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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泰然自若地说谎意味着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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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2日

如果一个人泰然自若地说谎话,宣传他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那他已经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备

腐败一词,是当今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百度搜索,有关腐败的新闻就有近百万条。腐败的种类五花八门,政治腐败、官员腐败、公司腐败、司法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腐败,甚至足球腐败……举不胜举。但有一类更为普遍、其危害性也更为严重的腐败,却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就是语言腐败。

所谓语言腐败,是指人们出于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忽悠民众,操纵人心。语言腐败的典型形式是冠恶行以美名,或冠善行以恶名。

几年前轰轰烈烈的重庆“打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黑社会”本来指的是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无论任何社会,打击此类犯罪活动都是正当的,很少人会反对。但我们现在知道,在重庆的所谓“打黑”运动中,“黑社会”可以扣在任何当权者不喜欢的人和企业头上,所以“打黑”变成了“黑打”,变成了侵犯人权和私有财产的政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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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极左的东西之所以能流行,有市场,有人追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中一些人士善于语言腐败。

在这方面,“四人帮”可以说达到登峰造极。他们把摧残人性、毁灭文化的行动,说成是“文化大革命”;把政敌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整人说成是“整风”;把不经正当法律程序就剥夺人的自由的监禁称为“劳动教养”;把任何反对他们的人说成是“反革命分子”;把1976年清明节悼念周恩来、发泄对他们不满的民主运动说成是“反革命暴乱”;把含冤而死的人,说成是“自绝于人民”;把闭关锁国说成是“独立自主”,把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文化说成是“崇洋媚外”;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在“四人帮”的词典里,所谓“国家利益”,实际上指的是他们自己的私利;所谓“爱国主义”,指的是对他们小团体的愚忠;所谓“人民”,指的是追随他们的一小族人;所谓“反动势力”,指的是任何对他们不满的人。正因为他们善于语言腐败,他们的倒行逆施才能持续十年之久,而他们的政治语言仍然在影响我们的生活,以致在他们垮台30多年后,他们的阴魂还可以在“唱红打黑”的旗号下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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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四人帮”受审

语言腐败这个词并非我的杜撰,它最初是在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于1946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现在已成为政治哲学理论中的经典术语。语言腐败的现象自古有之,但应该说,只是在20世纪之后,特别是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后,才变成社会公害。

奥威尔本人的作品《一九八四》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经典的例子:专门制造假新闻的部门被冠名为“真理部”;监督、逮捕和迫害异己人士的秘密警察被冠名为“友爱部”;发动战争的部门被冠名为“和平部”……真理就是谬误;和平就是战争;无知就是力量。

这当然是小说里的事情,但与现实相距也并不远。北朝鲜的国名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前东德的国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领导的执政党叫“民族民主党”,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的执政党叫“宪政民主联盟”。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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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中“大洋国”的社会结构图示

语言腐败在当今中国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只要闭上眼睛想一下,就可以想到许多例子。诸如真理、事实、谣言、道德、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宪法、选举、国家利益、爱国主义、改革、宏观调控、现代企业制度、董事会……这些词汇在一定程度都被腐败了,甚至腐败这个词本身也已经腐败了。

当某个官员说他是人民的“公仆”时,他实际上可能是说,权力在他手里,你得听他的。以“改革”为例,它的本意是废除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的措施,改革意味着政府要放松对经济的控制,给百姓更多的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但最近几年,一些政府部门却把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限制商业自由的反改革政策称为“改革”,甚至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措施”。

宏观调整本来指的是总量上的放松或抽紧,而我们现在所谓的“宏观调控”经常指的是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干预,包括准入限制和价格管制。国有控股公司宣称已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而事实上他们的董事会连选择副总经理的权利都没有,何谈现代企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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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腐败有什么严重后果?至少有三个:

首先,语言腐败严重破坏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导致人类智力的退化。人类创造语言,是为了交流,人类的所有进步都建立在语言的这一功能上。为了交流,语言词汇必须有普遍认可的特定含义,语言腐败意味着同一词汇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有不同的含义,语言变成了文字游戏,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困难。

