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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昕琪:专访章诒和:与民主擦肩而过的故事,和谁细讲?(图)

2017年05月25日

中共建政之初,曾尝试建立多党派参政的联合政府,直到1957年,毛泽东怒问“是要章罗同盟,还是要共产党来领导?”独立民主党派,顷刻粉碎。

中国最接近“民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章诒和曾见过。2017年清明时节,将满75岁的她坐在香港沙田的一间咖啡室,银发,淡妆,拿着打印好又手写改过几遍的文稿,向端传媒记者说起自己亲见过的那些激昂、揪心又扼腕的历史瞬间。她后半生的光阴,都埋头在这前半生的历史里,咀嚼、梳理、陈述历史的残酷与人的脆弱,记下美,与美的凋零。

从2004年的《往事并不如烟》(又名《最后的贵族》),2005年的《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2006年的《伶人往事》,2007年的《五十年无祭而祭》,2009年《这样事和谁细讲》,再到2014、15年陆续出版的女囚故事四则,她写得越来越慢。2017年3月,她的新书《花自飘零鸟自呼》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在香港出版,过去十年的文字集结,仍写史:“我写得很慢,为许多人和事伤感……每个人都在沿途颠仆挣扎,身上千疮百孔”。

“你要组党,你一定要进监狱,对不对?”章诒和问。她的父亲章伯钧,是建国初期民主党派的领军人物,也是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中国第一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57年以后,独立政党基本上没有了,民主人士自己都不提我们消失了,”她说。一甲子过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再无“独立民主党派”。这是一个“很残酷,不便于言说的事实。”

但她不甘于哀叹。那些疮孔是怎样发生的?历史的伤口愈合了吗?哪些仍在流脓和疼痛?在书里,在访问里,她和记者,就从中国曾与民主的近在咫尺讲起。

建设联合政府:中共要区别于国民党一党专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过相对独立的民主党派的,1949年建政时至少有11个,成立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期间。至49年12月,三党合一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加上“中国人民救国会”解散,形成了“八大民主党派”。

章詒和認為,「那個時候最優秀的,最有能量的,最有質量的知識分子,都在(民主)黨派。」
章诒和认为,“那个时候最优秀的,最有能量的,最有质量的知识分子,都在(民主)党派。”
图:端传媒设计部

章诒和回忆起:“那个时候最优秀的,最有能量的,最有质量的知识分子,都在(民主)党派。”比如她的父亲章伯钧参与创建的中国民主同盟(民盟)和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党),前者主要由从事文教工作的中上层知识分子组成,后者由医药卫生界的中高级知识分子组成。

在国共争天下时,民主党派是“第三者”,至内战末期,这些第三党派大多因反对国民党的腐败而亲共,且因此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打压禁制。他们也为中共提供了不少助力,如民盟成员、哲学家张东荪,据章诒和介绍,对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城的保护,“作用是巨大的”。章伯钧甚至曾指出,正是因为“第三党”民盟的存在,才让美国对中国的前途产生“错觉”,放松了军事力量的补充,使蒋介石很快垮台。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事宜,当时,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对此诺迅速响应,向毛泽东表示“曷胜钦企”(不胜仰慕),并迅速通电国内外。

中共建政,临时宪法即在1949年9月29日,由民主党派人士广泛参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这次会议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6人,其中民主党派、无党派占3人,56名委员中也有27人非中共党员。之后任命的政务院副总理,4人中有2人,15名政务委员中有9人,34个部会院署行的正职中有14人。人民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展露雏形。

「反右派鬥爭是中共對民主黨派的徹底攤牌,」章詒和說。
“反右派斗争是中共对民主党派的彻底摊牌,”章诒和说。图:端传媒设计部

章伯钧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政务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1949年10月到1954年9月,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交通部长。1949年6月到1957年11月,他是由民盟主办、重新创刊的《光明日报》首任社长,并在1953年将该报转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主办,近30年后该报才明确由中共中央领导和主办。

