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權採訪多米尼社會投資公司管理主任亞當·坎瑟

由中國人權翻譯

中國人權： 能否請您介紹一下多米尼社會投資公司，並且比較通俗地解釋一下社會投資基金是什麼？

坎瑟：“多米尼社會投資”是一個設在紐約的管理共同基金的公司。我們為個人和機構的投資者管理約10億美元的資金。我們在投資時以考慮社會責任為重點，就是說我們把社會和環境的因素用於所有投資的決策中。

我們認為，我們的全球金融體系應該為社會創造財富。但事實卻恰好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在為其自身積累財富，並且無視由此產生的後果，包括貧窮、環境惡化和侵犯人權。投資者一直是這一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解決這一問題的一部分，我們認為，在為社會和在全球做投資決策時，積極考慮其後果並採取相應的行動是必要的。

我們為我們的所有投資制定了一套與社會和環境有關的標準，但我們不會尋求完美——天下根本就沒有完美的公司這樣的東西。因此，當我們在一家公司做投資時，我們也試圖運用我們的影響力，通過寫信、參與對話和向股東提交建議書等手段影響股東，使其改善其行為。在過去的15年中，多米尼公司就社會、環境和管理等廣泛問題已經向80多個大公司提交了200多份建議書。去年，我們向思科公司提交的人權建議書是我們的第200個建議書。

我們也投入了部分資金致力於支持社區經濟發展。這三個策略—— 利用社會和環境標準來選擇所持股份、與企業直接交往、社區投資——是美國界定社會責任投資的三個策略。

中國人權：你們如何決定在哪些公司投資？評估投資的標準是什麼？

坎瑟：我們用一套綜合社會、環境和管理方面的標準為我們的基金建立一個公司核准名單。我們的“全球投資標準”公佈在我們的網站（domini.com）上。

我們的標準集中在兩個基本目標上：促進社會重視人的尊嚴和美化我們的自然環境。在從事推動這些比較廣泛的目標的過程中，我們的投資理念和方法也可以幫助我們捕捉到那些常常被傳統的財務分析所忽略的將會產生的風險和機會。

我們尋求在那些有責任感的、想要解決他們所面臨的持續發展的挑戰這一關鍵問題的公司進行投資。因此，我們的投資標準是為每個行業“量身定製”的。我們首先檢查每個公司的核心業務模式，並就其是否符合我們的標準進行評估。例如，一個太陽能電池製造商將被視為與我們的標準“從根本上一致”；而一個菸草製造商將被認為與我們的標準是“根本性不一致”，因此沒有資格進入我們的投資組合。然後，我們評估每家公司與其主要利益相關者的關係的質量。這項評估根據一家公司與生態系統、員工、社區、供應商、客戶和投資者的關係，列出33個與利益相關者有關的主題。我們對一家公司的評估是根據它在其行業環境中與其利益相關者的關係質量來作出的。

這種平衡有助於確保我們的進程是以每個公司的核心業務模式為基礎，並考慮到其所面臨的關鍵性的和持續發展的問題。它有助於確保我們的決定與公司有關，並集中在公司最重要的影響方面。

中國人權：最初是什麼吸引了多米尼投資思科？

坎瑟：思科的產品構成了互聯網的支柱；互聯網已為世界各地的個人和社區帶來了巨大的利益，它已經並繼續對社會變革產生影響。但是，正如許多大公司一樣，思科在社會和環境問題方面所塑造的形象是好壞混雜的。例如，我們對制造電腦硬件對環境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以及在這些公司中普遍缺乏回收工作非常關注，然而，思科公司卻是協調進行產品回收計劃的， 據報道，2008年其對電子材料的回收量增加了44%。
該公司也是“電子行業公民聯盟”的成員，該聯盟致力於保護在其生產供應鏈上工作的勞工的權利。

中國人權：您能否談一下多米尼公司和波士頓共同財產管理公司向思科提交的股東建議書？關於思科的產品和服務對人權的影響，你們具體關心的問題是什麼？要求採取什麼措施？

坎瑟：法國的非政府組織“無國界記者”於2005年首先把互聯網審查的問題提出來，引起我們的注意。那年，另一家社會投資管理公司“波士頓共同資產管理”接洽思科公司，指控其一直在幫助中國政府發展對互聯網進行審查和監控的高級系統。我們很快就與波士頓共同資產管理公司聯合起來， 並與“無國界記者”一起，就言論和互聯網自由問題，共同起草了一份投資者聯合聲明。這份聲明最後得到由管理資產超過200億美元的投資者的簽署，並被歐洲議會的決議引用。該聲明表達了我們的深切關注：審查和監控正在破壞互聯網的承諾，同時損害了互聯網行業公司的長期業務前景。