语言腐败使得我们越来越缺乏理性和逻辑思考能力,我们的大脑在萎缩,我们的文章越来越变成口号的堆砌,我们越来越习惯于以权压人或简单顺从,而不是以理服人和平等讨论。比如同一个文件中,以X为主导,以Y为主体,以Z为基础,但谁也说不清楚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我们的文章越来越长,但包含的信息量越来越少。一个工作报告动辄一两万字,还要有人再写出数十万的辅导材料,仍然让人不知所云。这是人类智力和物质资源的双重浪费。全国有数十万高智商的人全职做文字游戏,还有数百万人兼职做文字游戏,生产出不计其数的文字垃圾,不仅污染了人类的心灵,也浪费了宝贵的物质资源,污染了我们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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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人类道德的底线是诚实,语言腐败本质上是不诚实。就人类本性而言,说假话比干坏事在道德上更具挑战性。法院判决书经常有“罪犯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这样的话,说明即使一个人敢于做坏事,我们还相信他在事实面前不敢说假话。西方法庭上证人出庭作证,如果对方律师能证明证人是经常说谎的人,他的证词就不会被采纳。以此标准,我们的社会很难找到合格的证人。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在《理性时代》一书中讲道:

为了人类的幸福,一个人在思想上必须对自己保持忠诚,所谓不忠诚不在于相信或不相信,而在于口称相信自己实在不相信的东西。

思想上的谎言在社会里所产生的道德上的损害,是无法计算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当一个人已经腐化而侮辱了他的思想的纯洁,从而宣扬他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准备犯其他任何的罪行。他做宣教师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且为了获得做这个职业的资格起见,他必须从撒大谎开始。试问我们能否设想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一个对于道德的破坏更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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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要让一个说假话脸不红的人干坏事时反倒脸红,实在是太难了,即使不是不可能的。由此来看,我们的官员腐败如此严重,我们的假冒伪劣产品如此之多,我们的社会道德如此堕落,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成天假话连篇的官员,在接受贿赂和以权谋私方面是不可能有道德约束的。

现在的腐败官员被抓起来后,可能会感到后悔,感到运气不好,但在法庭上你很少看到他们有羞耻感。当某些政府官员中语言和行为双重腐败泛滥时,生产假冒伪劣的商人也会很难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要让在谎言中接受教育和生活的人有社会公德,实在是难上加难。

潜规则已成为当今社会腐败的重要形式,官员干任何事都得拿回扣已是公开的秘密。而潜规则在我们社会之所以如此盛行,一个重要原因是语言腐败。语言腐败使明规则形同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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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腐败感知指数

第三,语言腐败导致社会走向的高度不确定和不可预测性。语言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传递社会运行状态的信号,在语言严重腐败的情况下,信号就会严重失真,结果是,当一个社会事实上危机四伏的时候,我们还以为天下太平,对大难临头茫然不知,任何突发事件都可能导致整个体制的突然坍塌。20多年前苏联体制的解体和最近发生的中东巨变,就是非常典型的事例。

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语言腐败问题。两千多年前孔子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反语言腐败就是要正名,恢复语言词汇本来的含义。

比如既然称为“人民代表”,应该真正由人民选举产生,选举必须公开透明,必须是竞争性的,必须真正反映选民的意志,而不是被有关部门操纵。如果确实做不到这一点,就应该使用新的词汇,如用“政府官员席位”、“名人席位”、“社团席位”等等取代“人民代表”。

纵观历史,横看中外,语言腐败的程度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有密切关系。我相信,如果我们能真正执行宪法第三十五条,实行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至少可以消除50%的语言腐败,而这50%是危害最大的,剩下的50%就其危害性而言无足轻重。如果我们能消除这50%的危害最大的语言腐败,就有希望消除80%的官员腐败,我们的政府就会廉洁起来,我们的道德风尚就可以大大改善。

该是向语言腐败开战的时候了!

——转自天鹅之歌 绝唱(2017-07-09)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23期,2017年11月24日—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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