“中共要区别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它不能搞一党专政,必须联合其他政党,以表达共产党要建立联合政府,不是一个党夺天下,是让众多党派共同享有成果,”章诒和如此解释中共建政初期对民主党派的态度。

“之后,作为工具使用(完),就可以丢弃。”她轻轻补充一句。但,这是致命风暴和经年累月之后回望才能得到的教训。

面对权力的改造和利用,知识分子既是被迫也是自愿

新夺天下的中共,已经历过延安整风,善于“改造思想”,“利用”和“清理”异己,这一点,知识分子们并非不知——作家王实味的下场已为生死之鉴。但1949之后,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仍在归顺中观望,在迟疑中徘徊,在忧惧中幻想。

章诒和不止一次谈到,文人与统治者,历来都是彼此仇恨又相互需要,然而,同是文人与统治者的毛泽东,将对知识分子的“敌视”发展到极端。

要求知识分子以“自我批评”的方式,暴露自己的“错误”于“党和人民”,这种改造思想的模式,与新政权、新国家一同建立。从1950年的全国教育工作者会议提出,“知识分子思想必须改造”;到1951年毛泽东借电影《武训传》,狠批“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再到1951、52年间,肃清资产阶级思想运动;1955至57年,“肃清反革命”运动。

“49年以后,知识分子就是一个改造和整治的对象,你要反复检讨,反复交代,反复向党交心,让你在这样的态度中,生出‘原罪感’——‘我是有罪的’,”章诒和总结。

梁漱溟、胡适、俞平伯、胡风……在这些运动中,无一幸免。

至于民主党派,在中共官方的纪录中,1949年底至1950年11月,“中共中央支持各党派内部的进步分子对企图脱离共产党领导的言行作了坚决斗争,对一些右翼分子采取了‘政治严肃,组织宽大’的原则”,“各民主党派都作出清理整顿组织的决定”,原在国外及港澳等地的分支组织停止活动。

先清理,后安抚。1950年3月中至4月中,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对中央统战部负责人表示,民主党派“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背后联系的人们),不可藐视”,“他当面不能说,背后一定说,结果就会闹宗派主义,党内也一样”。周恩来则指出,“认为民主党派会‘给我们找麻烦’的观点是错误的”,“不能把民主党派搞成进步分子组织”,“多了一批帮手,不是很好嘛!”

在这种安抚中,中共也着力扩展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交叉党员”,并着重吸收各党派联系的代表性中上层人物。国库还拨款给各民主党派。从人到钱,渗透、依赖与控制共生。

凡此种种,并非不知。

章詒和坐在香港沙田的一間咖啡室,銀髮,淡粧,拿著打印好又手寫改過幾遍的文稿,向端傳媒記者說起自己親見過的那些激昂、揪心又扼腕的歷史瞬間。
章诒和坐在香港沙田的一间咖啡室,银发,淡妆,拿着打印好又手写改过几遍的文稿,向端传媒记者说起自己亲见过的那些激昂、揪心又扼腕的历史瞬间。摄:林振东/端传媒

章诒和回忆:“刚进京,政权刚建立,罗隆基就对中共一些做法就有看法,要求跟周恩来见面。他说,民盟是不是可以退出,成为在野党。周恩来嘣一声跳起来。就发现他们(中共)有些议论,有些做法和当初的允诺不一样(所以想退出),周恩来一听,就觉得这个问题,不是他可以回答的。他说,我跟毛泽东同志去汇报。然后没有多久,毛约谈了罗,在座的只有周,还有统战部做纪录的。然后毛对罗没客气,‘罗隆基!’马上就是这种。他(以前)什么时候说过‘罗隆基’?他都说罗先生……”(注:罗隆基时为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等职)

“这不是56、57哦!这是50、51哦!”她特别提醒,“你就可见这群知识分子在一开始,不是没有看到。”

但面对中共的“改造”和“利用”,章诒和认为,知识分子们既是“被迫”,也是“自愿”,一是在时代语境之下,不得不表态表达;二是在多轮政治运动中,过度深入政治,难以抽离;三是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下,具有为权力所用的工具性——“专业高大,政治卑微”,亦步亦趋。

民主政治的早春天气?反右序幕悄悄拉开

既非不知,为何还在“帮助中共整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果真“大鸣大放”,不觉虎视眈眈?

