其间,乐此不疲呢?这些不负责任的矫饰阿谀,其罪有五:一日腐蚀领导,因其进行精神行贿,实质上是在心智流动的范畴犯罪;二日制造隔阂,领导者与群众、本是平等的关系,却被人为地拉开距离,制造鸿沟;三日愚弄百姓,现在,很多老百姓已不把领导当神,这是平等意识、民主意识和主人翁意识的增强,但这些报道或文章都把偶像崇拜的思想强加于人,歪曲人民的意愿;四日误导舆论,这种过时的,应摒弃的报道方式对舆论起了误导作用;五日败坏文风,追求阿谈浮华之词,实为文坛之污染。

——转自秦淮亦柳斋微信号(2017-11-05)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22期,2017年11月10日—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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