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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刚:我们不怕,我们是正义的——纪念“3∙31”财产公示活动四周年

2017年03月31日

题记:谨以此文纪念“3∙31西单事件”四周年,正义不在当下,历史会记住这些勇士。

 

转眼间又到了三月底,四年前的2013年3月31日,对于“新公民运动”来讲是个里程碑式的日子。那天下午,在北京市西单文化广场,十几个“公民”朋友张打横幅并演讲,要求官员公示财产,从而达到了新公民运动的一个高潮,但新公民运动由此也遭到中共的全面打压,前后陆续60多人被传唤;被起诉、羁押和判刑的有近30人。

新公民运动早期做了很多救助访民、代理维权案件、教育平权、废除劳教等活动。自2012年始,要求官员财产公开成为其主要议题。该项诉求虽然合情合理,而且比较温和,但还是为当局所不容,最终导致对新公民运动的全面打压。

新公民运动是由许志永主持的公民组织(前身为公盟)提倡、发起的以“自由、公义、爱”为主旨的民间公民运动。新公民运动的纲领诉求:其一是政治的,即推动整个国家以和平方式朝向宪政转型;其二是社会的,即推动整个社会从臣民社会朝向公民社会转型。

2012年10月,新公民运动的发起者许志永、丁家喜等人提出了倡导官员财产公开活动的议题,实际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出台了公务员财产公示法规,不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建立起财产公示制度,就连坦桑尼亚、尼日利亚、斯里兰卡、印度、越南等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出台了公务员财产公示法规,中国香港、澳门及台湾也已建立起了完善的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在中国大陆,要求官员财产申报的呼声已持续了20多年,早在1988年就有要求官员申报财产的立法议案。新公民运动推动的官员财产公开的议题有道义高度,有操作空间,同时又是社会热点,比较适合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契机。

在2012年12月9日世界反腐日,许志永、丁家喜等68人倡议并征集联署,要求官员公开财产。征集签署方式有邮件、短信和街头征集等,但遭受中共极力打压,特别是网络对相关信息封锁得很厉害。同时期,张昆和阮云华发起“官员财产公示,南北传承公民行活动”。2014年初,他们从珠海出发,经十多个大中城市,一个多月后到达北京。一路上,他们全程被监控、围追堵截,还被带到派出所问询。自2014年1月份,北京街头多次出现要求官员财产公开的活动,先在朝阳公园,最后是3月31日在西单广场。整个打压过程也是一步步升级,开始只是警察堵截,后来传唤和拘留,最后直至逮捕判刑。

有关“3∙31事件”可以看出:

1、新公民运动整体的诉求合情合理——甚至说得很谦卑,是凡正常的文明社会起码所应具备的,并没有提出什么多党制、军队国家化等激进的主张。这些诉求都是中共讨论多年的议题,并有利于政府反腐。开始,这些诉求仅是在网上征集签名,最终因为网上封锁太厉害,才有限地到街头倡议。但是,中共当局对之进行严厉打压,多人遭重判。这说明中共专制统治容不下一丁点民意的表达。

2、习近平上台后,中心工作就是强化“习核心”,即强化他的集权统治。习高调反腐,目的之一就是清洗其政治对手,巩固其权力。同时,为了强化其统治,严厉镇压民间公民运动。习上台后,对民间维权及异议声音的打压远远超过江、胡时代。“3∙31事件”以及以后的“709事件” 都是“习核心”清除公民运动的具体行径。

3、习上台之后,特别强调依法治国,以显示其开明,赢取民心。但是“3∙31事件”表明,习的“依法治国”仅仅是个招牌、口号。“3∙31事件”中,当局多是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治罪受害人。江西新余的刘萍和魏忠平仅仅是举牌声援北京的新公民成员,就被重判六年半。从现场照片和视频中可以看到,在整个事件中该罪名根本成立不了;反之“3∙31事件”中所有参加街头呼吁者都保持了良好的秩序。

宪法、法律都旨在保护公民权利,但是“3∙31事件”受害人仅仅因为要求官员公示财产就被判刑入狱,而“官员公示财产”在任何国家都是有必要的。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表达自由言论的权利、游行示威的权利、结社的权利,但是“3∙31事件”表明,中国公民不仅没有这些权利,而且为争取这些权利还要被治罪。

在民间,有些朋友认为“3∙31”活动过于冒进,从而导致新公民运动遭受全面打压,影响了官员财产公示活动的持续进行。实际上,“3∙31”活动当日,整个活动持续了不到10分钟,围观的总共一百余人,而且大部分人是在警察粗暴执法后过来看热闹的。演讲的内容不过是“中国是我们全民的中国,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家园、不是共产党的私家花园,不是你们予取予夺的私家仓库”、“我们要求官员公布财产不对吗?我们要求杜绝贪官、裸官不对吗?”“ 我们不怕,我们是正义的。我们人民交的税养活你们,是要你们为人民服务,使国家进步。”

笔者认为“3∙31”活动遭受全面打压,并不是这次活动的错。作为集权统治,当局从来不允许公民公开表达反对的声音,对于街头活动更是坚决镇压。习上台后,为了强化“习核心”,更是加大了镇压的力度。无论有没有“3∙31”活动,维权运动、新公民运动、异议者、人权律师等等,注定都是要被镇压的,这是中共集权统治的本质决定的。为了维护政权,其可以完全不顾脸面、道义和法律,可以任何方式任何手段,对任何人进行镇压,没有底线。“六四”不说明问题吗?在2015年的“709案件”中,人权律师都只是依法辩护,根本谈不上是“异议”,也没有街头抗议,他们的原则是秉持法律,但是遭受的打压比新公民诸君要残酷得多,罪名也从“聚众扰序罪”升到“煽动颠覆罪”,甚至“颠覆罪”。在此事件中,包括律师和维权人士在内有300多人遭到各种不同程度的迫害——威胁、恐吓、剥夺生计、放逐、酷刑、重判……让全世界瞠目结舌。

在我看来,“3∙31事件”尽早地揭开了“习新政”虚伪的法治画皮未尝不是件好事。“3∙31事件”是一块试金石,检测“习新政”根本没有政治改革的意愿,甚至比前届政府更专制、更严酷。中共宣传的反腐、“中国梦”都只是巩固其权力的遮羞布,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赵家”的长治久安。

从“3∙31”镇压新公民运动,到2014年镇压声援香港占中,再到2015年迫害人权律师,“习核心”的集权统治是逐步升级,中国不但没有丝毫启动政治改革的迹象,甚至还大幅度地政治倒退。短短数年,“七不讲”已经升级到最高法院院长公开宣称决不允许司法独立。国家,“赵家”的国家;财富,“赵家”的财富;权力,“赵家”的权力,应该说,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之后最黑暗的时期——但是,“我们不怕,我们是正义的”。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206期,2017年3月31日—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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