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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之许:未尽的征途——追忆晓波(图)

2017年08月22日

http://minzhuzhongguo.org/UploadCenter/ArticlePics/2017/33/20178182.jpg
本文作者与温克坚前往沈阳探访病危中的刘晓波(网络图片)

晓波离开我们已经一个月了,悲痛和愤怒渐渐平息,思念却一如往昔,此时,写下一点文字,或许,既能让思念永驻,也能让心情更加平复吧。

传说中的刘晓波

在认识晓波之前,已经知道他的名字14年之久。

1986年9月,我刚刚就学于厦门大学,很快的,我们宿舍楼有了第一个女生宿舍,与我们计算机系土里吧唧的男生相比,国际金融专业的女生大多来自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视野和交往也更为广阔。在一次聚会中,就有一名女生拿出复印的一叠纸,向我们介绍,这是来自北京、当下最为火爆的“黑马”讲演。如今回想,这应该就是晓波痛骂当代中国文学的快论,只是,当时的我,对于文化热并不明究竟,也看不懂这篇演讲究竟好在哪里,痛快在哪里,又先锋在哪里,倒是记住了“刘晓波”的名字,和“黑马”这个绰号。

转眼就是1989年6月2日,从收音机里再次听到了刘晓波等四君子的名字,此后数十小时,就是难以言喻的震惊、悲痛、愤怒、无力,连同刘晓波等人的名字,一道被深深地印入了记忆。再后来,在广播里或报刊里,也曾听到或看到过批判“黑手”的文章,以及他因有“立功表现”而被释放的消息,不过,在被审查,接着又毕业求生的动荡岁月中,在人生因参与学运而骤然改变的压抑、苦闷的青春年代里,这些东西一闪而过,并未留下什么印迹,也并不清楚,当时的晓波,正在继续致力于推动人权事业、追求历史正义,并因此在监禁中进进出出。

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春夏之交,偶然在挚友海仔的宿舍里发现了一本《形而上学的迷雾》,作为毫无人文基础的工科生,居然坚持看完了这本几百页的厚书,当然是冲着“刘晓波”这三个字。书中的内容,我几乎无法看懂,只能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这是对党国意识形态进行理论上的批判。

半年后,因认识了毛喻原和王康先生,我从此开始了读书、观察、思考当代中国问题的长路,但是,阅读《形而上学的迷雾》的体验,既羡慕晓波能够运用理论武器批判党国意识形态,又因不求甚解而倍感智力挫败,也在一定程度上点燃了我的求知欲,刺激着我向他们看齐(当时另外一本刺激过我的作品,是流亡海外的苏晓康先生的《乌托邦祭》)。

1980年代的启蒙自由化思潮,是1989年学潮的直接推动力,我这个年纪的学生,尽管并无自觉,总归是被晓波这一代人所影响的,这一点,在经历了六四镇压之后,更是无比清晰。记得也是在1990年的春天,某一天早上宿醉醒来,也不知道哪根筋错了,随手抄起了下铺同学的一本《五人诗选》,随意翻看着,打头的几篇北岛诗歌,其实早就读过,但当时既不明所指,也无甚印象,然而,在那一个早上,一个经历过六四镇压冲击的青年学生,如受电击一般,突然间看懂了北岛诗歌中的每一个字:

告诉你吧,
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这不正是一名与体制开始彻底决裂,开始从曾经的盲信中走出来的青年的心声吗?

晓波、苏晓康和北岛这一代人对于极权体制的反思成果,正是我这一代认知和思考的起点。而对于极权体制的共同立场,尤其是对坚决谴责极权体制在六四镇压中所暴露出来的无底线暴虐,也是我和晓波这一代所共有的认知,在这个意义上,传说中的“黑马”和‘黑手“刘晓波,早就与自己有着不可分割的精神联系了。

我的朋友刘晓波

1998年初,我再次来到北京,这一次,是在《战略与管理》做编辑,并开始与1989年后残留的自由化知识群体和异议圈子有了很多的接触,因为稿件的关系,与何家栋先生和陈子明先生的接触更多。而当时的晓波,尚在大连劳教营中。

2000年前后,网络热度持续高升,bbs犹如突然冒出来的言论自由飞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其中,一些自由化知识分子,麋集到了“世纪沙龙”网站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匿名交流、交锋之后,逐渐相互露出了真身,并开始线下约见、约饭,这年冬的某一天,当我应约到了网友snoopy(崔卫平)家中之后,赫然发现另外一位客人,正是闻名多年的“黑马”和“黑手”刘晓波。

崔卫平是我们共同的朋友,在她的家中,气氛从一开始就很随意,尽管我与晓波的年纪、经历都相差甚远,但是,正如前面所说过的,我们既有着对那一个日子的共同铭记,有着对专政体制相同的根本立场,而此前近十年的读书思考中,我也主要从八十年代以来的启蒙自由化思潮的成果中吸收营养,读过了那一代人几乎所有的著作乃至文章,因此,我与晓波不仅具有相似的价值观,也有着重叠的知识谱系,并不需要对太多的“暗号”,饭桌上的气氛就很融洽,话语交流中的默契已然建立,很容易地就将彼此认做了同道。

