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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民:回忆天水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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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09日

我被捕后,一直关在部队的看守所,除了几个军人待审判的犯人外,整个看守所空空荡荡,基本没有几个犯人。突然有一天,把我从南京军区政治部西善桥看守所转入南京市公安局茶亭看守所。

记得那是夏天的一个傍晚,我被送进市局看守所的五号监室,我进门的时候,一个戴眼镜留着络腮胡子的人出门,和我打了一个照面,他是拎着自己行李被调往另外一个监房的,随着身后哐当一声铁门被关上,房间里面其他的犯人告诉我,出去的这个人名字叫杨同彦(杨天水)。

因为同一个监房不能关押两个反革命集团主犯,所以,我进这个号房,老杨就必须要调走,看守所对我们执行的是分开关押。但那个时候,市局关押的政治犯太多了,根本就做不到政治犯全部分开关押,所以过了几天,天水的同案犯詹跃维就调入我所在的五号监室,他给我看了他们的起诉书,我才了解到他们这个案子的所有案情。

随后是我们各自开庭被宣判,我们都是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被定罪,都以主犯被量刑,分别被判处了十年有期徒刑。

再次见面就是一九九一年的冬季了。我被送到江苏龙潭监狱的时候,天水已经在这里服刑了好几个月了。那个时候,江苏省决定,把全省的政治犯的主犯,全部集中关押到这里。所以陆陆续续有全省各地的政治犯被不断的押入。

我到了龙潭监狱下车间的第一天就看到了天水,我们被关押在同一个中队。当时我们只能以目光交汇,因为我是新犯人,是要上紧箍咒的,所以监狱里面看管我的人盯的特别紧。没有机会说话。

随着漫长的刑期开始,我们逐步有了接触的机会。尤其是周末,犯人们大都喜欢去看电视录像,我和天水就会站在我们监房的走廊上,隔着铁栏杆,眺望着蓝天,经常畅谈理想。无聊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背诵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背诵文天祥的《过零丁洋》,我们经常互相鼓励,互相交流着我们在这个恶劣环境中,如何健康的活下去。

监狱的生活是非常残酷的,有一次我实在吃不下去那个馊霉的米饭,倒掉的时候,被犯人揭发了,大会小会批我。记得那天晚上,天水端着一碗烂糊面过来,深情的对我说:建民,为了将来一起战斗,保重身体,好好活下来,是我们现在的任务。他坚持看着我吃完了所有的面条,笑吟吟的把碗拿去洗了,回身时,偷偷的对我做了个V的手势。

这碗面条,我一直回味了几十年!

我比天水提前两年恢复了自由。但是我不被允许留在南京。我记得有一天,我回南京去看父母,南京的朋友告诉我,天水也回来了,我立即要求安排我们见上一面。

第二天,天水来了,在自由的蓝天下,天水的笑容显得是那么的和善和率真,两位饱经煎熬的战友,终于有了一个久别的拥抱。

很快我就知道,天水在继续从事的民主活动中,已经和我一样,经常被盯梢和威胁。

大约在SARS事件爆发后那段时间,我记得当时我们都戴着口罩,我和天水又一次在南京秘密会面。那次天水已经意识到他有可能再次入狱,他意志坚定的告诉我:建民,我已经无牵无挂,老婆孩子都已离去,我随时准备做中国的曼德拉。我听了后心头一沉,我马上劝诫天水:你糊涂啊同彦,不能做无畏的牺牲,不能把我们再次送进牢里,你想做曼德拉,不错,但是中国不缺曼德拉,中国缺的是德克勒克。你以为中共和南非白人政府一样吗?如果没有德克勒克,就没有曼德拉。

其实天水心里都明白,他当然知道中共是什么,中共就是法西斯,就是希特勒和斯大林。中共哪有什么道义底限?在中国,我们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位民主斗士,因为长期服刑,让中共感到过一丝一毫道义上或者良心上愧疚的,所以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最不怕的就是民主斗士都去坐他们的大牢。

但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天水还是再次入狱了,这一次是煽颠罪,被判刑十二年。

他的身边已经没有任何亲人。除了他年迈的一个在老家的四姐和狱方有联系外,很长时间,他的服刑情况无人知晓。我知道,我们都经历过那种长期无人关注的一种习惯,我们只是选择默默地服刑,度过那些坚守的日子,只是这一次,对天水来说,太漫长,太漫长。

漫长到眼看只有几个月服刑将满,天水却被中共折磨的奄奄一息了。听说狱方帮助他办理了保外就医,住进了上海的华山医院。我甚为关切,当年的战友们在南京一起送别了天水,希望他此次去上海治病,能度过难关。

非常难过的是,今天听到了他已经逝去的消息。天水他再也不能和我一起战斗了。

短短一年,先后有彭明,刘晓波,杨天水被中共折磨死于狱中。

中共这样一个令人发指的暴政,人民无论多少苦难都不会让他们有一丝的震颤。够了,我们的血流的够多了,除了血债要用血来偿之外,还能有其他的方法吗?

很多人会反问我,什么时候让中共偿还血债?我想问我这个话的人,也问问自己,你打算怎么样去做?我希望找到和我有共同愿望的人和我一起去做,因为说再多愤怒的话都是空话,干掉他们几个才是实话。

吴建民
2017/11/08

——转自@sifan198964吴建民(2017-11-08)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22期,2017年11月10日—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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