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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乃修:纪念刘晓波

2017年08月08日

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末日的恐惧、垂死的疯狂。在如临大敌的封锁和沉沉大地的死寂中,刘晓波(1955-2017)走向自由的祭坛。他死于严密的禁锢、集体的密谋、有计划的杀害。那是一个共犯团伙,台上的、台下的,幕前的、幕后的,策划的、执行的,犯罪的意志和对正义的恐惧使他们日夜胆战心惊,他们自知恶贯满盈、滔天洪水即将到来。一切迫害刘晓波的有关者,从定罪、判刑、迫害到谋杀,必将跪在刘晓波脚下,受到正义的审判。

为解救那个污浊恶臭国度的愚民、善民、孩子,为拯救堕落的民族和沦亡的精神,刘晓波献出生命。他不是圣徒,他是勇士。他的出现,是黑暗中国夜空中的灿烂闪光。他的离去,使世界有良知的人深感沉痛。

当代中国民主自由运动中,他是领袖式人物。他被谋杀,只能激起人民的义愤和更猛烈的自由浪潮。民主自由是人生的基本要求。民主自由是十四亿中国人的事业,也是世界人民的事业。毫无疑问,无数勇士、杰出领袖,会在一夜之间应运而生。

一粒种子,落在大地,会生出许多种子,结出很多花朵。勇士从来不孤立,他们的胆气是上苍的指令,是亿万人民的意志。

一九七六年,罪恶“文革”结束;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招生。靠个人知识和才能、意气风发地跨入大学深造的一代青年学生,迅速显示思想的活力和批判的锋芒。其中,反思传统文化、批判专制主义,是一个重要内容。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弊端,中国两千年来政治和思想专制史的种种罪恶,特别是与西方文艺复兴共时、晚明以来五百年中国历史发展的迟滞性,尤其是自一九四九至十年“文革”长达廿七年之久的毛氏极权统治对中国人民、中国文明造成史无前例的滔天罪恶,使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愤慨、扼腕、反思,撰写一系列富于历史反省意识和思想批判精神的文字。这些文字,知识根基、理论能力、思维层次、思想水平各有偏差,但对文明的追求和心灵的激情是共同的。

思想的萌生,激发于对历史的反省和现实的批判。在那个时代,思想最活跃、精神最旺盛、前途最远大的青年,几乎无一不是性格最勇敢、态度最激进、文字最犀利的人。跨越初始的批判,超越缤纷的情绪,知识和锐气会走向学术,思想和心灵会走向更高层次。这是两个不同的情感、心灵和精神阶段。

八十年代中期,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刘晓波表现出思维的锐气和批判的勇气。他激烈地反孔,猛烈地批判中国专制文化和现实,坚定地主张中国必须走彻底西化道路;他挺身而出挑战和批判美学界风行一时的学者。这种鲜明个性和勇气,使他成为文坛“黑马”而为人初知。

打倒孔家店、抛弃旧礼教、批判传统文化,早在百年前中国“五四”新人文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初澜涌起时代,成为一股强大思潮。在那个渴望自由、激情飞扬的文化批判年代,各种激进思潮和观点纷纷出现,包括钱玄同主张彻底西化、废除中文、将中文书束之高阁,鲁迅受此影响而主张“不看中国书”等等。

中国的历史,如西西弗斯神话,一次次费尽全身力气将巨石推上山顶,又一次次滚落下来。这种历史重复性,这种文化、思维的难以进步性,是中国民族的悲剧。

孔子的命运足以启人深思。某种政治势力曾天天辱骂孔老二,后来却幡然把孔子捧上九天,似乎成了护国神像,拱手站台,立在天安门广场,满世界办起“孔子学院”。可见,中国的问题不在孔子身上,而在各怀鬼胎者心里。

批判传统、批判现实,需要激情和勇气,更需要知识和学术。我们这代青年学者,需要跨越前人,走上更高的思想境界。

观点激进和思维彻底,是一种需要悉心爱护的精神素质。特别对专制政治及其各种痼疾,应当持激进和彻底态度。但是,对于文化、哲学和思想课题,需要宁静的学者态度和深刻的学术研究。

刘晓波那些观点,当时思想最活跃的青年大学生几乎都有过,但他毫不世故,不怕偏激,敢于说出来。中国太老了,需要青年锐气。我欣赏他的锐气和勇敢。他是战士,他还年轻,前途远大。

一九七七年以来,中国高校中文系理论专业学生中兴起哲学热、美学热。苏俄马列主义理论式微、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没落,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G. Lukács)、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阿多尔诺(T.N. Adorno)、马尔库塞(H. Marcuse)、霍克海默(M. Horkheimer)、弗洛姆(E. Fromm)、哈贝马斯(J. Habermas)等人著作及其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开始受到关注,特别是胡塞尔(E. Husserl)的现象学(Phenomenology)、卡塔尔默尔(H.G.Gadamer)的解释学(Hermeneutics)、萨特(J.P. Sartre)的存在主义哲学(Existentialism),受到新一代有浓厚理论兴趣和热烈思想追求的大学生格外重视。