不过,尽管在内心里,我多少将晓波看作老师一辈,但在称谓上,却从来没有叫过“晓波老师”,而一直以“晓波”、“老莫(儿)”互称。曾经传说中的”黑马“、”黑手“刘晓波,也成为了“我的朋友刘晓波”。

同道中人刘晓波

2000前后的中国,有着双重的面向:当局依旧维持1989年以来的高压政策,对于各种社会异动毫不容情:镇压法轮功、重判中国民主党群体、新青年学会案件等等,此起彼伏,而在另一方面,因为市场化的深入,以及加入WTO和申办奥运成功,深刻的经济和社会转型正在展开,民众对于时代进程普遍具有更多乐观的期待。

此时的刘晓波,或者说整个泛异议反对群体,其实都受到这两个方向的牵引:面对依然坚持专政统治的党国体制,需要坚守异议反对的传承,坚持民间主体性,强调“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同时,六四镇压的惨痛记忆仍在隐隐作痛,还要与“天安门母亲”群体一道,追求历史正义的实现,所有这一切,都在促使晓波与其同道坚持异议立场,坚守道义价值,追求历史正义。

而在另一个方向上,晓波也深知,历史正义和道义价值的实现,离不开根本的体制转型,而这就需要更为广泛的社会动力,在晓波看来,为此,就要跟上经济和社会的深刻转型,努力与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形成联系,将异议群体所坚持的立场与道义,和正在浮现的新兴社会力量相结合,并最终促成包括当局本身在内的自由民主转型。

晓波本人的异议政论写作,他发起创建“民主中国”网站作为异议言论平台,共同发起创立“独立中文笔会”作为自由写作者的组织,展现了晓波和泛异议反对群体在前一个方向上的努力,而持续的网络签名,声援并参与维权运动,直到最后撰写并组织《零八宪章》签名,则体现了晓波和泛异议群体试图把握时代进程、联络更广泛社会群体,进而通过“官民互动”推动转型的用心。

这一时期的我,正在网络上大拍板砖,参与着《战略与管理》的编辑工作,也曾出任过某报社的评论部主任,社会身份上属于新兴的媒体和网络言论人士,而由于1989年的经历,在我内心里的某个角落,寻求历史正义的那团火焰,也从来未曾熄灭,内在地持有异议反对的立场。也因此,当时的我,无意中跨越了晓波和泛异议群体所努力的两个方向,也因此与晓波有着广泛重叠的兴趣和话题,拥有着好几个共同的圈子,交往也逐渐密切了起来。

2005年春,我搬家到了西城区车公庄,晓波夫妇住在花园桥附近,距离的拉近,更加密切了交往,同时,在奥运前的相对宽松气氛下,晓波也有了更多的行动自由,得以与更广泛的群体交际,社交活动愈发频繁,在我这边的网络和媒体人聚会中,我会尝试邀请晓波的参与,而作为89学生的我,也常被晓波邀请到相对异议性质的一些聚会中。

当然,我们也有轻松的时光,郝建和崔卫平会带我们去山沟里郊游,贝志诚、王小山和我,则常常陪伴晓波夫妇品尝红酒,忠忠店里的红炮台(一种泡酒),也时常在等待我们的光顾!

“no wine untasted”,  在整体上依旧压抑的时代氛围里,我们有着自己暂时躲避的小天地,听晓波谈他喜爱的诗歌、小说和电影,不无得意地回顾1980年代他的黄金年代。

被潜移默化的我

或许是明白异议道路的艰辛,以及因此而来的难以持续,对于我们这些89学生,晓波并不希望我们走上异议之路,而是建议我们先有合适的工作和相应的社会角色,尤其是独立的经济能力,“该买房买房,该买车买车”,类似的话我听他对人说过多次,对我,他也曾半开玩笑地说:“老莫(儿),你就好好做书,能像今天这样,有钱请我吃饭,就行。”

因此,在他入狱之前这么多年的交往中,晓波对我的影响更多是一种潜移默化,甚至,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转变中,晓波对我曾有多大的影响,内心多少有点自大的我,也总是更倾向于将这些转变看作是自己的主动选择。但如今回想起来,并非如此。

首先,我加入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完全是因为晓波,说起来,这里还有一个故事:

2004年10月30日,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第二届自由写作奖颁奖典礼在北京郊区举行,由于事先邀请了许多人士,可以预计,这将是一次盛大的聚会,头一天,晓波也给我发来短信,邀请我参加,然而,第二天,因为要参加北京泡网队的足球赛,我并没有去,表面上,我很以踢球这个理由为正当,但我也多少明白,不去参加,更多是因为回避,是不想介入到异议圈中去的心理。

或许是内心愧疚的缘故吧,踢完球之后,我给晓波打去电话,邀请他参与我们一帮关天网友的餐聚,我知道,这是他乐于参加的活动。由于地点在甘露园的竹楼餐厅,相距颁奖典礼举办地相当遥远,晓波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至今仍记得他从车上下来的第一句话:“老莫(儿),我跑这么远,你就请我到这36元一副烤鸭的地儿吃饭啊?”

