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憲章》與政治正當性問題

滕彪

一個政權的合法基礎是什麼？在沒有人民的明確認可和政治參與下，它憑什麼去統治？單是改進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能為中國共產黨解決其統治正當性的問題嗎？其統治又可以維持多久？ 維權律師滕彪就這些問題進行了探討，認為《零八憲章》是中國民間社會發出的一個歷史性政治文本，其所代表的政治正當性內涵，是當局無法回避的。

一

現存的制度是不是道德的？權力憑什麼統治？我為什麼服從？這是政治學的一個核心命題，也是作為政治動物的人類不停追問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就涉及到政治正當性（legitimacy）的概念，在評價身份認同、抗議運動、制度變遷、侵犯人權等現象時往往都離不開這個概念。

正當性就是一個政治體制值得被認可。它經歷了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按照Patrick Riley的劃分，十七、十八世紀之後，政治的正當性基礎不再建立在“父權制、神權中心、神聖的權利、某些優異人群的自然優越性、政治生活的自然性、必然性、習慣、便利、心理的強制，或者任何其它基礎之上”¹ ﹔而必須以同意、認可和自願的個體行為為基礎。在現代性的沖擊之下，通過選舉、投票等方式對權力進行認可，是當今統治權力的惟一合法性來源。

根據Max Weber² 的理論，人類服從的三個基礎是習慣、情感和理性計算﹔相應地，合法性/正當性的三種類型是傳統型、魅力型（卡裡斯馬型）和法理型。而趙鼎新³ 認為正當性是一個關係性的動態概念，他根據民眾和精英對國家合法性的感受， 將合法性/ 正當性分為法律-選舉型、績效型和意識形態型。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民生進步等等統治績效，能不能使一個未經民主選舉的政權具有正當性？正當性是來自過去的還是面向未來的？

Hannah Arendt 在《論暴力》⁴ 中最早區分了正當性與証成性（justification）﹔類似地，S.M.Lipset在《政治人》中區分了正當性與有效性，⁵ 5Samuel Huntington在《第三波》中區分了政績正當性與程序正當性，⁶ A.John Simmons更清晰地闡釋了區分正當性與証成性的理論意義。⁷ 設想一個例子：一個婦女A被人口販子販賣給B做老婆，假設A未婚也正准備找對象，再假設B對A非常友善，A也覺得他是個模范丈夫，那麼可不可以說他的買老婆的行為具有正當性呢？首先，“正當性” 關注的是權力的來源，B沒有經過A的同意，不具有正當性﹔其次，B的行為對A有好處，也正是A所需要的，因此具有合理性或“証成性”。但這種証成性不能反推出“正當性”。

二

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也一直面臨合法性問題。從195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開始，歷次《憲法》的序言實際上都是某種對其正當性的宣告。通過梳理歷史事件，總結出歷史規律和歷史目的，從而確立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正當性。這種簡單粗暴地對待歷史的方式，無非是想把正當性建立在某些優異組織的自然優越性（無產階級先鋒隊）和某種歷史必然性（共產主義必然要實現）上，其實掩飾不住毛澤東的大白話“槍杆子裡面出政權”。即使它對中國近代歷史事件的描述和解釋是真實和中立的，仍然無法推論出歷史的規律和目的，因為歷史本來就沒有絕對的真理和永恆神聖的目的。槍杆子裡面可以產生政權，但產生不出來政權的正當性。

注定缺乏正當性的極權主義體制，只能依靠暴力和意識形態，靠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和全民動員來維系統治。這種統治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出現危機，當局不得不進行經濟和社會領域的適度改革開放來緩和危機，企圖重新確立其“正當性”。執政者確信，只要經濟騰飛，民眾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就可以獲得民眾的服從，就可以繼續壓制自由、人權，繼續保持一黨專政。如前所述，即使在基本人權得到保障、民眾生活水平得以提高的情況下，統治者獲得的最多只是“証成性”，而不是“正當性”。何況在只動經濟、不碰政治的跛足改革之下，不但基本人權得不到保障，經濟社會領域也面臨越來越嚴重的問題。