那一年，多米尼公司和波士頓共同資產管理公司一起向思科公司提交了一個股東建議書，要求思科採取一項人權政策來指導公司的決策。思科在與外國政府做生意時，似乎並沒有對其技術可能被用於壓制基本人權的風險進行全面評估，我們對此很關切。我們還與微軟進行了對話，並參加了那些最終導致發起“全球網絡倡議”的討論；該倡議由包括公司、民間社會組織（包括人權和新聞自由團體）、投資者和學者共同組成的多方利益相關者集體發起，致力於協同合作，以保護和促進信息和通信技術領域的言論自由和隱私權。

人們所說的“中國的防火牆”，是我們在世界許多國家中正在看到的一種趨勢中最為突出的例子——政府通過各種審查和監控技術正在關閉或破壞互聯網，並創造一個封閉的系統以控制和監測其公民的行動。2006年，思科公司的總顧問馬克·錢德勒對美國國會的一個委員會說：“解放互聯網的力量依賴的是它作為一個全球互聯網的存在……我們認為，任何有關這方面的政策， 應該從認識到下述事實來進行：其全球性質提供了一種獨特的傳播思想和培養自由的工具。我們應該什麼都不做，以免干擾這一承諾。”

我們完全贊同錢德勒先生的觀點。審查和監控互聯網是對人類尊嚴的威脅；對於一個致力於開發自由的、開放的互聯網公司來說，對其生意也是不利的。因此，在過去的幾年裡，我們要求思科公司公佈“互聯網碎裂報告”，列出該公司在確保其產品和服務不被用於侵犯人權或助長進一步割裂互聯網方面可以適度采取的措施。作為投資者，我們希望看到該公司能有書面的政策、程序步驟和有意義的文件，來證明其正在踐行錢德勒先生在他的國會證詞中所闡述的崇高理念。

目前，我們在這個領域能用來對思科的表現進行可靠評估的信息很少。我們知道在1998
年，思科被選為為中國建立全國網際協議（IP）主幹的主要供應商。思科對此並沒有否認，但告訴我們說他們沒有專門為中國政府提供任何技術。他們聲稱用於審查所使用的技術與操作互聯網所要求的技術是同樣的。2008年，一份思科的文件被曝光，它清楚地表明早在2002年思科的工程師就知道中國政府對互聯網的壓制性審查和監視目的，也許它已經將此視為商機。思科公司對此進行了辯解。至於思科公司是否積極幫助了中國政府對其公民的隱私權和言論自由權的侵犯，這個問題目前仍不清楚。

我們並不想讓思科接受譴責、或解釋其過去是否做過什麼。我們是希望思科採取一些政策和程序來指導未來的行動，這樣，當它與可能對人權懷有敵意的政府打交道時，可以採取適當的措施來確保其技術不被濫用。我們認為該公司在接受這些合同前，無論是對社會還是對其股東，都負有責任，需要對人權給予應有的注意，並積極地尊重言論自由權和隱私權這些基本權利。

中國人權：多米尼公司和波士頓共同財產管理公司作為股東，要求思科公司採取人權政策的建議，您認為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

坎瑟：我們對這家公司所進行的工作缺乏進展一直很沮喪。我們沒有收到我們所要求的報告，在思科明確答覆我們的問題上，我們仍面對難題。

很多時候，要通過多年持續的努力才能改變一個公司。事實上，對我們建議的支持現在一直在穩步上升，幾年來，支持率已經超過了30%。這對於股東提出人權問題來說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支持。這些建議並不具有約束力，就是說，即使提議得到了100%的支持，該公司不必做我們所要求的事。不過，對許多公司來說，30%的票是很難忽視的。

中國人權：您怎麼看待亞洲協會在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或企業領導責任方面對思科進行表彰的決定？¹

坎瑟：在多米尼，我們真的不相信“好”公司和“壞”公司之說。多數大公司都有好壞混合的記錄，而且公司也在隨著時間發生變化。因此，我們一般不重視這些類型的獎項。然而，頒給思科這個特殊的獎項，卻是令人沮喪的。思科公司沒有參與全球網絡倡議，而且它一直都沒有參與有關股東就這些問題所進行的有意義的對話。

有關“中國互聯網”的最後一章還沒有書寫出來。我知道許多中國人很看重思科幫助建立的通訊系統。但是，思科在中國互聯網歷史上這重要的一章中扮演的角色一直是有爭議的，而亞洲協會無視這種爭議頒獎給思科，是令人不安的，尤其是在谷歌在這個問題上高調地與中國政府進行抗爭之後。我擔心這個獎項可能會向世界各國政府和公司發出錯誤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