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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松:嘻,我终于被扫出门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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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9月13日

黄昏时分,突然接到一个辅导员的电话,说我被学校解聘了,让我明天去办手续。

我的合同尚未到期(还有两年),也就是说,我被开除了。

校方的时间选得很妙:学生刚刚放假离校,我则刚刚改完最后一门课的考卷并登上成绩。

几乎“分秒不差”——既不会影响工作,也不会引起学生议论。这种闪电式的精准设计显示出一种独到的管理水平。

其实,我不应对学校有丝毫怨言,相反,我应当感谢学校——直到现在才开除我。

他们忍受了多久!

我知道,按照现行的标准,我远不是一个合格的教师。首先,上面一再要求教师的言行要“符合标准”,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一定要把握好(尤其是在课堂上)。领导专门开会强调过:意识形态出了问题,一票否决!

可惜,我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一直没有把握好,课堂上往往讲着讲着就偏离了“正确路线”。所以,“一票否决”落到我头上,一点不冤枉。

其次,我又老是给学校带来负面影响。比如,前几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川东土改,给学校造成了很大的不良后果。(那次,学校找我谈话时,我就很内疚地表示:“如果……我就马上走人。”但学校却大度地包容了我。)又如,上月初(6月2号),校领导已经给我打了招呼:“不要惹事。”我也表态要老老实实做人。不料,一遇到有人打上门来,我又没忍住,加入了因小说《软埋》而引起的论战。这一下又惹得鸡飞狗跳,一大群爱党爱国人士不仅把我骂得狗血淋头,而且又连带影响了我任教的学校。

我要是校方,为了保障意识形态不出问题和经济效益不受影响,也要开除像我这样的害群之马。

记得前些日子那些骂我的爱国人士曾怒气冲冲地说:大学里居然容忍这样的教授存在!

现在,他们可以消气了。我早就知道他们一定会赢。

离别前,有什么感想呢?记得当年北京大学焦国标副教授(他也在文学和新闻学院)因写了《讨伐ZHONG XUAN BO》一文被校方解职。好些天,焦教授心情苦闷,郁郁地围着北大未名湖游走。

我们学校没有湖,只有一个荷花池,但我不想围着它游走,因为我这辈子曾经历七次下岗,一颗破碎的心已经体会不到苦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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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荷花池,对面就是我上了七年课的第三教学楼

这一次,是最后一次下岗了!

从23岁登上大学讲台到今天(2017年7月3日),我前后总共在讲台上站了22个春秋,是我这辈子干得最长的职业。

22年,有多少爱恨情愁!

三年前,预感到随时会被赶下讲台的我觉得应当留下点痕迹(也算是纪念),因此,我一口气写下了十多万字的“心路历程”——《爱恨交织——一个高校教师的手记》。也许,有一天,人们会读到这些文字。

唯一让我感到不舍的是我教过的那些学生,尤其是汉语国际教育15级的学生(本期我教了他们三门课)。难忘他们上课时那全神贯注的面孔、那充满了求知欲望的眼神和师生台上台下的美妙呼应。教师这个职业最滋润心灵的,就是每当你走进教室时,看到一双双期待的目光,还有告别时,那依依不舍的合影。15级的学生期末时曾急切地问我下期是否还教他们,他们表示(包括传来的文字),盼望我能继续给他们上课。本来,学院下期已经给他们排了我的两门课——《西方文化概论》和《西方现代派文学》。但现在,永远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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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是我教过的文新学院的学生,今年六月川大研究生毕业后专程来看我。也是我最后一次在学院门前留影。

前几天,在给大三学生(14级)的最后一节课(当时不知道那也是我教师生涯的最后一节课)时,我向他们道别的语言是拜伦的一首诗:

爱我的,我致以叹惜,
恨我的,我抱以微笑,
任凭天空乌云翻滚,
我准备接受任何风暴。

这是拜伦告别故土时的最后一首诗。
后来,他长眠在希腊的崇山峻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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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3日夜

——转自墙外楼(2017-09-10)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17期,2017年9月1日—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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