或许,因为曾似乎出现了曙光。

1956年3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批评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在中国翻译印发。“老大哥”的示范,令当时“通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建设新中国”之梦未断的民主党派人士看到希望。章诒和写道,章伯钧看了报告后对朋友说:“中国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现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民主运动将要结合。”

4月28日,“为了调动知识分子参与建设的积极性”,毛泽东就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双百方针),在报章、学术、文艺上纷纷松绑。章伯钧又说:“民主党派有搞头了!”加上中央统战部在全国范围展开一年的内部检查,听取党外人士关于“监督”“共存”的意见,改善党与非党的关系,章伯钧更相信“民主社会主义”有实践的可能。

当年夏秋,受赫鲁晓夫报告影响,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党政权都受到了民众激烈的示威反对,苏共模式已难以维持伟大、光荣、正确。不知是从波匈事件中更坚定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决心和信心,还是1956上半年中国国内的“早春天气”(费孝通语)过分鼎盛,1956年7月,章伯钧还在全国政协、民盟和农工党中谈论:应将人大和政协建设成资本主义国家的“两院制”,政协要有如上议院有监督权和不同意权,可以将人大的方案打回头。

同时,章伯钧开始推动民主党派扩大组织规模以实现对中共的有效监督,“民主党派要发展到一百万(人)!”1956年8月,中共八大召开前夕,民盟中央就与中共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汇编了103条意见。9月,中共八大召开,提出整治“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章诒和在书中写道,民主党派人士认为,毛泽东7年来都在改造别人,如今中共终于要改造自己了!

站在中共的角度,理解赫鲁晓夫报告和波匈事件又是另一个角度了。

“1956年,发生了波匈事件,毛受到很大的刺激……他认为,知识分子是起了极坏的作用……看到赫鲁晓夫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主动地要警惕睡在斯大林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就开始想,如何杜绝中国出现波匈事件,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必须要先动手,而不是让像波匈这两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先上街、先闹起来,”章诒和告诉记者。

“实际上反右的序幕已经拉开。但我们都不知道,章伯钧、罗隆基都不知道。”

1956、57年冬春,毛泽东对民主党派的言辞,一时甜,一时辣。

1957年4月,中共发出指示,开展针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整风”,毛泽东更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到天安门城楼,请他们帮助中共。

直至两个月后,1957年6月8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由中共中央发出,后人才知道,虎口当时已经张开。《指示》中白纸黑字:“现在我们主动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

知识分子当时未解其中深意。章诒和分析,章伯钧、罗隆基一直搞的是“政党”,不是做中共政权的“幕友”、“幕宾”。战祸过后、新政登场、信誓旦旦、百废待兴,既是有经世济民之心的高级知识分子,又是多年经营民主党派的政治精英,当时,当主流政治的舞台拉开大幕,他们未判断台板下是否陷阱,便奋力跃上。

比如追求民主党派独立:“民主党派进步了,不要统战部过多的帮助”,“民主党派是政治自由、组织独立了,在工作上不需要依靠共产党”。

比如反对中共专政:“六亿人在政治上单打一的做法是搞不通的,必须要有很多党派共同来搞”。

比如追求中共与行政分开、民主党派人士进入政府:“有人提出国家机关中党组和行政领导的职权要弄清楚,各机关的工作应由法定实行集体领导的行政机构来决定”,“以后要逐步做到民主党派的干部比政府同级的工作人员权力还要大”。

甚至直评毛泽东与斯大林:“老毛现在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一下子就得到这个六亿人口的天下。惧的是中国六亿人口,吃什么?穿什么?”“斯大林这个人是很野蛮的,我们历史上的一些帝王就是如此……今天,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出来以后,是否可以这样看,将来还可以研究”,“毛泽东思想现在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莫说党外人士跟不上,就是共产党内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党员跟不上,这是个大问题”。

