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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宾雁良知奖评选委员会:恪尽后死者的天职——刘宾雁良知奖评选委员会2016年度颁奖词(附谭蝉雪答谢辞)

2017年02月07日

2017年2月7日  华盛顿D.C.
 

刘宾雁良知奖荣幸地评选谭蝉雪女士为2016年度获奖人,并深切祭悼《星火》先贤。

1949年后,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政权在中国大陆滥施暴力,严控思想。至1960年,中国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社会黑暗,万马齐喑。甘肃河西走廊一批兰州大学右派师生联系苏州右派学生林昭,冒天下之大不韪,凑钱购油印机,自刻腊版,印成30多页地下刊物《星火》,揭露真相,传播思想,批判中共暴政,呼唤国人和党内良知。

1960年元月,《星火》第一期在甘肃武山油印30余份,第二期已组稿,未及印出。同年9月30日,遭兰大学生陈幼达、郑连生、柴志德揭发,武山、天水两地《星火》成员全部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数十名农民。《星火》被列为全国“第四大案”,定性“右派反革命集团案”。43人被捕,其中大学教师1人、研究生1人、大学生12人(兰州大学8人)、干部3人、农民25人,判刑25人。

这是曾经划破共产党中国黑暗夜空的群星,一个凛然高贵的群体:

张春元(1932-1970),河南上蔡人。1948年底参军,志愿军坦克手。1956年兰州大学大历史系调干生,1957年右派;1959年在《电影文学》发表匿名文学剧本《中朝儿女》,应邀出席长影新片摄制计划会。天水马跑泉公社党委闻讯致函长影,揭露张春元右派身份。1960年发起创办《星火》并被捕,1961年越狱未遂再捕归案,押于天水三监,上手铐脚镣,判无期徒刑,1970年3月被枪杀于兰州。

杜映华(1927-1970),甘肃陇西土店子村人。陇西师范学生地下党,历任中共漳县副书记、武山县委书记处书记、城关公社第一书记。1959年因同情右派学生,开除党籍下放劳动。1960年被捕,1970年与张春元同在兰州被枪杀。

苗庆久,北京人。公安司令部边防保卫局中尉,1955年兰州大学物理系调干生,1957年右派学生,因《星火》案判刑20年。

向承鉴(1938-),江西武宁人。1956年考入兰州大学化学系,1957年右派学生,因《星火》案判刑18年。

顾雁,上海人。北大物理系毕业、兰大物理系研究生,1957年右派学生,因《星火》案判刑17年,服刑青海。其兄顾鸿将卡斯特罗《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寄给法院,用红笔将“无罪”二字划出;其妹顾麋在日记中表达抗议。顾鸿、顾麋皆被打成反革命。

胡晓愚,江西九江人。北大化学系研究生,1955年调任兰州大学化学系讲师,1957年右派教师,因《星火》案判刑15年。

何之明,长沙人。1956年考入兰大物理系,1957年右派学生,因《星火》案判刑15年。

杨贤勇,四川人。1955年兰州大学中文系调干生,1957年右派学生,因《星火》案判刑10年。

农民刘武雄,判刑十二年。

因《星火》案被判刑10年以下者:孙和,上海人;陈德根,四川达县人;贾启贤,农民基层干部;梁炎武,北大助教;罗守志,甘肃人,武山县委农工部长;胡学忠,武汉人;田昌文,武汉人;谢成,陇西人。兰州大学化学系右派学生冯淑筠《星火》案关押一年,后四处流浪,文革中死于矿难;化学系右派学生邓得银,文革中因《星火》案被活活打死;化学系右派学生吕绥生,因《星火》案发配兰州西固六中服劳役,文革遭毒打,妻小赶入农村;数学系右派学生丁恒武,沿湄公河凫水偷渡缅甸,下落不明;中文系右派学生孙自筠,用菜刀剁下自己舌头。

受牵连者逾200人,大部为农民,判刑3年、5年、7年不等,或死于劳教农场,或被批斗打死,其命运没有任何记载。

林昭被尊为中华圣女,其事迹已广为人知。《星火》主要成员都是兰州大学右派学生,他们是现代中国第一个反抗共产暴政的殉道者群体。其精神世界、人格境界、思想高度和政治觉悟,不逊色于1956年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1968年捷克七七宪章运动、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其理想之纯正,献身之彻底,行事之果决,蹈死之勇毅,迹近俄国十二月党人。