七十年代末期實行開放政策，九十年代中期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三十年來經濟的確取得了巨大成就，絕大多數國人的生活水平得到顯著提高。但政治體制上的成就乏善可陳。直到今天，中國仍實行嚴厲的一黨專制，政治性結社被嚴厲禁止，沒有獨立的工會、農會﹔沒有集會、游行、示威和罷工的自由﹔沒有新聞自由，言論發表受到事先審查，因言獲罪者人數舉世第一⁸ ﹔沒有司法獨立，共產黨控制重要案件的審判﹔沒有信仰自由，家庭教會等宗教團體受到打壓，法輪功團體更是被定為邪教而受到慘絕人寰的迫害﹔沒有遷徙自由，戶籍制使農民淪為二等國民﹔沒有普選，即使村委會、鄉鎮選舉也是由政府操縱，舞弊重重﹔沒有財政公開，納稅人無法監督財政﹔沒有軍隊國家化，黨牢牢控制軍隊。人權受到普遍侵害，異議人士、維權人士、上訪者、少數民族更是受到系統性的壓制。

經濟上的成就只是表面現象。首先，這種發展實際上是以權貴的瘋狂掠奪為基礎，造成了巨大的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民眾的被剝奪感在增長，對政府官員和整個體制的不滿在加劇。2006年世界銀行報告稱，中國0.4%的人控制了70%的財富。官僚特權階層年收入是當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當地農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億萬富豪中90%以上是高幹子女。中國的基尼系數⁹ 早已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成為貧富最為懸殊、分配最不公平的國家。其次，經濟發展以低人權、低保障為手段，伴隨經濟騰飛的是冤獄叢生，民怨積累，廣大農民、民工無法公平地享受社會進步的成果。由征地拆遷、司法冤獄、計劃生育等引起的上訪數量居高不下，群體性事件迅速上升：2003年為58000起，2004年為74000起，而2005年則高達87000多起。¹⁰ 102006年的官方數字為73000起，¹¹ 但實際數字恐怕不止於此。群體性事件的規模、影響也越來越大，比如2004年的四川漢源事件¹² ﹔2005年的河北定州血案、¹³ 廣東汕尾東洲血案¹⁴ ﹔2006年的遼寧凌源警民沖突¹⁵ ﹔2007年的廣東佛山警民沖突¹⁶ ﹔2008年則有瓮安、¹⁷ 孟連、¹⁸ 吉首、¹⁹ 隴南²⁰ 等重大官民沖突，以及震動全球的西藏3.14事件。²¹ 最後，權貴的瘋狂掠奪造成了資源的嚴重破壞、環境的急劇惡化，也造成了社會道德的墮落﹔在政治恐懼、愚民教育和消費主義的多重影響下，麻木、冷漠、犬儒主義盛行，知識、文化、藝術的發展受到侵害。

因此，以經濟發展來使政權獲得“正當性”的企圖，注定要破產。一方面，經濟發展只能得到一部分“証成性”。人們要求起碼的自由和尊嚴，沒有政治自由，就不會有完整的“証成性”﹔另一方面，即使獲得了“証成性”，也不等於獲得了“正當性”，政權的合法基礎只能來源於人民的真正認可。

三

在這種政治結構下，要求非民選的政府官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並且保護人民的表達自由，這本身就是一個人性的神話。無論官方媒體塑造多少個焦裕祿、²² 孔繁森，²³ 當權力來自於上級而不是投票者時，當三權分立和新聞自由闕如時，政府官員的腐敗就不可避免地蔓延，對公民利益的掠奪和對公民權利的侵害也就成為這種體制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結果。在極權體制的運轉之下，體制內的人性力量必然受到侵蝕，或者說潔身自好的人很難在體制內獲得重要的位置。極權-後極權體制具有巨大的慣性，由於它建立在暴力、謊言和掠奪基礎之上，它無法像開放社會一樣與公民進行不斷的對話，難以對社會的需求作出及時有效的回應。

