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殺與奇跡

胡平

在這篇對“六四”鎮壓與中國經濟 出現“奇跡”之間的關係進行探討 的文章中，《北京之春》雜誌主編 胡平認為，因為鄧小平70年代晚期 倡導的經濟改革實際上是對共產黨 合法性的自我否定，所以如果政府 對1989年示威中提出的政治改革的 要求作出讓步的話，那將意味著中 國共產政權的終結。只有對抗議進 行鎮壓，鄧小平才能阻止任何對黨 的政權的進一步的挑戰。結果是， 高壓下的社會穩定和政府對經濟的 強力控制，再加上人們的精神出現 真空、貪婪與物欲空前解放，這一 切造就了中國經濟的“奇跡”。

今年是“六四”20周年。20 年前，中國爆發了歷史上最 大規模的民主運動，然而， 中共當局卻悍然出動坦克車 和野戰部隊，對手無寸鐵的 學生與市民進行了駭人聽聞 的大屠殺。20年過去了。今 天的中國，一方面，那個殺 人的政權仍然高坐台上，繼 續一黨專政；另一方面，中 國的經濟又取得了驚人的發 展， 被不少人譽為中國奇 跡。不錯，中國的經濟發展 也有很多問題，有泡沫經濟 的成分；另外還有極度的貧 富懸殊、官民沖突、道德沉 淪、環境污染、生態平衡的 破壞等等問題。不過總的來 說，中國的經濟確實發展得 很快， 這一點我們應該承 認。那麼， 造成所謂中國 “奇跡”的原因是什麼呢？原因自然很多，但 我以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六四”。沒有“六 四”屠殺，就不會有這個中國“奇跡”。

改革導致對共產黨革命和政權合法性的否定

眾所周知，從1978年起，中國開始著手進行帶 有市場取向的、資本主義取向的經濟改革。這 一改革產生了三種後果：

第一，它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

第二，這種改革也導致了對共產黨革命和共產 黨政權合法性的自我否定。因為共產黨革命和 掌權的宗旨就是要消滅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 義。現在中共回過頭去改掉社會主義，引進資 本主義，這不等於說當年的革命革錯了嗎？所 謂無產階級專政還有什麼存在的理由呢？所以 ，這場經濟改革不是共產黨革命和一黨專制的 自我完善，而是自我否定。

對於經濟改革的這一性質，那些大力主張經濟 改革的中共官員們自己是很 清楚的。我聽說這樣一個 故事。1 9 7 9 年， 袁庚奉命 到廣東深圳的蛇口， 創辦 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 ― 蛇口工業區。袁庚是深圳 人， 3 0 年前他曾以解放軍 炮兵團長的身分帶兵“ 解 放” 深圳。在赴蛇口就任 前， 袁庚的兒子問父親： 3 0 年前你帶兵佔領深圳， 把那裡的私有制變成公有 制； 3 0 年後你又到那裡去 搞特區， 要把那裡的公有 制變回私有制。那你是在 干什麼呢？ 袁庚沉吟半天 無語， 然後說： 唉！ 總不 能讓中國人老是這麼窮嘛！¹

第三， 經濟改革引出的另一個後果是腐敗。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後來的城市的經濟改革、工業的經濟改革，特別是價格“雙軌制”的提出，又導致了大量的所謂官商、官倒的現象，即大量的腐敗。

我們知道，中國原來實行計劃經濟，商品的價格都由國家控制。從八十年代中期起，中國開始進行價格改革。當時，很多經濟學家主張把所有商品的價格都一次性地放開，交給市場來決定。但是這種主張遭到保守勢力的強烈反對，於是有人就提出一種折衷的辦法：有些商品繼續按照國家控制的價格出售，有些商品則按市場價格出售，然後再逐步擴大按市場價格出售的比例。這種辦法就叫“雙軌制”，被當局採納。

現在，一談起價格雙軌制，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和很多西方經濟學家都大力稱贊。他們認為價格雙軌制開啟了中國式的漸進改革路線，避免了俄國東歐休克療法造成的社會震蕩。這種說法是完全錯誤的。其實，早在價格雙軌制實行之初，不少人就警告說，雙軌制給掌握資源的官員提供了大好的機會，使得他們可以調配資源，賺取兩軌之間的差價，因此必然會導致大面積的腐敗。事實上，在中國，第一批憑借權力而一夜暴富的階層就是在實行雙軌制期間產生的。這種大面積的腐敗理所當然地激起了廣大民眾的強烈不滿，並成為“八九”民運的一個重要誘因。

“八九”民運與“六四”屠殺

“八九”民運主要有兩個口號，一個是“要自由、要民主”；一個是“反官商、反腐敗”。可以想象，如果沒有“六四”屠殺，如果“八九”民運取得勝利，象“雙軌制”這種所謂漸進改革路線必然會被否定，中國後來的道路就會和俄國東歐相差無幾了。

