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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党章、道统、习思想(图)

2017年10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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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上马列毛的道统(网络图片)

一、中共改党章如同儿戏

政治局对外爆料,中共十九大要修改党章。这是例行公事,不足为怪。

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了第一份党章。当时的党章名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原件没有中文,只有俄文(这份党章是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二人包办)。中共二大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从中共三大以后,修改党章成为中共党代会的固定节目,每开一次党代会,必修改一次党章,迄今为止已改了十六次。世界各国政党成千上万,像中共这样频繁修改党章的,也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了。在此,不妨调侃一下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贵党的党章似乎不是拿来遵守的,而是拿来改着玩儿的。

中共修改党章的理由,不同时期,各不相同。以笔者的党史知识,大抵可以归纳总结如下:中共二大至六大,修改党章是因为莫斯科有了新的指令;七大至十一大,是因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十二大至十四大,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局面有一些革新之处,也有一些错乱之处;十五大至十八大,修改党章的理由变得十分简单,就是因为最高领导人的名字换了,“全党同志”依依不舍,心中不忍,非要在越变越长的中共“指导思想”排行榜上为刚刚离任的老领导安排一个VIP座次不可。

有时候中共修改党章,颇有令人忍俊不禁的搞笑感。比如,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登基”成为“中国革命的皇帝”(刘少奇语),七大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但是到了中共八大,为了顺应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国际共运潮流,只得在党章中去掉毛泽东思想。直到十年后“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兴起,愤愤不平的“伟大领袖”这才扳回了本,出了久久憋在心头的那口恶气。

中共九大把“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党章,不幸的是,新党章还没有捂热,“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却以“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的钦定新头衔而葬身蒙古大漠。

中共十大、十一大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两度写进党章,可到了中共十二大召开之前,中共上上下下却又众口一词,声称要“彻底否定文革”。

暂且不论文革、倒林、“否定文革”的是是非非,但是别忘了,发动文革时,八大党章仍是约束力最高的党内规章,整垮林彪时,九大党章仍是统率全党的合法有效章程,“否定文革”时,十一大党章也还没来得及去掉“还要进行多次”的正式表述。“伟大领袖”和“总设计师”用他们对待党章的实际行动,为全党同志学习党章、“遵守”党章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发动了“两学一做”运动,“两学”之一就是“学党章”,听说有些年轻的党员在洞房花烛夜不行周公之礼,竟然通宵达旦抄党章,窃以为,此种荒唐行为完全背离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光辉指引,抄党章抄得越认真,越把党章当回事儿,就背离毛思想、邓理论越远。

回首中共修改党章诸多史事,听到了没有,在中共党代会每一次通过新党章时“雷鸣般的掌声”之中,分明也有啪啪啪自己打脸的声音。

二、习近平思想与中共“道统”

十九大如何修改党章?九月十八日的政治局会议宣布,党章修正案“要把党的十九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使党章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充分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充分体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鲜经验”。由此可以认定,十九大党章修正案就是专为“习近平思想”量身定制。

虽说从十五大以来,中共每次修改党章都要在总纲部分加一些新料,但是,若十九大抬出“习近平思想”或“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并写进党章“行动指南”系列,仍属后毛时代史无前例之举。

邓小平理论是在邓小平死后的中共十五大由江泽民加入党章“行动指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则分别在江泽民、胡锦涛任期届满光荣退休之后的下一届党代会即十六大、十八大才加入党章“行动指南”之列,且江、胡二人只留观点不留名,似乎还颇有一点“高风亮节”。而十九大习近平才刚刚开始其第二届任期,若以明显高于江、胡规格的“习近平思想”或“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写入党章,就不仅是踢了“无名英雄”江、胡的道馆,也踩了二号祖宗邓小平的牌位。

