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穩控模式到掃蕩模式

全國范圍內的大抓捕還在繼續。每一天都有壞消息傳來。維權律師浦志強、劉士輝、唐荊陵、夏霖、余文生，民主維權人士袁新亭、王清營、聖觀法師、謝文飛、楊崇、賈靈敏、郭玉閃、寇延丁，記者和學者高瑜、徐曉、鐵流，紀錄片制片人沈勇平，藝術家王臧、追魂、陳光，等等。

有人解釋成政法系統濫用警力、警察權失控；有人解釋成中央派系斗爭，也有人解釋成習近平為了穩固自身權力而採取的應急手段，這恐怕都不對。這一波對民間社會的大規模鎮壓，是從去年抓捕“西單四君子”開始的。2013年3月31日，袁冬、張寶成等四人在西單演講，要求官員公開財產，當場被捕，正式揭開了當局鎮壓新公民運動和公民社會的序幕。不到兩年的時間裡，在全國范圍內至少五百名維權人士被捕入獄，許志永，王功權，郭飛雄，李化平，張林，丁家喜，劉萍，袁奉初，等等，其中著名維權者曹順利被當局折磨致死，伊力哈木竟被判處無期徒刑。不僅僅是維權人士，針對異議人士、地下教會、法輪功信仰者、上訪者、網絡活躍人士、自由派學者的打壓都在明顯加強，對信息傳播、意識形態的控制明顯收緊。

這一波打壓雖然從形式上並沒有採取茉莉花時期大規模綁架、秘密關押、酷刑的方式（應急狀態下的維穩升級），但從持續時間、波及范圍、被捕人數、懲罰力度上，都超過了2011年的茉莉花。完全可以認為，習近平上台之后的這兩年，是1989年天安門屠殺之后，當局鎮壓中國民間社會最為殘酷的時期。

顯然習近平上台后，試圖要轉變對付民間社會的模式：從這一轉變已經發生，2013年“西單四君子”事件可以作為開端；當局在打擊過程中收集信息、觀看反應、摸索經驗，繼續深化和強化這一新模式。這種轉變可以稱之為“從穩控模式到掃蕩模式”，或者“從控制模式到清洗模式”。這並非是應急的、針對事件的，而是有計劃、有步驟的；並非針對特定少個人的，而是針對整個民間社會的。原來抓捕的是越過紅線的、冒頭的、上街的、有組織化色彩的等等，現在則有對民間社會一網打盡之勢。活躍的、有影響的、有行動力的，都可能在被捕名單內。某人在某個事件中被捕，不能說明這個事件是這個人被捕的原因。抓捕隻是找個借口、找個機會，似乎要算舊賬、算總賬。原來主要以懲罰個別越線者為目標，維持維穩力量的優勢，現在同時要清除民間集結的節點、消滅民間領袖的萌芽、瓦解民間反抗的能力。去年春天以來至今，抓捕規模之大、打擊力度之凶狠，可以看出當局意在徹底瓦解民間的抗爭力量，至少要遏制公民社會在過去十年中穩步成長、悄然壯大的勢頭。

習近平不是戈爾巴喬夫，他是毛主義之子。從他的太子黨立場、從他受教育的經歷、在黨文化中摸爬滾打的經歷，從他上台之前之后的發言來看，他頭腦中沒有民主憲政這些東西。“不輸出革命”、“兩個不能否定”、“七不講”、“九號文件”、“819講話”、拜毛、國安委，書記已經磨刀霍霍，公知何必意淫連連。目光敏銳的《經濟學人》在封面上給習主席穿了皇袍，但與毛權相比，皇權實在不足挂齒。毛主義、一黨制、江山永不變色，乃是習所服膺的“宇宙真理”。其實胡錦濤的想法和習近平的差別並不太大，但習更有動力、更有魄力、更有自信、更少掣肘，對“黑五類”（維權律師、地下教會、異見人士、網絡領袖、弱勢群體）擺開陣勢、真刀真槍地殺將起來。更重要的是，在黨國領導人看來，如果不對以“黑五類”為代表的民間力量、反對力量進行“非常規威懾”、摧毀性打擊，他們就會“現實而迫在眉睫”地威脅到黨的政權和利益（也就是所謂“人民的利益和社會的穩定”）。

但中國的公民社會已然具備自我修復、穩健發展的基礎。一方面，是中國的互聯網、市場化、全球化、法律化、公民意識的發展、社會運動的積累；另一方面，是現政權的合法性先天不足、現有體制不斷侵犯公民權利、不斷制造矛盾沖突、現有意識形態不斷喪失吸引力、現有生態環境不斷惡化、現有發展模式不斷暴露危機。這些大背景、大環境，使得中國的公民社會、自由民主力量的上升趨勢，幾乎無法被個別人的意志所打斷。這個過程中會有迂回、有挫折、有低谷、有犧牲，更多的人要付出令人痛心的代價，壞消息會一個又一個地到來。但前面描述的時代大背景、社會大環境，既是當局轉換鎮壓模式的原因，也是新的鎮壓模式無法最終達到目的的原因。

2014/05/25

（更新2014/12/05）

——原載：東網

轉自《縱覽中國》，2014-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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