——“我就是机会主义,我们要掌握,”1957年4月20日,在农工党中委此番评毛论断最后,章伯钧此语,如历史上一个血色脚注。

章詒和於新書《花自飄零鳥自呼》發佈會上,為讀者簽名。
章诒和于新书《花自飘零鸟自呼》发布会上,为读者签名。摄:StanleyLeung/端传媒

反右,中共对民主党派的彻底摊牌

机会其实是捕兽夹。事情很快起变化。

1957年5月、6月,中共中央统战部连续召开了14次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征求对中共工作的意见。5月2日至12日,全国各地召开了2万8250多次各类会议,向中共中央、各级党组织、中共党员干部提出了37万2345条意见建议。

5月13、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局势,在分歧中同意“正确引导,再观察一个时期”。

5月15日,毛泽东向中共高级干部发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指党内外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右派”,属于“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并非“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领导”,更“企图摆脱这种(共产党的)领导”“妄图灭掉共产党”。

毛泽东提出,对付“右派”,“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并发出最后通牒,“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

6月6日,民盟成员中的六名教授开会,讨论北京一些高校中,不少学生在“大鸣大放”里猛烈批评中共集权专断,非党员的学生没有出路等,甚至要求废除校党委、联合罢课,情势有如五四运动。章伯钧提出,民盟有责任帮助中共,同时趁机发展民主党派,争取中共对他们“重新估价”,并在6日和7日间接、直接联络周恩来,终无回复。

最后一根稻草落下。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指示,反右派运动正式开场。

创立民盟、领导农工党的章伯钧,迅速成为“头号右派”。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则成为了“第二号右派”。八大民主党派中,只有这两党,中共没有参与创建。

1957年6月10日,毛泽东所写的秘密文件《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指出,“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进攻》讲话:“是要章罗同盟,还是要共产党来领导?”

“反右又是一场整肃民主党派,主要是中国民盟的一场运动,”章诒和向记者表示,“李锐先生认为,毛泽东在反右中造了一个词,叫‘章罗联盟’……用这个代替了民盟,民盟是个组织,说出来不好,你要打击另一个政党。”

民盟于1961年10月20日发出的一份内部材料显示,民盟内确认“右派”5173人,占当时盟员总数15.6%,民盟中央一级的主席、副主席、中委、候补中委里,一共划了61名“右派”,占当时民盟中央总人数的33.6%——“听听名字,都响当当,中国超一流的,全扫除!”章诒和喟叹,“民主同盟被夷为平地,所以反右之后,民盟就不再是有独立政治见地、自己有独立政治纲领,而且并不靠国库收入来维持党派的政党。”

“反右派斗争是中共对民主党派的彻底摊牌。意图,李锐说可以追溯到1945年,中共七大,”章诒和说。

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作了一个口头报告。章诒和告诉记者:“这个口头报告他讲,我们战胜蒋介石,革命成功之后,我们的主要对象就是民主党派了……七大口头报告呢,现在有文字。他就讲,自由资产阶级也在同我们争夺领导权,它有它独立的政治目的,独立的政治团体,就是现在的民主同盟。民盟里头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最主要的是自由资产阶级。这又是一个清除民主党派的理论阐释。”

这个意图也可能比1945年更早。章诒和记得,章伯钧被打成右派之后,把毛泽东在1925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旧稿放在书桌上,打开给她看,对她说,那时,毛泽东已将他们看成“反革命和半反革命”,给他们这个阶级取名“反动派知识分子”,指为极端的反动派、民族革命之死敌。后来这一段,在文章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被删掉了。

章诒和认为,将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确定为中共建政之后下一个敌人的字句,见之于1947年10月,毛泽东给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加写的第五条,“他就说等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打击的基本方向就应转到自由资产阶级,明确了下一个,要把它的右翼孤立起来,尔后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说到这里,章诒和右手连连敲着桌面,“47年,人家就这样了!”