理论研究的根本,思想探索的核心,是人的价值和尊严。这是“文革”后新一代青年大学生最倾心的问题。数十年来,人成为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和政治专制机器中的螺丝钉和牺牲品。要走向人的独立和尊严,必须抛弃这个理论牢笼、摆脱这个思想迷魂阵。美学是哲学的一个旁枝,是文艺理论和批评的一个范畴。文学理论专业的大学生常常最初进入美学领域,然后走向哲学研究。

八十年代中期,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文学研究。有一天,一位年轻同事告诉我,青年学生刘晓波要和一位著名美学家的研究生辩论。那位美学家是马克思主义的终生崇奉者。知识的浅薄、思想的贫困、逻辑的混乱、观点的荒谬、文字的浮夸,使他的思维迅速走向绝境。后来我曾对他的现代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著名观点做过透彻批判。在我看来,他的近代现代思想史研究是浅薄的、教条式的生搬硬套,缺乏深刻学问和真知灼见,应当重新研究中国一百五十年来思想史。

此时,我乐于看到青年学者对他提出思想的挑战。中国学界太多出窝老,太少学术锐气。没有批判的勇气,中国学术不会进步。

我对刘晓波这种挑战名人的勇气,有天生的理论好感,尽管我并不以为一场口头上的辩论会有多大作用。青年刘晓波那时尚不能从学术角度解决思想或理论上的问题,但他的词锋和锐气却会给青年人以鼓舞。口头辩论,多靠急智、词锋、敏对、口才取胜,其间有小技巧,不能表现真实才能和思想深度,不宜于思想问题、学术问题的交锋;许多知识渊博、思想深刻的学者并非辩才,往往出言呐呐,因为头脑中太多东西一齐往外涌,时间和嘴巴又太短太小,于是堵在那里;而许多辩才往往知识少、思维浅,脑中空空荡荡,嘴皮子却利索。口头激辩,宜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诉诸常识的力量、道义的感召,是取胜快捷方式,诸如平等的要求、民主的信念、自由的原则、战斗的激情。文字论辩更具学术和思想意义,例如学术论文。口头论辩更具社会和政治意义,例如小区讨论、议会辩论。就学术观点问题进行公开辩论,青年刘晓波应当是当代第一人。

毫无疑问,他的文学批评和文化观点表述中那种激烈语气和批判锋芒,含有推翻现存极权政治和共产体制的激情和潜在话语。他对传统文化的激烈否定,对新一代文人作家作品的激烈批判,实在是对现实专制政体的坚决否定,因为它扑杀自由、控制思想、迫使文人无骨、无灵魂、无人格、无气质,迫使人民委屈苟活。与其说他对中国文化嫉恶如仇,不如说他对专制政治嫉恶如仇。

一九八九年北京民主运动轰轰烈烈。他从美国汲汲归来,积极投身这场规模空前浩大的自由运动。他由峻烈的文字转为热切的行动。由这场民主运动开始,他从勇敢的青年批判家走向英勇的自由民主斗士。对于他的后半生,这是一次重大转折。书斋学者生涯,不是他的生命所在,他找到自己的伟大事业,他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他找到自己的现实定位。他调整准星,依据现存法律空文,灵活、智巧、英勇地挑战世界上最野蛮、最残忍、最无信义、为维护吃人团伙特权和利益不惜将整个民族浸入血泊的极权制度,奋不顾身地投入争取自由、改变中国的伟大社会事业中。

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中,突然出现数百名大学生绝食,这令我非常不安。我不忍看到孩子们的昏迷,不忍听到救护车的鸣叫,那很像是把自己当成人质,躺在屠夫的砧板上。六月二日,离进城军队开枪屠杀人民只有一天(开枪始于六月三日夜晚十点钟西长安街木樨地和军博一带),刘晓波等四人宣誓参加广场绝食。获悉此事,我不禁怫然。那时,学生的绝食基本平息。学生需要理性的引导,不是情绪的鼓动。那是历史的危机时刻,数十万野战军日日夜夜荷枪实弹、蠢蠢欲动,绝食有害无益,应当采取其他更为积极的斗争方式。

一天后的流血悲剧,世界人民有目共睹。

他走上为民主自由而奋斗的苦难之路。他始终立足中国,始终拒绝出国,坚持不懈地为民主自由而战,这是他最卓越、最可贵的精神质量,是他人鲜能媲美的性格品质。太多人,一出国即沉没,酱于另一种纷争,陷入另一类患得患失的名利场。无人格定力,非思想大器,浮萍而已。