“八九”民運導致中共集團內部空前的分裂。以趙紫陽為首的黨內溫和派反對戒嚴，反對鎮壓。據我所知，在當時，北京各個黨政機關，走上街頭的人數多達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沒有上街的人，大部分的人心裡也是同情學生的，所以說“八九”民運在黨內造成了一個空前的分裂。

造成分裂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溫和派不贊成用武力來鎮壓。他們為什麼不贊成用武力鎮壓呢？因為他們沒法說服自己去鎮壓民運。他們知道民眾要民主與反腐敗都是正確的，所以他們無法對人民動用暴力。再說，過去共產黨壓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寶就是給對方扣上“資產階級自由化”、“走資本主義”的罪名。現在，中共自己就在走資本主義道路，共產黨自己就變成了資本家，它還有什麼理由去鎮壓民運呢？

然而，鄧小平卻動用軍隊殘酷地鎮壓了民運。為什麼鄧小平要鎮壓民運？是因為他還信仰社會主義嗎？不是，根本不是。鄧小平早就不信社會主義了。早在八十年代初期，鄧小平就對一位來訪的非洲領導人說不要搞社會主義。² 鄧小平鎮壓民運完全是為了維護共產黨的專制權力。作為有過三起三落傳奇經歷的第一代共產黨領導人，³鄧小平在黨內軍內享有後來的領導人無法比擬的個人權威。這是他敢於下令用軍隊鎮壓民運的本錢。可以想象，如果發生“八九”民運時沒有鄧小平，結果就會完全不同。

為什麼在“六四”後中國的經濟改革反而走得更快更遠了？

“六四”屠殺使中國的改革走上了一條錯誤的道路。在“六四”後的最初一兩年，由於目睹蘇聯東歐巨變，中共當局十分恐慌。為了保衛政權，新一代領導人提出要進一步反對“和平演變”，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對資本主義，而且在經濟上也要反對資本主義。⁴於是，資本主義取向的經濟改革便陷於停頓，甚至出現倒退。可是在1992年春天，鄧小平提出要加快經濟改革的步伐，不問姓社姓資。⁵因為鄧小平清楚地知道，原來那套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是不中用的，不改革死路一條。鄧小平清楚地知道，在“六四”屠殺和蘇東巨變之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已經破產，共產黨政權已經失去欺騙性，變成赤裸裸的暴力。光天化日之下屠殺人民的事都干出來了，還說自己是人民的政府，誰信啊？現在人民之所以沒有反抗，僅僅是因為他們沒有反抗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重新修補社會主義外衣已經不可能，同時也沒必要。暴力有暴力的好處，沒有了意識形態的偽裝，同時也就免去了意識形態的束縛。原先搞經濟改革，怕被別人說是搞資本主義，現在倒不用怕了。現在反而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可以無所忌憚地引進更多的資本主義了。於是，在1992年之後，中國的經濟改革反而走得更快走得更遠了。

因為“六四”之後，黨內和民間的民主力量遭到了壓制，因此，1992年之後中國的經濟改革，就不可避免地變成了所謂權貴的私有化。在改革的名義下，大大小小的官員搖身一變就成了資本家；原來挂在全體人民名下的資產，一下子就變成了官員們的私產。可以肯定，如果沒有“六四”屠殺，這樣的改革是不可能發生的。比如說，在國有企業的改革中，幾千萬國企工人一下子就失了業，隻能領到一點微薄的救濟金。試想如果沒有“六四”，工人必定會建立起強大的獨立工會，政府怎麼敢一聲令下，就把他們一下子都拋棄掉呢？

為什麼最惡劣的改革路線反而造成了最迅速的經濟發展？

最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共的這種經濟改革，在道義上是最無恥的、最惡劣的，但是在效益上，卻可能是最容易見效的、最容易成功的。因為共產國家的經濟改革，說到底就是把公有制變成私有制、把計劃經濟變成市場經濟。這事說來容易，做起來極其困難。早在共產國家經濟改革之初就有人指出了這種困難，他們說，這好比“把魚湯重新變成魚”。俄國和東歐國家主要是採取“分”的辦法：把整個資產折價成股，然後老百姓一人分一股。這種辦法的好處就是很公平，大家都願意接受。既然挂在全體人民名下的資產是屬於全體人民的，那麼，最合理的私有化方案就是平均分給全體人民一人一份。這就叫大眾私有化。

但是，這種辦法有個最大的問題，那就是它造成資產過度的零碎化。全國每人有一股，但每人只有一股。這就和原來的國有企業、公有制沒有什麼區別，照樣是一個企業沒有人負責。所以在一段時間之內，它不但不會促進經濟的發展，還必然會導致經濟效益的急劇下降。只有經過一段時間之後，通過市場的運作，慢慢地出現了一些富人，他們有了足夠的資本，能夠掌控比較多的股份，成了資本家，資本主義才能運作起來，經濟才能取得發展。

中國沒有採取大眾私有化的辦法。由於沒有民主參與和公共監督，中國的私有化實際上成了權貴的私有化。各級共產黨官員利用職權把公共資產據為己有。現在的共產黨政府就是全中國的董事會，各級官員就是他們的CEO。這樣，中國就避免了像在俄國、東歐國家出現的經濟滑坡。在資本主義機制的激勵下，中國的經濟持續增長。

