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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培瑞:《刘晓波纪念文集》序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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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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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网络图片)

1999年,当刘晓波从大连的劳教所走出来的时候,他已脱胎换骨成为中国许多年来出现的最深刻和博学的思想家之一。他以最广阔的视野观察人类生活,运用最高的原则加以论述。他的洞若观火般的智性,令他注意到他人习而不察的现象。他似乎对中国文化、政治以及社会中的任何话题都感兴趣,即便是令人沮丧的事情他也可以冷静分析。这样的冷静大多出自一个惯于独处的人,比如一位隐逸的诗人或者象牙塔中的学者,但是刘晓波却是一位活动家。他仿佛无视肆虐、危险和坐牢,再三去他想要去的地方,做他想做的事情。他把他所见、所闻、所阅读的对象,通过内心消化,留下了精神记录。

这对读者来说是幸运的,刘晓波总是无畏地写作。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中国写作者,包括那些最好的,他们在键盘上敲字的时候,脑后总是会有政治上的顾忌和阴影。如何表达?触碰什么话题?如何才能曲折隐晦地把话说出来?刘晓波没有这样的问题。他的写作直截了当。读者能够直接读到他想要表达的。

刘晓波1955年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当毛泽东发起“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鼓励青少年造他们老师和父母的反、揪出“牛鬼蛇神”、“闹革命”的时候,刘晓波才11岁。三年后的1969年,刘家被贬斥到内蒙古。回头看这段历史,刘晓波却认为这样的变化对他是有好处的。失学“让我自由”,他后来写道。没有老师告诉他政府要求他读什么书,他开始自己思考问题。他对此乐在其中。毛本来想把小孩子变成“红小兵”,可是却不期然地造成了相反的后果:他制造了像刘晓波这样的自由思想者。

这段经历只是部分地解释了刘晓波坚定的独立意识,这也可能出于他的天性。假如有直率的基因,刘晓波很可能就有。八十年代,刘晓波作为大学青年教师、在职博士生,批评几乎所有当代中国当红作家成为著名的“黑马”:文学巨星王蒙政治上投机取巧;像韩少功那样的“寻根”作家把眼光朝向过去;甚至像刘宾雁那样替大众说话的作家,也太轻易寄希望于像胡耀邦这样的“自由派”党的领导人。没人称得上足够独立。“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中国作家的问题”,刘晓波1986年写道:“他们不能创造性地写作——他们没有这能力——因为他们的生命不属于他们自己”。

他把直言不讳的风格带到国外。1988年他驻留奥斯陆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欧洲很多的汉学家不会说中文,而且幼稚到将中国政府的声明照单全收:“98%是废物”,他观察道。离开奥斯陆他又来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那些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试图告诉他如何作为“次等他者”来感受周围环境,这让他很不爽:难道不是应该由他本人来告诉那些人他的感受吗?

1989年的春天,先是在纽约然后在北京的两段经历,深刻地改变了他的思考和人生。那时候他刚刚完成一部书——《中国政治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他在书中试图借助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文化进行批判性自省。但是在访问西方之后,他发现自己的书并非切题。像能源危机、环境保护、核武器以及他称之为“纵欲和商业化”等属于人类的问题,不分东方或西方。此外,参观完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后他突然有了觉醒:没有人能够解决 “个体不完整”的精神问题。甚至中国伟大的现代作家鲁迅,尽管他的小说丰富地揭示人的道德麻木、虚伪、迷信和残忍,但是刘晓波认为鲁迅没有进一步与黑暗作斗争。鲁迅在他的散文诗中尝试过,但最终还是收手了:他“不能直面坟墓里独处的恐怖”, “无法找到帮助他继续的超越性价值”。

《中国政治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书已经交付出版社,但是刘晓波决定加个“后记”。以他特有的诚实,刘晓波用这一“后记”来削弱此书的主题。他写道:“作为一个真诚的人”,他必须得“同时进行两方面的评价”:首先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来批判中国的文化和现实”;其次“以自我的、个体的创造性来批判西方文化”,为此他必须从头开始重估一切。他在1989年三月完成这篇文章,结尾用了这样的句子“这篇后记让我精疲力尽”。

1989年四月,他得知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民主运动,迫切感觉自己有义务支持他们的行动,于是他登上了从纽约飞往北京的客机。“我希望”,他这样写道:“自己不是那种站在地狱之门摆一个英雄姿态,但却开始犹豫不决的人。”

到了北京,他呼吁理性、宽容和妥协。六月二号,他和三位朋友发起绝食。他们的绝食宣言这样声明:“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互相尊重、互相宽容、互相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不到两天后,刘晓波就得到了实践他的和平哲学的机会。当坦克车开往天安门广场,许多人已经被屠杀的时候,刘晓波和他的朋友同戒严部队谈判,允许学生从广场安全地撤退。这次妥协挽救了多少生命难以估量,但至少几百人,甚至更多。

不久,政府指控刘晓波是“反革命暴乱”的幕后“黑手”,把他关进北京秦城监狱。在警察压力之下,他写了悔过书。我们不清楚他写了什么(因为文本仍在警方手里),但是我们知道刘晓波对自己写了这份悔过书深切地痛悔。他的“错误”令他沮丧,并且让他以前所未有的谦卑重新审视他自己。

从1989年“六•四”到他死去为止,刘晓波一直被天安门丧生的学生和工人的“亡灵”纠缠困扰,他们的生命在那天晚上永远地停止了。他写道他可以听到他们从地下传来的哀哭——“微弱、无助而又痛彻心扉”。每年的六四屠杀纪念日,他都写一首祭诗来礼赞那些“亡灵”。2010年10月,他妻子刘霞把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告诉他,他对她说:“这是给那些‘亡灵’的”。