他们身为政治贱民,愈加忧国忧民,观察格外敏锐,行文不留余地。

顾雁为《星火》所写发刊词《放弃幻想,准备战斗》,对中共政权明确判决:

目前的统治集团已经陷入了一个无可救药的恶性循环,一步步蹈着秦始皇的覆辙。为什么曾经是进步的共产党执政不到十年就变得如此腐化反动?在国内怨声鼎沸叛乱四起,在国外陷入处处楚歌的境地呢?这是由于把全民的天下当做私有财产,事无巨细,清一色由党员来管理的结果。这样的独裁统治硬要称做社会主义的话,应该是一种由政治寡头垄断的国家社会主义,与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属于同一类型,而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点。

张春元在《农民、农奴和奴隶——当前农村剖视之一》指出:

农民的贫困和破产,出现了新兴的阶层——农村无产者。这个阶层的出现是由于当代统治者实行反动透顶的各类农村政策的结果。当今的统治者和历史上任何统治者一样,利用农民革命爬上了天安门,登上了宝座,一只手接过农民所赐予的王冠,另只手却狠狠地一拳,把农民大众打倒在地,践踏在脚下,用政治愚弄、超经济的剥削、强制性的奴役劳动等政策,采取了诱惑胁迫、党棍恐怖、饥饿等手段,夺去了农民的土地、耕畜、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给农民带上了比中世纪封建社会还要沉重的锁链,使广大农民处于依附农奴的地位。用自己编造的账单,来歌颂自己的“丰功伟绩”,欺骗、撒谎、吹牛、夸张,没有一句真话,“为人民服务”这个招牌是多么的虚伪和无耻。这种虚假的统一使领导人日益狂妄和骄傲,不顾一切地推行种种倒行逆施的政策,把先烈们以鲜血换来的政权当作实现个人野心的资本,终于走上专横独裁的道路。

向承鉴在《目前的形势及我们的任务》强调:

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是整风、反右运动的必然产物,统治者为了使人民驯服,对人民群众物质、精神的一切所有实行彻底的剥夺,使人世依附它,并强迫以军事组织形式将农民编制起来,实行奴隶式的集体劳动。

中国共产党统治者(它们假借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对国内人民实行反科学反人性的法西斯官僚独裁统治。反右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质变的起点,从此它就失却了改好的可能性,开始公开走上与人民为敌,与道义、人性为敌的道路,步入反动的深渊。

人民公社的最反动性在于它拆散家庭,使父母妻儿东西南北,这是对人性最基本特征的否定。反右倾运动证明:在统治集团内部已有很大一部分不同意继续执行这种反动的政策,它的实质和表现是:共产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空前大分裂。……当代统治者已经彻底背叛了工农群众利益,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使自己失去了群众基础,得下了不能诊治的极症。小规模的农民暴动已满地星火了。我们反对的是已腐朽透顶而自己标榜为英明伟大的所谓共产党的现政权,并且矢志不移地为彻底地摧毁它而奋斗。当代统治者的死期也愈加逼近了。

杜映华强烈质问:

革命胜利了,我们给农民带来了什么?是饥饿!是死亡!历来封建统治者对反抗它的人都施以无情的镇压,但社会上还有不同的声音,例如鲁迅的声音,中国共产党的声音。现在一切不同声音都没有了,变成一个鬼话、假话世界!明明天天在大量饿死人,还要逼人天天喊形势大好,多么奇特古怪的现象呵!古今中外,绝无仅有。我不知道世道为何变成这样,变得如此快!

何之明在《星火》第二期(未刊发)《论“政治挂帅”》中论定:

剥去画皮,原形毕露,原来所谓“党的绝对领导”只不过是法西斯式的独裁政权的变种而已,正是这种所谓的“绝对领导”,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把全国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绝对统治了。人为地制造思想上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制造思想上的紧张局势,以便合法地对人们实现前所未有的法西斯式的统治,窒息人们思想的自由发展,使人民成为它绝对驯服的工具。

北京大学右派学生林昭在《星火》第一期发表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并寄出另一首长诗《海鸥之歌——不自由毋宁死》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草案)》,准备在《星火》第二期发表。