我时常想到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巴枯宁(M. Bakunin,贵族出身)、克鲁泡特金(P. Kropotkin,其父是皇族、世袭亲王)、赫尔岑(A. Herzen,贵族出身)、屠格涅夫(I. Turgenev,贵族出身),这些坚决反对沙皇暴政和农奴制度的思想家,放弃贵族身份,被判终生监禁、备受苦难、浪迹西欧,勤奋从事著述写作和俄国解放事业。在俄国现代思想史和人类自由史上,他们留下永不磨灭的思想光芒。

当代中国,是野蛮的盗窟,思想的监狱,吃人的地狱。在那里,没有氧气,没有阳光,浮游着无数以捕人、吃人为生的鬼魅,到处是难以想象的贪婪、卑鄙、残忍、无耻、虚伪、陷阱。在那里,谈到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谈到三权分立、废除特权、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任何一个词语,都有被出卖、被监控、被失踪、被迫害的危险。这些事关民族生存、氧气一样重要的生命必需品,成为社会上、网络上、报刊上最危险的敏感辞而受到最严密的过滤、禁忌、扑杀。

在那里,心怀自由理念,从事自由事业,无异戴上荆冠,扛起苦难的十字架,不仅要献出个人生命,而且牵连亲人朋友一同受难(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等亲属多年遭到非法拘禁、迫害而销声匿迹就是一例)。刘晓波以卓越的性格和非凡的勇气,和他的同道们携手进行各种力所能及的和平、理性的斗争。警特的魔影,深夜的敲门,街头的暴打,突然的失踪,终生的监禁,狱中的残害,随时都尾随着他们。他们度过的每一天,都需要怎样巨大的心灵坚忍和精神力量。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刘晓波和同道义士们发起《零八宪章》政治倡议,要求中国实施政治改革,实现自由、民主、人权、平等。这是一个完全符合人类道义和中国民心的政治宣言。

仅仅为这一纸温和的政治倡议,他被胡锦涛温家宝政权逮捕、诬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期长达十一年。如今又在习近平政权下被匆匆灭口、焚身灭骨。天若有情,天何以堪!

二零零九年,在法庭上,刘晓波做最后陈述,题为:“我没有敌人。”

这句话,含两解:一、我心中没有敌人;二、世上没有视我为敌的人。他的意思是,他心中没有敌人。显然,他的话不周密。因为他有敌人,这个政权把他视为大敌、诬他大罪、害他致死。

他说:“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应当指出,仇恨当分为公仇和私仇,不可一概而论。对残暴吃人的极权制度,对人民、自由、人权的敌人,仇恨是必然的、正当的,它会激发人民向善的意志和良知。对公仇公敌而无仇恨,宽容而不法办,天无此理。所谓“敌人意识”,亦同此理。

他看到数十年来共产党宣扬的“仇恨”和“敌人意识”给中国人民造成彼此内斗的深巨祸害,但他忽视人民的公义和历史的正义在执行人间严峻判决时那种人类情感合理性,他忽视人民对贪官污吏、窃国大盗、极权制度的痛恨和敌视态度这种人类情感合理性。

必须指出,人民有大仇恨、大敌人,那就是一切封网、封嘴、欺瞒、逮捕、迫害和杀害人民的极权制度及其大大小小爪牙,包括那些参与定罪和杀害刘晓波的人,一切盗窃国库、掠夺民财、践踏法律人权、制造冤案假案、抗拒民主自由的人。这种痛恨,血海深仇;这种敌人,不共戴天。

这是一个豢养猪狗、培育骗子、抬举犬儒、杀害英雄的黑暗时代。

七十年来,多少思想的勇士遭到杀害,张春元、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等等,无一不以思想罪而遭到监禁和杀害。这些英男烈女,是中国当代争取自由道路上的一座座伟大路碑,他们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坎上。

二零一零年十月,身陷囹圄的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是诺贝尔授奖历史上最沉重的一枚。他的正义和勇气获得文明世界的高度赞扬。他成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一面旗帜。这使正义的人欢欣鼓舞,这使他的敌人深陷恐惧。这种世界名望,加剧了敌人对他施加谋杀的步骤,他们决不会让他活着以胜利者的姿态微笑着出狱、成为未来中国自由运动领袖。

刘晓波有敌人,中国人民有敌人。复仇的意志和敌忾的决心,将激发全体人民翻天的巨澜,扫荡极权制度一切黑暗角落,把民族罪人一个个挖出来,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这一天必定到来。

无数林昭、遇罗克会从中国大地雨后春笋似地涌现出来。他们对极权制度的深刻仇恨和猛烈批判,他们对社会平等、人类自由的热烈追求和牺牲精神,将成为中国大地晨曦中的最美丽日出。

2017年7月14日,多伦多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214期,2017年7月21日—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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