1991年当他走出秦城监狱的时候,刘晓波被禁止在中国出版,并且被北京师范大学开除教职,尽管学生们都很喜欢他的演讲。通过在港台和海外发表文章,他开始以写作谋生。二十一世纪初,网络在中国的兴起也使他的文章广泛传播,不仅在海外,而且也在国内,人们设法绕过政府的防火墙把他的文章传入国内。1989年以前,他的文章侧重于文学和文化批评;这之后,他的写作涉及历史政治社会各个方面,充分展现了他的博学。他文章和诗歌所涉及的话题广度惊人:孔子、康德、圣奥古斯汀、江苏农民、奥运选手、中国式幽默和捷克斯洛伐克、黄色作品和政治、网络革命、奥巴马选举、被屠宰的宠物小狗、国际关系、达赖喇嘛、中国的“经济奇迹”等等。

与他1989年后“没有敌人”的哲学相一致,他的写作风格也从早期的飞扬转向冷静,但是他的直率——他似乎不能不直率——丝毫未变。到2000年代中期,刘晓波是中国公认的异议领袖之一。2008年春,他的一些朋友萌生了写作一份呼吁中国自由选举和宪政的公民宣言。他们称其为“零八宪章”,很显然地表现出对哈维尔和捷克“七七宪章”的敬仰。刘晓波一开始并没有加入,但是到了秋天,草稿在不断地完善,认同的人们越来越多,刘晓波开始全力投入这项活动。他不断地修改文本,删去不必要的过火语言,以便让更多的朋友加入。他勤恳地邀请大家签名,不仅面向知名的异议人士,而且也面向普通工人和农民,以及所有支持更开放和自由中国的人们。宪章的语言很温和。大多数的内容已经出现在中国和联合国的文件中。但是有个别的语句,比如“我们必须取消一党专政的特权”,肯定超出了中国统治者的容忍底线。

2008年的零八宪章、2009年刘晓波被判的11年刑期以及2010年他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这三者肯定有因果关系。2010年12月在诺贝尔奖的晚宴上,遴选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告诉我,她的团体一直在找寻一个中国候选人,前一年的事件“终于令此事正当其时”。中国主席胡锦涛和他的政治局或许会沮丧地意识到:监禁刘晓波成全了他获奖。

令人困惑的是:一个修改宪章使其趋于温和、“没有敌人”的提倡者,竟然会被政府挑出来遭到惩罚?其他几位宪章活动人士被短暂拘留及被审问,没收了他们的电脑,但是只有刘晓波被判刑。当然,共产党中国“杀鸡儆猴”再正常不过,问题是为什么一个和平主义者会被政府选上。

答案或许是:宪章运动被看成刘晓波领导的一个未被批准的“潜在组织”。近期以来,中国统治者对网上的批评可以容忍,只要这些批评来自孤立的个人。但如果是一个未受批准的“潜在组织”,尽管再温和,也会被镇压。宪章团体必须被压制,第一步就是逮捕其最重要的领袖。

零八宪章以及随后的诺贝尔奖似乎在短期内给中国提供了新的可能路径。中国人习惯于在共产党内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摇摆,常常寄希望于这样那样的高级领导人。但是零八宪章似乎指出作为现代中国人的另外途径。

人们若读了零八宪章很少有人不赞成它的内容,这就是政府领导人最担心的:人们会被它感化传染。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压制宪章,监禁刘晓波,谴责他获得诺贝尔奖。他们的努力很有效:大多数年轻人不知道刘晓波是谁,稍年长的人尽管知道,同时也充分意识到——公开提及他所要付出的代价。

习近平当上最高领导人之后,中国政府的极权主义变本加厉,中国走向了与零八宪章背道而驰的方向。我们必然要问:宪章是否就是浪费时间?问题很尖锐,但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宪章运动是被压制下去了,但宪章的理念并没有死去。政府方面殚精竭虑在全国范围耗时耗钱地压制任何类似宪章理念的长期努力,就是民主价值观对统治阶层形成威胁的明证。

刘晓波已经与曼德拉、哈维尔、昂山素季相提并论,后面三位各自在他们的祖国因为追求民主政治而自愿付出坐牢的代价。但是曼德拉、哈维尔和昂山素季都挣脱了迫害他们的残忍政府活着而重见自由,刘晓波却没有活下来。那么刘晓波的历史地位是否会远不及这三位?运动的成功与否是否构成其领导人足够英雄的前提条件?

或许。但是,将刘晓波和习近平相比或许更为有意义。两个人年龄只相差两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都失学被贬到了农村。习近平凭借他父亲共产党内的精英地位,利用这段经历打造自己的简历,使其可以在未来的某一天问鼎最高权力。相反地,刘晓波利用这段时间自己读书并且学会了独立思考。一个人在封闭的官僚体系学会了各种往上爬的谄媚和诡计;另一个人学会挑战各种成见,只保留经过严格独立检验的信条。对一个人来说,价值取决于权力和地位;对另一个人来说,价值取决于道德含量。在他们最后的较量中,一方“赢”了,另一方“输”了。但是两百年后,谁还记得那些把曼德拉、哈维尔和昂山素季关进监狱的独裁者们?被后人所知晓和铭记的——是刘晓波富有洞察力的智慧光芒,还是习近平的平庸凡俗?

译者:林丹霜

——转自民主中国(2017-11-19)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22期,2017年11月10日—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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