这个取笑的梗,连同我逃避参加颁奖典礼,在此后的许多饭局中,常被晓波拿出来“活跃气氛”,让我很是尴尬,于是,在一次饭局中,当晓波又一次打趣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决定,为了不让晓波继续提这个事情,我还不如干脆加入独立作家中文笔会呢!

其次,我的异议写作,其实也是晓波推动开始的。

尽管加入了笔会,相比老廖、祖桦、棋生、余杰、王怡、世存、野渡……这些当时与晓波一起共事的朋友来说,我只是个旁观者。同时,作为写作者,我基本没有写作过所谓敏感文章,除了在《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写些时评,更满足于在网上放言无忌,做一个“网络名砖”,洋洋自得于“中文互联网唯一以跟帖成名的人物”。

直到2006年7月,因为参与陈光诚先生的开庭,我与高智晟等一些朋友去了趟临沂,回来后,在msn上与晓波谈论此事,相互交流之下,晓波鼓励我写出来,最后,由晓波亲自编辑,以“记一次快乐的旅游”为题,发表在了《民主中国》之上。结尾处的一段,也是最出彩的一段,其实正是晓波的手笔:

由义正词严的镇压到滑稽可笑的恫吓,大概既是末日独裁的无奈,也是民间抗争的无奈。不必怀疑滑稽戏的终将收场,但收场的方式仍然喜剧,套用著名诗人爱略特的名句——末日独裁的坍塌,不是“轰”的一声,而是“嘘”的一声。

这是我第一篇正式发表于异议平台上的文章,巧合的是,发表这篇文章的另外一名编辑,正是流亡海外的苏晓康先生,可以说从那时开始,从成为笔会会员到异议写作者,我开始了不自觉地向异议者的转变。

最后,我的被敏感,也是因为晓波。

2007年六四前,在一次聚会中,晓波向我约稿写一篇六四祭文。六月二号深夜,由于我在网上发起“都市穿越:由北大到天安门广场”行为艺术,被国保捉将局里去,随后被遣送回老家。由于没有经验,刚被抓时,手机并没有来得及关机,而被警察所掌握,恰在此时,作为夜猫子的晓波,发来“祭文写好没有”的短信,从此,作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晓波朋友,我被列入北京国保的监控对象,而根据种种迹象判断,我是被当作晓波的身边人而被重点监控的,因为,监控我的正是是针对六四群体和笔会群体的国保,在与这些国保的长期周旋中,双方所谈及最多的,也就是晓波、六四和笔会。

继续未尽的征途

接着就是晓波的被抓被判,我因比较多地参与呼吁、声援,自觉地参与笔会选举,等等,而更加不可逆地渐行渐远,回想当初,如果没有晓波,我会加入独立中文笔会吗?如果没有晓波,我何时才会写出第一篇异议文章?如果没有晓波,我会因此被北京国保重点监控,从而更加不可逆地朝向异议者转变吗?而如果没有晓波的被抓被判带来的后续,今天的我又将是怎样的状态?

回想2000年冬的第一次见面,我都记不得曾经谈过些什么,如今想来,却可能是我一生最为重要的一个日子,尽管晓波从不曾主动地推动我做什么事情,但没有与晓波的交往,后来的一切应该都不会发生,实际上,晓波对我的影响并不是通过直接的推动,而是通过其存在本身,晓波的存在于我,既是榜样,又是标杆,同样从那一个日子走来,既然有人如刘晓波可以做一百,为什么我就不能做百分之一?

从得知黑马之名到今天,整整31年过去了,跨越了我的青春、成年、壮年,直到今天的向死而生,直到晓波的永别,我才蓦然发现,在自己的一生中,晓波所曾给予的影响如此巨大,如此不可替代,却又如此弥足珍惜。

如今,晓波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晓波和我,以及其他更多同道所坚持的道义价值、所追寻的历史正义,所努力推动的自由民主转型,看上去却依然是那么遥不可及,但是,正如晓波用他的九死未悔所展现的那样,追寻正义的征程往往会超越个体的生涯,重要的不一定是结果,“人是注定要死亡的,肯定如此。但是即使毁灭,也要在与死亡的抗拒之中毁灭”,或许,在追寻正义的征程上,我们都应该像晓波那样,像传说中的西西弗斯那样,不计结果地努力、付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2017年8月12日 写于岚山

——转自民主中国(2017-08-19)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16期,2017年8月18日—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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