如果没有一个人的努力,包括林昭在内的《星火》群体,都将湮灭于历史荒野,永远不为世人知晓。她就是《星火》幸存者、传薪人谭蝉雪女士。

谭蝉雪,83岁,1934年出生于广东开平。1957年在兰州大学右派学生,发配甘肃天水。1960年代参与编辑独立刊物《星火》,身陷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1960年偷渡香港被捕,旋因《星火》案判刑14年。1973年底出狱,进酒泉“二劳改”安置性工厂。1980年平反后在酒泉师范任教,1982年调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从事敦煌民俗学研究,先后出版7部学术专著。1998年退休后,十余载只身奔波陇海线,赴兰州、天水等地寻找《星火》原件及相关档案,艰辛备尝。2010年自费出版《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完成《炼狱英魂》(在印刷厂被中共文化稽查队没收)。2015年美国明镜出版社将《求索》、《炼狱英魂》两书合集为《星火——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出版,《星火》群体终于开始复活。

刘宾雁1979年访问美国时,有人问他:当你有一天又回到一无所有时,你对于这几年的选择不后悔吗?刘宾雁回答:我绝不会后悔。我说过,如果中国左派得势,把我拉上断头台,我也心满意足。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我有过几次死的机会,我也曾想到自杀。但想到那些死去的人,我应承担他们的担子,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独立制片人胡杰认为,《星火》把北京大学的林昭和兰州大学的张春元、顾雁、向承鉴、苗庆久、胡晓愚、杨贤勇、何之明等一批在天水地区劳改的右派大学生连接在一起,也把武山县委书记杜映华和县委农工部长罗守志连接在一起。《星火》杂志是中国大跃进饥荒时期极为罕见的民间地下刊物。它对大跃进饥荒的灾情和民怨有现场记录,并对人民公社运动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的研究和思考。知识界对《星火》刊物的重要性远远没有认识,研究则还没有开始。

北京大学退休教授钱理群认为,《星火》填补了中国思想史的空白。如果没有《星火》,历史就只剩下了卑劣的屈辱和沉默,我们将无法向祖先向后代交代。在这个意义上,《星火》拯救了我们民族的灵魂,他们才是中国的“筋骨和脊梁”。就言论的正义性与锐烈度而言,《星火》集体超过了中共六十年统治下所有知识分子的反叛与抗争。

《星火》群体,大都是具有社会主义信念的普通大学生,除了马列主义,并未接受西方现代思想。《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草案)》已经是他们所能接触的最异端的读物。面对苦难、黑暗和罪孽,面对“伟大的混账”与“血淋淋的荒唐”,他们从困惑茫然、心灰意冷到痛苦求索,从挣扎愤怒到起而揭露反抗,走上为自由、民主、正义和真理献身的荆棘之路。支撑他们的是古老的天理良心和做人之道。

谭蝉雪父亲在国民政府时期曾任职广东怀集市电讯局局长,四九年后退休。父亲的言传身教,对她一生影响甚深。“父亲从小就教导我们要坚强勇敢,有道义,做人要对得起天地良心。所以在最困难痛苦的时候,我都没有想过求饶或自杀,因为没有做过违背良心的事。”

谭蝉雪常引孟子自惕: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看到农村饿死人、人相食,人们麻木不仁,明哲保身,佯醉不醒。“但是我们流动的是满腔热血,我们看到现实情况怎能不痛心?作为炎黄子孙,华夏儿女,应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尽管没有什么数据,但是我们看到了现实”。

1989年春夏之交,远在大西北的敦煌也受到北京学生运动影响。在莫高窟九层楼,有人从楼顶垂下一幅支持北京学生的巨型标语,敦煌研究院开会讨论处分参与学潮的员工。谭蝉雪以反右受害人身份,呼吁慎重处理,切勿轻易毁了年青人一生。她慨叹,又一代人献出青春生命,仍未能让权力操控者猛醒,现在还踏着无数弱势民众的血泪奢谈盛世,中国苦难之路不知还有多远!

但谭蝉雪不悲观绝望,她深信“薪尽火传”,追求公义,反抗迫害,是人类的天性。上一代人倒下了,会有新一代人起来奋斗,求索的征途人潮不绝。为民族复兴、祖国富强、人民幸福,为民主与科学真理,需要有人去喋血去献身,去赴汤蹈火、挺身而出。她祈祷,“民主阳光早日普照中国大地,悲剧不再重演”。

现在有年青人称自己“是您的小星火”,小星火们一粒、两粒、三粒的闪烁,她希望有一天,“他们能星火相连,连成一片”。谭蝉雪认为,在中国,民主、自由是一场接力赛,《星火》一代只是启蒙的起点。她坚信:星星之火,势必燎原,人间终会洒满阳光,洒满爱!