除了这一条,章诒和指,还有一个旁证是1947年末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电报往来。当年11月30日,毛给斯大林打了一个电报,“他就讲,我们取得了彻底革命的胜利,我们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一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要退出政治舞台,这样可以大大加强中国革命,巩固中国……斯大林收了电文之后给了回电……他说要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之后的中国政府按其政策,将是民族的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所以他讲不要把党派都取缔。”

“现在研究党史的人就讲,由于有了斯大林的复电,民主党派多活了10年。”

历史固然有伏笔,但没有早知。

將滿75歲的章詒和推出新書《花自飄零鳥自呼》,梳理歸結2007至2016年的文字,繼續聚焦反右與知識分子。
将满75岁的章诒和推出新书《花自飘零鸟自呼》,梳理归结2007至2016年的文字,继续聚焦反右与知识分子。摄:林振东/端传媒

以运动形式通往文革的道路从此打通

当历史错误成为伏笔,往往会被重复,而且一次比一次暴烈。

对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到了1957年的反右,就不是一个一个地抛弃,一步一步地抛弃,是一批一批的,所以就从手工业操作,变成机械化清除,用运动,”章诒和说。

“一场反右下来,55万右派,占当时知识分子11%。”

机械化运动式清除,针对每一个被视为异己的个体,都有类似的处理步骤和模式:

“第一步就是点名,单位点名:‘张三。经我们查明,长期散布反动言论。’一下,啪,你就完了。然后你是不是暂时不要工作了,停职一下,清理一下,回去想一想你都做什么了,你都错在哪儿了,写一个材料。点名有各种点名。最严重的是见之于报章。”

“这样就开始弄你的家庭。对人致命一击是家庭。如果你在单位是孤立的,但是你的家庭是温暖的,这个人还能活,如果你在单位是孤立的,你回到家……这个你就活不了。”

“拆了家,你就彻底孤立了。然后就不停写检讨,不停调查,看你还联系什么人,他要把你周围的、与你相同思想倾向的,通过你清理出来,牵出一串儿。章伯钧第一次到交通部接受批判,他进去吓一跳,有一个右派席位,他都没有想到,他以为他一个人。他回来之后跟我说,‘小愚啊,这个东西太厉害了,把我所有的同事朋友,由我介绍到交通部工作的,彻底,右派分子席位,一个一个搞’。”(注:章诒和小名“小愚”)

“到最后才是戴帽子、降职、降薪,再社会地位、物质待遇、家庭成员,以阶级路线的方式,让子女考不了学。没有人可以逃得过。为什么检举揭发,亲人反目?他要从你这个事情中剥离出来,他得活,所以这个很有效。”

民主党派消亡,知识分子遍体鳞伤,被崇拜的集中权力将荒唐引为创举也再无异议。

1958年夏末,反右派运动结束,9月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舒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

章诒和认为,“反右运动打通了中国以运动形式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通道。镇反肃反还没有这样。反右就笔直地直通”,“每一次要解决一批人,而且这批人事先目标是确定的。这个跟反右的做法是一样的”,“文革前很多人不知道,我记得就我父亲看了什么的时候跟我讲,‘小愚啊,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就开始了。’他们有了经历之后,一看报纸行文就不对头了,就开始要大规模清扫了。这是从反右来的。解决一批的同时,要搭上许多无辜者。一个人倒了就一家人,一家人还包括朋友。”

对于中共官方至今坚持的,反右有必要性,但被错误扩大的说辞,章诒和毫不客气:“我觉得毛不在乎。独裁者从来不在乎他人,什么搞多了搞错了,没有。”“现在算来,除了江青,他和所有同志、战友、亲爱的,都斗。而且你看他到后来,对中共内部自己人下手之狠,一点不弱于对右派的处理。”“毛在清扫政敌(方面),不惜一切,他乐此不疲。”

