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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小戎:我未谋面的先生杨天水(图)

2017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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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患脑瘤的杨天水(网络图片)

所谓“义人”,你无需与他相识,只需听闻其掌故,便会时时挂怀于心。杨天水先生即是,如今他即将刑满,却又为病魔脑瘤所缠,教人唏嘘。

要问这位杨先生究竟有何壮举,说无亦可,说有则堪称惊动天地。此公生于1961年,江苏镇江人,因义愤于当局对1989年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杨先生筹办“中国民主同盟”,其参与者多是乡邻旧好,次年因此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获刑10年。据说在当时全国有许多此类公开或秘密的民间社团,其成员基本以一腔热血的义愤青年为主,基本诉求无外乎“平反六四”、推进中国民主化变革、监督政府保障人权等等。他们大多在无声无息中遭镇压毒手。到今天互联网十分普及的时代,才开始有一些信息渐渐被民间发掘出来。

2000年刑满之后,杨天水先生定居在南京。尽管年近不惑,家庭亦在这次镇压中被迫破裂,而杨先生一腔赤忱丝毫未见减色,迅速以一名异见作家的身份重回社会舞台。他一面奋笔疾书,一面靠微薄的稿费支撑,四处为政治犯及其家属们奔走呼告。他几乎是在一贫如洗中度过这些岁月,南京地处交通要冲,但有南来北往的同道好友,他必殷勤接待。而自己则常年吃素度日,一日三餐无外乎咸菜馒头或者稀粥一类。市场将散时,他会去买一堆破烂的西红柿或者黄瓜,回来放在通风处一个个地数着吃,藉此补充一点维他命。

这样的日子他过了五年,能够睡在硬板床上,从监狱外面思念监狱内的人,而非反过来从里面思念外面,那是他过去二十七年中最幸福五年。中间有过几次所谓“刑事拘留”,但好景基本持续到了2005年底,杨天水再次被捕,罪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到后来又改为“颠覆国家政权”。这两个罪名是臭名昭著的“反革命罪”改头换面后的结果,随后,他又遭遇12年的刑期。

我并没有亲自与天水先生打过交道,2005年他入狱之前,曾有朋友建议我前往南京拜访他,他们告诉我:“杨天水是一生必见之人。”那年12月25日那天夜晚,我走在川南小城长宁的街道上,电话那头传来朋友哽咽的声音:“小戎,天水被捕了……”当时我还年幼,并不懂得其中奥妙,时常听闻有异见人士被捕的消息,大多事后不久会被释放。但是他告诉我,圣诞节期间西方大部分公、私机构会放假,包括媒体。选择在圣诞节前后抓捕,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开国际舆论的压力,因此这时候被捕的人,往往是专制当局视为眼中钉的人物。杨天水先生的前景很不乐观,他果真被判12载酷刑,只能在镇江监狱里思念狱外之人。

我错过去见他的机会,未能有幸成为他在铁窗中思念的对象之一。12年来我曾不断地盼望,待他刑满出狱便前去拜望。每次乘火车路过镇江时,都会在趴着车窗幻想,他正在狱中与我对视。人世的哀愁流淌在那滚滚长江之中,原本哺育万物的江水,如今浑浊而凝滞。她已经流淌了亿万年,短短的数千年人世于她不过一瞬。我们的母亲,没有我们她同样清冽悠长,而她,仅仅用自己的浊浪,来回应我们对她的伤害。

不过,我们之间也并非完全没有交集,贵阳的李任科先生,靠经营一个小摊勉力维生。他的家是典型的城市贫民家庭,简朴或曰简陋,矮小潮湿而阴暗,一座小小书架是屋里收拾得最整齐的地方。有一包杭白菊,被安安静静归置在书列一端。他说,那是有一年,天水到贵阳时,千里迢迢给每家每户(贵阳的异见家庭)捎带的礼物。“等到天水下次再来贵阳的时候,再拆开泡给他喝。”他言语转向宁静祥和,在那一瞬间仿佛忘记了自己困顿的生计。我们翘首期盼,想象着天水下次再来时的样子,他将年近六旬,恐怕满头青丝渐成花白,一切皆在流逝,唯有眼眸如故。

几乎每到一地,凡见过他的人,无不对他赞不绝口。杨天水是我听说过极少数在他人口中仅蒙赞誉而未遭挑剔的人。蚌埠的王庭金老师,他数度遭到劳教迫害。有一次我照例投宿他家中,王老师的爱人见我衣衫邋遢,便让我换下来清洗。她给我拿来一条裤子,虽已老旧,仍洗熨得整整齐齐。她手中拿着裤子睹物思人:“这条裤子也给天水换过。”她说:“他临走前给我留了50块钱,说本应该给我多留一些,但身上只有这些了……”她永远无法忘记,在夫君身陷囹圄,自己带着孩子几近断炊之际,那50块钱中如同天降甘霖。50块钱很快就会花完,而记忆却将永刻终生。

杨天水的痕迹几乎无处不在,凡留下他印迹之处,无不充满牵肠挂肚的思念。我相信,他亦在那高墙电网之内,以同样的深情思念着。某一年我去拜访一位年迈的老右派徐工,他的家在一排摇摇欲坠、将要倒塌的旧式土坯宿舍楼内。这位老人已年过八旬,经历了无数的政治运动,拖着衰老的身躯独自一人在家中静坐。我们到来时,他使出浑身解数,要遵循旧式的礼节给客人上茶,以全东道之谊。“你们远道而来看我,但我只能泡上一杯茶聊表招待。没想到还会有人再来看我了,我比你们经历的事多很多,中国的命运,我比你们看得更清……”他的屋里除了一张简单的木床,书桌和几条椅子之外,只剩下四壁密密麻麻的书架和书册。“这些书,以后都没有人再看了,他们(也许是说他的儿女)会把它当废纸卖掉。但是我还留了箱子。”他弯腰引领我们去看床底下,两个老式的木箱。“最舍不得的几本,都给天水留着。”

那时我鼻子有些酸楚的感觉,因为我不知他能否等到天水出狱。如今此景再次浮上脑海,更加五味杂陈。

2008年,杨天水先生获得芭芭拉∙史密斯自由写作奖,他从狱中传出声音,将奖金全额捐献给系狱的政治犯家庭。有人对此举大加赞赏,而另有人却为他担忧。因为此举会令外界误以为:杨天水并不缺钱,而且还有大笔的钱可以用来帮助他人。然后,替他募捐的行为会陷入被动。这的确是个事实,当他患脑瘤消息传出时,果真有不少人以为杨天水并不缺乏医疗费,而更多的人则根本未曾听说过此人。要为他呼吁并不容易,而我始终坚信,我们终有见面之期。

——转自民主中国(2017-09-30)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19期,2017年9月29日—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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