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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子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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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母親群體授權 中國人權 發表致習近平公開信。 習近平主席: 驚悉劉曉波先生在獄中罹患絕症且已至晚期的噩耗,我們悲痛、無奈、一籌莫展之下,決定寫信向您求助。 劉曉波先生系一介書生、中國公民,是我們的同胞,也是您的同胞。眼下他的病情已十分嚴重,但凡有一線希望,我們想您也會和我們一樣要盡全力去營救他的生命。 您是國家最高領導人,請您從人道主義出發,拿出在全球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魄力和決心,批准劉曉波先生由其夫人陪同,爭取時間儘早赴國外接受最好的治療。 我們期待您的批准。 天安門母親群體 2017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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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母親群體授權 中國人權 發表聲明。 當年劉曉波先生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曾表示該筆獎金欲轉贈給我們,我們感謝他的盛意。 劉曉波先生如獲當局批准去國外就醫,我們認為,現今他重病在身這筆獎金應該歸他,由他治病所用。 2017年6月29日
在這片國土上,天安門母親群體得以自然形成,並不畏強權的高壓,能堅持到今天,除了母親們自身的努力之外,離不開海內外友人們的關愛與相助,在此,請朋友們接受我衷心的感謝。
文中引述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今年3月就日本領導人應對1930年代日本侵華戰爭承擔歷史責任的問題時所說的“對於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來說,不僅要繼承前人所創造的成就,也應該擔負起前人罪行所帶來的歷史責任”,“天安門母親”追問:“那麼,同樣道理,當年中國的領導人毛澤東、鄧小平在自己國家裡犯下的一系列人為的乃至殺人的罪行,他們的后繼者是否也要擔負起由此帶來的歷史責任呢?” “天安門母親”敦促中國領導人承擔歷史責任 2015年6月1日 “天安門母親”授權中國人權發表她們撰寫的 紀念“六四”慘案26周年的文章。 上一世紀末發生在中國首都北京的“六四”大屠殺已經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但是,...
今年發表致“兩代會”公開信時,難友們悲傷地不得不把一向為大家所尊重的杜東旭的名字從信末簽名行列中移至下面已故難友行列中去了——;他於2013年11月7日離我們抱憾而去,終年86歲。 杜先生是位軍人,但他在我們“六四”難屬群體中並不是唯一的軍人。他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被尋訪到以來,始終與我們站在一起並肩抗爭——即使在險象叢生的最艱難時刻,他也總是一如既往,不離不棄我們這個苦難群體。 回想“六四”十週年前夕,在京的難友在我家中第一次舉行集體祭奠,杜先生參加了——那時便衣們和各種車輛就包圍在我們家門外;十五週年、二十週年的集體祭奠他也都參加了。他還在2008年6月3日參加了木樨地路祭——...
美國之音: 天安門母親和中國夢 丁子霖 說:“今年公開信,你看第一個不是丁子霖,是尤維潔。她是我們群體找到的第三家。今年這個事情,我不能給你們擋在前面了,你(尤維潔)是第一個,你要有思想準備。 5月31日,中英文同時公佈, 中國人權 幫我發新聞稿,幫我們翻成英文,你(尤維潔)就要準備接受采訪了。 ”
( 十一 )( 十二 )( 十三 ) 連兒犧牲之後,一些與我們不甚熟悉的朋友曾勸慰我們:“想開些吧!好在連兒還有哥哥和姐姐呢!”是的,從表面看來,我們是個多子女的家庭,三個子女中連兒最小,哥哥姐姐均已成年。哥哥在北工大攻讀博士學位,姐姐已大學畢業,在中央電視台的梅地亞傳媒中心當會計。平日里每逢節慶假日就是家庭聚會之時,此時的連兒最開心了,哥哥帶著女友,姐夫陪著姐姐回家,歡聚一桌,其樂融融,好不熱鬧的一大家子。 可是,諳知我家內情的朋友都清楚,失去連兒,對我們兩人意味著什麼! 我們是個重新組合的家庭。我的前夫於1967年去世,留下一子,在“文革”中我遭劫難的日子裡,我們母子相依為命。...
( 十一 )( 十二 )( 十四 ) 1989年6月5日中午,我躺在床上,先是幾位校醫突然進屋來給我注射針劑,幾乎是同時,來人把我丈夫蔣叫了出去。見此情景,我心裡已明白了八九分。過了一會兒,蔣回屋來對我說:“我們的兒子已經不在了。 ” 聽到丈夫親口告訴這個噩耗,連日來那不祥的預感得到了證實,我所有的期盼和幻想霎時間化為烏有。此時此刻的我反倒十分鎮靜,也未昏厥,只是頭腦裡一片空白,喪失了思維能力——似乎時間停止了,空氣也凝固了。我說不出任何話語,只是呆呆地望著周圍的人們。 “丁子霖,你哭啊,哭啊,哭出來吧! ”同事大聲喊道。在眾人的推拉和呼喊下,我終於哭出了聲音;但由於大夫事先給我注射了鎮靜劑...
( 十一 )( 十三 )( 十四 ) 自從4月15日北京發生學潮,連兒顯得特別關心,每天下午放學後,他從人大到北大到清華觀看抄寫大標語、大字報,在幾所學校裡來回穿梭,回家後就興致勃勃地給我們講他的見聞。 4月19日晚上,他聽說大學生在新華門外示威,一定要去參加。我們說太危險不能去,他說他就去看看,到了那裡就給家裡打電話報平安。我們還是不放心,結果由他的姐夫陪著他去。 我們的兒子最擔心的是廣場學生的安危,他曾多次背著我們深夜獨自去天安門廣場,幫助大學生糾察隊維持廣場的秩序,每次都是凌晨才乘頭班公交車趕回學校上課。在那段時間裡,我們學校的學生自治組織在校門口設立了一個《北京之音》廣播站,...
( 十二 )( 十三 )( 十四 ) “六四”二十五年後,我靜下心來回顧連兒短暫的一生,感到這孩子到人世間走了一遭既幸又不幸。 他出生在1972年——“文革”浩劫的中後期,成長於上世紀八十年代——這是他值得自豪的幸運年代。整個八十年代正是他從兒童嬗變為少年的時期。那十年,可以說是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和民族在近現代數百年間難得的幸運期。撥亂反正、思想解放、言論開放、管制寬鬆。人們渴望變革、毫不掩飾對西方自由、民主的嚮往。 連兒正是在這樣的氣氛中像海綿一樣吮吸著新思想一天天長大的。 再加上我們這個特殊的家庭背景,他父親教授美學原理,我教授西方美學,最先接觸各種西方舶來思想。人民大學校舍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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