在中共的政治词典中,“思想”低于“主义”而高于“理论”。想当年,延安整风之后意气风发的毛泽东尚且忌惮“主义”二字有僭越斯大林之嫌(斯大林一直以“列宁的信徒”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居,未曾采用“斯大林主义”术语)而不敢接受“毛泽东主义”的名号,只能以“毛泽东思想”入党章。邓小平曾经嘲弄华国锋的“英明领袖”头衔、“两张主席像并列”及其“抓纲治国理论”,在世时,邓只敢接受“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名号,死后方得以“邓小平理论”上庙号。此次十九大,若习近平不加“治国理政”定语而直接以“习近平思想”名义进入党章,则将“邓小平理论”置于何地?——好歹邓小平也是整个“后三十年”中共“基本路线、基本政策、基本方略”的制定者,“基本路线”据说“要管一百年”,习近平不过刚刚干完了第一个任期,除了选择性反腐搞得有声有色之外,其余政经业绩阙如,却公然在党章上踢江踩邓,如此“德不配位”之举,显然不太符合中共的政治伦理,是有点儿犯忌的。

中共讲“道统”,毛时代排出“马恩列斯毛”的顺序(按照林彪的说法,马、列、毛是伟大统帅,恩、斯是光辉助手,言下之意还得加上毛的助手,排成“马恩列斯毛林”,才是完整、正确的共产主义道统)。十五大以来,中共党章排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顺序。这个“道统”是一个递减序列,由主义而思想而理论而观点,由不加定语到加定语(不加定语表示是一整套的思想理论体系,加定语则表示只是某个局部或某个方面的“重要思想”与观点),由冠名到不冠名。如果习近平在十九大上改变了这个“道统”的递减趋势,忽然加塞插队、超邓赶毛,这是不是有点儿“不守祖制”呢?

三、习近平有什么思想?

政党党魁、国家元首不必是思想家、理论家,思想家、理论家也未必够格担任政党党魁、国家元首。在其他国家,这点儿道理,人人都懂,唯独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死也不懂。

那么好吧,如果中共每位最高领袖都能够从有思想癖、理论瘾的高级人才中选拔而出,这也不算是坏事,如此君师合一,道法合一,又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前提是,你得真有一点思想家、理论家的功底,真有几本独特性、原创性的思想理论作品。试问,习近平同志有没有呢?《之江新语》、《习近平论治国理政》、《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撑不撑得起“习近平思想”的大厦呢?

毛泽东虽然不谙马恩原典,但对列宁、斯大林主义却颇有心得(最近中共中央号召全党重新学习毛泽东“两论”,殊不知,《矛盾论》只是列宁《哲学笔记》之《谈谈辩证法问题》的啰嗦中文版,《实践论》则是《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缩编中文版,不客气地说,“两论”或有剽窃之嫌;至于毛泽东仅有的那点计划经济学的正统知识,几乎全部来自于斯大林下令编写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有斯大林钦审该书时所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的知识结构颇为独特,他熟读中国古书、野史笔记、明清小说,且勤于著述,留下了大量文稿,这是邓、江、胡、习所不能比的。而毛的“建立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游击战、运动战、持久战、人民战争的军事战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革理论,无论对错,自成一家,称之为“毛泽东思想”,似乎也还说得过去。

邓小平的“马列主义水平”诚然不高(实际上,邓小平同志闲暇时光宁打桥牌不读书,读起书来则宁读金庸不读马列),且一生“述而不作”。不过,邓有他的优点,就是思路敏捷、言词清晰,说话直截了当、从不拐弯抹角,不像毛那样动不动就东拉西扯、天马行空,让王洪文、许世友们听得云里雾里。邓不喜欢官话套话,爱用四川俚语,语言活泼生动,讨厌照本宣科(秘书班子所写的长篇大论,邓多数念不通顺),他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独特的理路。邓的精彩讲话多为随口而出的即兴之作,“猫论”、“摸论”、“不争论”、“硬道理”、“一国两制”、“第一生产力”、“三个有利于”均为此类。所以,邓小平也值得人们夸他两句,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和说法——姑且不论这些想法、说法是否当得起“邓小平理论”五个字。

但自邓以降,江、胡、习三任中共领导人不仅没有自成体系的思想学说、理论观点,甚至连“发表重要讲话”时的语言风格都没有形成过(这一点甚至比不上李鸿忠、蔡奇,李、蔡至少在拍马屁方面,已经形成了特有的语言风格)。习近平所谓“系列重要讲话”,无非是几篇官样文章,其实与《人民日报》社论分不出高低,谓之“习近平思想”,也实在是有些勉强了。

2017/9/27

——转自民主中国(2017-10-03)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19期,2017年9月29日—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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