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琴、廖双元（右）和陈西

吴玉琴与廖双元是对摄影迷，虽然没有专业器械，但每到一处，必以摄影自遣，来打发常年受监控与软禁生活的苦闷。有了这爱好，他们走到哪里都兴高采烈，乐在其中，仿佛不是天天要和强权势力周旋的政治管控对象，而是一对四处旅游的夫妻档。

数来数去，其实他们并没有旅游去过多少地方，却天天象是在旅游中。对他们来说，从家门口走到几百米外的菜市场，便是一场堪比新马太的自助游，还不用花钱。老廖是贵州乃在全中国“最资深”的一批政治异见人士，曾经参与过1978年由贵阳启蒙社发动的“民主墙”运动，至今已近四十年。那一批红中国最早的政治反对派，继续在国内坚持抗争者已寥寥可数。天长日久地坚持，将自己的青春和白发都掷入其中，那需要数十年如一日，坚持抗争的决心和意志，譬如正身陷囹圄，音讯隔绝的秦永敏先生。要么就是象老廖和莫建刚这种，视政治异见如茶饭山水，乐在其中，逍遥快活之辈。

据老廖自己说：起初吴玉琴并不支持他从事人权活动，为此还“天天跟我吵架”。后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吴玉琴决心“干一个给他瞧瞧”，于是吴玉琴也走上了人权捍卫者的道路。这个家很快又变得热火朝天，其乐融融。我完全相信是老廖这个家伙对吴大姐施了“激将法”，因为他经常对其他人施以此类招数。

他们家狭小而简朴，有一间卧室，一个客厅+饭厅+书房的“多功能厅”，外加一个阳台改装成的厨房+晾衣间。加起来大约有20多平米。因为位于七楼的缘故，屋顶的产权似乎也是他们的。老廖原本在屋顶上铺上土，冬天保暖，夏天绝热，还可以种点蔬菜。后来七楼的住户们纷纷在顶楼搭简易房，老廖也“搬了些砖”来。（真的是搬砖哪，而且是搬到相当于八楼的顶楼。）

老廖是位不可思议的天才，他憨憨的外面、笑眯眯的眉眼下，隐藏着深不可测的“小聪明”。砖头、泥灰等一应建筑材料，似乎是和附近工地上施工队那里要来的——他很擅长和陌生人套近乎，而同病相怜的劳苦之众们，也经常愿意帮他的忙。随后他自己动手也盖了间房子，出租出去补贴一点家用。他的房客嘲笑他，经常被警察骚扰得鸡飞狗跳，大概还说了一些：“廖双元，你这种人来干反革命么？反革命的事怕是没得多少前途。”一类的话。老廖也不着急动气，笑眯眯地激他道：“你莫笑，你也来试试嘛，你试试就晓得我也很厉害呢。”对方回答说：“我肯定比你厉害！”于是老廖又成功地为贵州人权研讨会争取到一位支持者。

他们家坐落在一个半坡上，沿着曲里拐弯的爬坡小路，需要穿过迷宫一样“民工市场”和似曾相识的旧式楼房们。一旦错过一个路口，外乡人可能会迷失在迷宫之中无力自拔。我虽然去过他们家好几次，独自一人前往仍时有迷路。他们两口子告诉我，若是来他们家，便不必事先联系，只管径直来敲门便罢。

要说起老廖的“狡黠”，那真是花样百出，一言难尽。他们夫妻二人时常被软禁在家中，而老廖又是个闲不住的尖屁股，一有空闲就忍不出要出门去溜达。对他们的软禁通常是这样的：派两个精壮高大的年轻人，把他们家大门把住，不让出门。因为楼道太过于狭窄，连张椅子都摆不下，“门神”们根本没有活动的余地。到了夜里，两个门神便靠在墙上，把腿蹬住对面墙，两人交叉成“X”型，封住楼道。夜间不知不觉，两位门神迷迷糊糊睡去，老廖便走出家门，轻轻拍拍那两个打瞌睡的警校实习生：“诶，小伙子，给让下路嘛。”那两人一激灵醒过来，赶紧站直了，让出一条通道给他溜之大吉。

和贵阳的大多数人权捍卫一样，他们夫妇出门经常有人尾随。有时候是暗盯梢，有时候来明的。老廖经常动员那些盯梢他的人说：“你跟着我多麻烦，我走到哪你就要跟到哪，你不如去打麻将玩一天，等我回来时候再给你打电话，你再跟着我回来嘛。”

这些招数时常奏效，在外，老廖虽然充满了机智，在内，却又是个大大地外行。尤其是操作电脑一类的事，基本都得靠着吴玉琴大姐。有一天我去敲敲他们家的门，半天没有动静，但我好像嗅到里面有人。便继续守在门外，时不时让敲门声保持最大的礼貌和善意。

一会功夫，吴姐在里头低声急促问：“哪个！”我回答：“吴姐，我是小戎。”她把门扒开一缝：“哎呀！小戎啊！你吓死我了！这几天警察一直在敲我的门，我也不敢开。”把我放进去之后，她掩上门大释了一口气：“哎呀！小戎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盼来了！”

原来她的电脑已经罢工好几个礼拜，我赶紧坐下来给她处理。“你每来一次，我们的电脑就能好用个把月，然后大家见面就说：‘小戎还不来啊！’家家都在头疼自己的电脑。”

老廖很“鬼头”，或者说是很“明智”，这些事情他做不好，所以干脆不闻不问。吴大姐一个电脑盲，总要想方设法对付，她居然能对付过去。她总是充满热情和活力，凭借开朗外向的性格，不知不觉在四处奔走时，每到一处便将热情一并带去。不知道她掌故的人，几乎无法想象她曾做过乳腺癌手术。她总是帮助人，并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兢兢业业处理她力所能及的一切。如果哪位朋友家有事，她就奔前跑后地去帮忙，还不忘把老廖也一起拽上。

有她出现的地方，总是充满欢笑和轻松。有一天她要留我在他们家住下，让我和老廖睡在他们两口子的双人床上，她自己跑到小沙发上睡。说是因为那个小沙发太短了，只适合她那样的矮个子。那时并非冬天，还要把空调给我们俩打得暖哄哄的。

老廖一倒头，呼噜呼噜便人事不省，而我却被他抑扬顿挫的呼噜声折磨得半宿没睡着。第二天，我缩着脖子，贼者眼神笑嘻嘻不怀好意地问：“吴姐，你平时怎么睡啊？老廖那个呼噜打起来象潮起潮落一夜到亮。”

她哈哈大笑起来：“简单得很了，我用自己的呼噜盖过他！让他睡不着，我就好睡了！”

在这个家里，人们很难感受到那种因政治迫害带来的低迷情绪，仿佛从事人权活动，是文艺青年们的惬意旅行一样。他们俩经常被一群大汉扭将起来，因为动过手术的缘故，吴姐很害怕警察扭揪时，因挣扎伤到刀口。只要警察一上手，她就选择不动，一边又感到不做挣扎乖乖就擒好像是某种羞辱。因此才会有“小戎，你吓死我了！”这么一出，她需要尽量努力避开那些场合。我没有统计过他们被扭揪过多少次，连带的抄没电脑、相机、手机一类的财物，也给他们本不宽裕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困扰。

他们需要一次次地从逆境里走出而不被打倒，这对夫妻档，看起来并不起眼，在人权之路上，他们相互扶持，互为慰藉。亦扶持他人，与他们互为慰藉。家庭，是我们最坚实的堡垒。
 

——转自民主中国（2017-01-01）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25期，2017年12月22日—2018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