被问及邓小平在反右中所扮演的角色时,章诒和说,她对邓始终是有看法的。“高饶(事件)他很积极,反右他很积极,我们只用‘积极’。(反右)后期处理全是他。方式方法全是他。他在这方面是这样的,”章诒和竖起大拇指,“包括彭黄张周。饶漱石倒台以后,他才当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取而代之,反右以后更上,一直一直上,何况他后面还有个八九(六四运动)。所以我对他始终有看法。但现在赞颂他的很多,他改革开放提出来了,现在大陆说他的改革开放又有对当下的针对性,我就什么都不讲了,不讲不代表没有看法。”(注:高饶指1953年的高岗饶漱石事件,彭黄张周指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被毛泽东定为“反党集团”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

中国未来想要走得更好,必须清算

一度有心气和行动与中共分权、建设社会主义民主联合政府的中国民主党派,早已灰飞烟灭,随之陆续崩坏碎裂的还有知识分子群体、思想文化领域的自由、乃至国族的人性人格框架……反右之后,知识分子怎么办?

“加入中共啊!”章诒和不假思索,“北大清华申请加入中共的最多。”

又或者在历次纷纷尊严扫地、性命不保的政治运动中,学会了“自己把自己给收拾了”——“1986年吧,11月,马上就是反右派斗争30周年,刘宾雁、王若水、许良英,联合起草通知,想开30周年座谈会,写得很正面……总结反右是为了国家更好,免得走弯路,对官方持拥护态度。通知被费孝通、钱伟长交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去了,而且劝盟员不要参加,”章诒和举例,“这不是跟现在一样吗?”

章诒和一直呼吁要在民盟中央的大院里,建立一个右派碑——尽管她作为民盟成员,连民盟的大门都进不去,更不能参加会议——“碑的正面是一个向右拐的箭头,背后镌刻着民盟反右史,后面应该有一面墙,5173块砖,每块镌刻着民盟右派分子的姓名。这是民盟的苦难史,也是民盟的光荣史。”

章詒和一直呼籲要在民盟中央的大院裏,建立一個右派碑——儘管她作為民盟成員,連民盟的大門都進不去。
章诒和一直呼吁要在民盟中央的大院里,建立一个右派碑——尽管她作为民盟成员,连民盟的大门都进不去。图:Lulu Yang/端传媒设计部

不仅民盟大院,“甘肃的夹边沟,北京的茶淀,黑龙江的兴凯湖……我觉得一切承载右派分子的苦难和生命的地方都要立碑。碑下是右派分子的血泪,碑上是生者对他们的尊重和纪念。”

纪念反右,章诒和觉得,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历史的梳理、对真相的揭示,让尔后走得更好,错误不再重复,由于没有清算,所以不停地在重复自己的错误,“中国未来想要走得更好,必须清算,‘去毛化’。没有‘去毛化’就像资中筠先生讲的,一百年了,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

研究、梳理、揭示……过去十余年,章诒和在北京守愚斋书房,苦苦笔耕,至著作遭禁、名列“异见”仍然不辍。

10年前,反右50年,章诒和等5名作家出版《五十年无祭而祭》:“受害者跟着加害者走,一步一步地丧失人性,每次运动都是这样,岂止一个反右……我们既要从政治体制上追究历史的罪责,同时还要从人性的深层拷问民族、群体及个人的责任。”

10年过去,将满75岁的她推出新书《花自飘零鸟自呼》,梳理归结2007至2016年的文字,继续聚焦反右与知识分子:“我写得很慢,为许多人和事伤感……似乎每个人都在沿途颠仆挣扎,身上千疮百孔”。

10年前她便说对国家无望,10年后,无望依旧——“一位在人民日报社的朋友告诉我,‘大姐,妳这辈子是看不到中国宪政了。’”——但她如此解释新书名:“咱们不是老了吗,现在只能说咱们,不能说谁谁谁,你不断在衰退,但还要不断发出声音,鸟应该啼,我再往上提一点,呼。”

昔炎帝女,化为精卫,其名自呼,一名冤禽,又名志鸟,长将一吋身,衔木到终古。

(本文作者为端传媒记者)

——转自端传媒(2017-04-18)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10期,2017年5月26日—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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