由於中國堅持一黨專政，政府獨斷專行，不在乎公眾的壓力，想改什麼就改什麼，想怎麼改就怎麼改，政府想漲價就漲價，想裁員就裁員，國營企業想賣什麼價就賣什麼價，想送誰就送誰；由於社會上缺少反對與制衡的力量，政府擁有強大的鎮壓能力，也更有能力貫徹自己的決策。

由於中國堅持一黨專政，“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例如禁止獨立的工會農會），使社會高度穩定；又由於政府不受挑戰，不可替換，對經濟活動有很強的控制力，政府的行為就有更強的一貫性和可預知性，這就更容易吸引大量的外國投資，同時還能比較有力地防止國際經濟震蕩對國內的影響。

由於中國堅持一黨專政，不少領域——主要是政治領域——被列為禁區，這就使得更多的人不得不投身於經濟領域；再加上精神真空的出現，人們的貪婪與物欲空前解放，這無疑也對經濟發展有火上澆油、推波助瀾之效。至於那些在權貴私有化中其利益受到嚴重損害的下層民眾，由於在現行體制下無法討還公道，中國的勞動力本來就廉價，在這種情況下形同奴工，自然就更廉價。這就構成了中國在全球競爭中的最大優勢。

我們知道，中國政府發展經濟的很重要的一個戰略是出口加工。它吸引大量外國資本進入中國，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然後把產品再出口到外國銷售。這樣，在中國，政府變得非常富有，但一般民眾的消費能力卻沒有相應地提高。

中國模式的最大問題是沒有任何合法性

中國模式有一個最大的問題，那就是它沒有任何合法性。我們知道，共產黨本來是靠打倒地主資本家起家的，現在它自己卻變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資本家。早先，共產黨以革命的名義，把平民的私產變成所謂全體人民的公產；現在，它又以改革的名義，把屬於全體人民的公產變成了他們自己的私產。先是以革命的名義搶劫，後是以改革的名義分贓。兩件相反的壞事居然讓一個黨在五十年的時間裡全做了。天下還有比這更無恥更惡劣的嗎？

十幾年前的《讀書》雜誌登了一篇小文章，其中引用一位山西老農民的話。他說：鄧小平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我們村解放前就已經是一戶地主、兩戶富農，早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嘛！長沙下崗工人陳洪2006年在自己的博客裡寫道：計劃經濟是應該改革。改革是免不了要付代價。但是計劃經濟不是我們工人發明的，是你們共產黨發明的。要付代價，該你們共產黨付代價，怎麼叫我們工人付代價呢？憑什麼你們共產黨官員們就成了資本家，我們就成了打工仔了呢？⁶

談到今日中國的貧富懸殊，我要說的是，中國的貧富懸殊不但在程度上最嚴重，而且在性質上特別惡劣。因為中國的貧富懸殊不是歷史造成的，也不是市場造成的，而是專制權力造成的。在中國，窮人之所以窮，是因為他們創造的財富被權勢者所掠奪；富人之所以富，是因為他們掠奪了別人創造的財富。今日中國，0.4％的人佔有全國財富的70％。⁷在家產超過1億元的富豪中，中共高級官員的子女佔91％。⁸

談到官員的腐敗，民間早就流傳這樣一種說法：“見一個斃一個可能會有冤枉的，隔一個斃一個肯定會有漏網的。”中共領導人口頭上也說要反腐敗，但實際上他們縱容腐敗，因為他們需要腐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秘書長溫鐵軍坦率地說，今日中國不能進行美國式的民主化改革，“一是我們的官員恐怕90％以上有收入支出不相符的問題，越是權力部門的官員越有此問題，能全揪出來嗎？不能。能指望有問題的官員公正地執行政策嗎？也不能。二是我們的知識分子大部分有非稅收入的問題……。三是我們的企業家很多有非法經營的問題。” 9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中國實現自由民主，他們就很可能被送上經濟犯罪的審判台。所以他們對自由民主比過去更敵視更害怕。

中國模式是對人類的自由與和平的巨大威脅

中共領導人清楚地知道，所謂中國奇跡，是建立在“六四”屠殺的基礎之上的，是建立在最大的傷天害理、不公不義的基礎上的。一方面，他們以中國的經濟發展為理由為“六四”屠殺辯護；另一方面，他們頑固地堅持一黨專政，堅持壓迫。他們擔心一旦政治上放鬆壓制，民間要求經濟清算的浪潮就勢不可擋。中共領導人說，他們希望再有20年、50年的穩定，他們將把中國建設得更好。他們無非是希望繼續這種專制強權下的改革與發展，一方面通過時間把黑錢漂白，一方面使貧富差距有所緩和。到頭來，“中國一定會發展得更為強大”。10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一個以這種罪惡的方式造成的強大國家，隻能是一個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驕橫並且更加強大的專制政權，它必定會對人權、民主和正義等價值更加蔑視與敵視，對人類的自由與和平構成更大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