林昭在《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写道:我们是殉道者、光荣的囚犯,镣链是我们骄傲的勋章!谭蝉雪一直怀念张春元、杜映华,怀念先她而逝的前驱。凤凰涅盤,“他们才是最优秀的,他们的精神不死!他们的名字将刻在历史上、刻在人心上”。如果她不去找不去写,这段历史就被淹没了。死者无言,后死者有责任把亡者精神留下来。

两个世纪前,俄国十二月党人奥托耶夫斯基在《致西伯利亚》一诗中写道:我们悲惨的事业将不会落空,星星之火必将燃成熊熊火焰!列宁创办俄国马克思主义秘密报刊《星火报》,报名即取自奥托耶夫斯基这两句诗。毛泽东1956年为中共军事文集所题“星火燎原”,则出自列宁的《星火报》,他未必知道“星火”真正的原创属于谁。

近60年前,兰州大学一批右派大学生再次用“星火”比喻理想,并把青春和生命祭献其上,他们才是十二月党人贵族殉道精神的继承者。他们为后世留下一轮轮沉重而荣耀的荆冠,合为一则星辉闪烁的不朽启示。

——转自《纵览中国》(2017年2月6日)

 

答谢辞

谭蝉雪

尊敬的“刘宾雁良知奖评选委员会”:

捧着“刘宾雁良知奖”,仰视蓝天,告慰先烈英灵!张春元临刑前是这样告诉“同犯”王中一的:“今后你若出去有机会遇到她(谭),请你带给她两句话:一是我对国家对人民扪心无愧,就是对不起她,不能陪她走完人生;另一句是希望她一定要好好活下去,前景光明无限!”今天的颁奖印证了这个预言!

我手头什么数据都没有,据说剩余的《星火》交给武山李奶奶保管,事发后,全家遭殃,家中挖地三尺,所有数据全没收,进入侯门。平反后,听说班上有一位同学任劳改局副局长,高兴之余,立刻前往拜访,说明来意后,他很坦率地说:“老谭!这个忙可是不能帮,这是个原则问题,弄不好我会掉乌纱帽的。我劝你这个事还是不管为妙,14年的牢还没坐够吗!”迎面一盆冷水,把我从头到脚浇透了……

“不管”这是最简单易行的办法,但我怎么向自己的诺言交代呢?怎么面对逝去的亡灵呢?耳旁响起了宣判会上刻骨铭心的一声“谭蝉雪”,警卫们立刻端上枪冲出去,我知道这是谁在呼唤我,这一声蕴含着多少的力量与鼓舞。现在我能以“不管”了之吗?

十多年后,当我漫步在天水街头时,我想起了白所长(看守所),他曾以张春元写给我的诗问道:“什么叫‘藏头诗’”?并念道:“潭月溶溶从西升”,这说明他看过张的卷宗,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又是一根救命稻草,于是四处寻找下落,结果是:前不久逝世了!又一次“碰壁”,我只好回到兰州。“天无绝人之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兰大老师,把我直接带到天水法院的档案室,但数据不完整,只好一人转到武山,领导明确规定:必须持单位的介绍,才能查阅档案。这时天色已晚,我只好独自黑夜上路,天亮前赶到兰州。兰大校长办公室终于开出证明:因编写校史需查阅当年档案。工作人员翻开目录一看是“反革命”的,脸色立刻变得煞白,好像遇到了妖怪。经我耐心解释,并拿出平反证明,她才把有关卷宗调出,就在“罪证”卷上,《星火》材料呈现在眼前,经过数日的接触,彼此熟悉了。我终于获得了所需要的材料。

记录中国大饥荒这段痛史,不仅是出于个人的良知,更是为了保存民族的记忆,为了悼念亡灵、铭记历史、吸取教训,必须把当年事实的真相记录和揭露,真相是夜空的灯塔,它会照亮前进的道路。

薪尽火传,良知永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人间终会洒满阳光,洒满爱!

谢谢“刘宾雁良知奖”全体同仁!

谢谢全体嘉宾!

谭蝉雪2017年元月

——转自《纵览中国》(2017年2月6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02期,2017年2月3日—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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