這樣它一開始就沒有正當性（沒有選舉和認可），而且為了維持這種統治，它就更無法獲得正當性。換句話說，今天的中共既沒有開放選舉的意願，也沒有開放選舉的能力。公民的溝通權和參與權，是一個健康制度的前提﹔表面上，正當性來源於以投票為中心的民主，實際上，正當性來源於表達自由。美國法學家富勒（Lon L.Fuller）²⁴ 因提出法律的程序主義要素而聞名，但他仍然強調，“開放、維持並保護交流渠道的完整性”乃是實質自然法的核心原則。我認為，在今天，可以對一個政權的正當性進行可操作的評價：達不到表達自由的最低限度，一個政權就沒有正當性。這個標準優於“是否存在投票”的標準，因為相關的舞弊、操控和洗腦更難以觀察和評價。

讓我們再次回到“買妻”的例子。我要說明的是証成性與正當性的關係。B未經A的同意就強買為妻，顯然沒有正當性，但這不意味著，B就永遠無法獲得正當性，假如B對A非常關愛，給她帶來自由、幸福和安全，允許A自願離開，這樣A就非常可能承認B為合法丈夫，並且履行結婚手續，這種事後的認可使AB的婚姻具備了正當性（當然，這並無法使B的買妻行為獲得正當性）。這在現實中是可能的。但是對一個政權呢？能不能想像通過暴力和意識形態建立的一黨制共產政權，在政治生活中給公民帶來自由、幸福和安全，並且允許公民言論自由、遷徙、離境，並開放報禁、社禁和實行普選？假如它能夠做到這些，它就隨時可以獲得公民的認可，從而解決正當性問題﹔而假如它能做到這些，它也就不再是原來的它，而邁進了自由民主制的門檻。

四

2008年12月9日公布的《零八憲章》，25是中國民間社會發出的一個歷史性政治文本。它宣告了人權、法治、民主等普世價值和制度轉型的必要性，提出了解決目前政治社會危機的方案，實際上是解決正當性問題的唯一方案。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被鎮壓之後，全世界民主化潮流並未停止，一黨專制政權越來越少，中國成為唯一的不民主的大國﹔在此背景下，《零八憲章》的意義將會越來越凸顯出來。

《零八憲章》以自由人權為核心，以建立民主憲政為目標，反映了中國民間運動對中國政治未來方向的基本共識。雖然毛派氣急敗壞，但無論在思想領域還是政治領域，他們興風作浪的可能性並不大。2004年“人權” 第一次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政府難以拒絕人權話語的正當性﹔但是目前的政治權力構架無法使人權得到保障﹔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經驗上，《零八憲章》呼吁建立的政治制度才是能夠真正保障人權的制度。

《零八憲章》是七十年代末期以來民主運動、維權運動積累的民間力量的集中展現，如劉曉波²⁶ 所言，“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決定前進方向的主要是公民社會、公民運動，而不是共產黨高層。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走出恐懼，開始說真話，加入到爭取自由的行列中來。憲章主要面向的是普通公民，是對人性和公民精神的呼吁，而不是對政府的諫言、乞求和聲討﹔它首先是一場公民運動，而不僅僅是政治運動。它也是一個長期的運動，將一直伴隨中國實現民主的整個過程。

中國正處在大轉型的前夜，這個變局的深刻性、複雜性和重要性幾乎可以說是空前絕後。在轉型中，面對重大問題，比如反右、土改、大躍進、文革、法輪功、“六四”等，比如民族關係、中央與地方關係等，《零八憲章》都進行了理性的思考，並提出了處理這些問題的原則。

雖然《零八憲章》只是一個文本或者一套話語體系，但話語本身具有不可忽視的力量。它提供的“社會想像物”將與共產黨的馬列主義、毛主義、三個代表²⁷ 展開觀念的爭奪，當局高調批判“普世價值”可以算是一個間接的回應。話語就是行動，在壓制言論的體制下尤其如此﹔看看中國有多少記者、作家被關進監獄，看看當局對待憲章簽名者是多麼緊張，就可以知道。這個文本所代表的政治正當性內涵，是當局無法回避的﹔這個文本的力量其實不在簽名人數的多少，而在於它的內容以及認同這一內容的億萬國民。正如憲章所述，“政權的合法性來自人民”。

“權力憑什麼統治？我為什麼服從？”當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追問這個問題的時候，統治的根基就開始動搖了。新制度的朝陽遲早要躍出地平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