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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路遙 自由更不可丟

2014年07月25日

香港大學學生會出版的期刊《學苑》,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有一篇文章形容香港是一個“有自由、​​沒民主”的城市,引起不少人共鳴。雖然有人為香港是否真的沒有民主而爭執,但“有自由”之說,從來沒有異議,故此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談判達成的共識聲明,香港生活方式不變,並詳列各種將“依法保障”的自由。有關自由其後由香港回歸後生效的小憲法——《基本法》——第三章予以保障。

香港回歸之初的五六年,中國政府似乎並未侵擾港人的自由,港人亦自我感覺不俗,這可從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定期民調結果可見一斑。[1]以10分為滿分,香港社會的自由評分一直在6.78分至7.65分之間徘徊,而絕大部分時間是在7分以上,算是可以。當中,信仰自由可說最受讚許,回歸以來,評分基本上都在8分或以上;只要看看被中國政府定性為“邪教”的法輪功可以在香港自由宣揚,便可證明港人的感覺不虛。

其次評分較高的,是出入境自由及學術研究自由。至於文藝創作自由、遊行示威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和新聞及言論自由則依次相隨其後,其評分大致在6.5至7.9分之間浮沉。自我感覺最差的,是罷工自由​​,長期在6.03至7.39分之間升降,而且大部分時間的評分不足7分——原因無它,香港勞工保障法例不足,連集體談判權也付諸闕如,受薪一族如何與資方議價?罷工自由哪能不變成聊備一格?

實況與感覺的落差

誠然,自我感覺良好未必與實際情況相符,這在一些涉及專業範疇的自由問題時更加明顯。以學術自由為例,若非業界人士自爆受壓,又有誰會知道有多少研究課題因不見容於政府而放棄掉?而市民亦只會在業界披露後,才驚覺有關自由受損,例如在2000年7月,時任民研計劃主任鍾廷耀於報章撰文,指時任行政長官兼港大校監董建華通過港大正副校長向他施壓,要求停止進行有關行政長官及港府的民調,此時公眾才如夢初醒,而有關自由評分亦在同年底跌至7.28分的歷史新低。

新聞自由的情況一樣,若非香港記者協會多年來指出自我審查問題嚴重,公眾又如何得知在數量繁多的新聞媒體數量背後,原來有三到四成新聞工作者把自忖為敏感的新聞在擬題時暗暗刪掉,又或把同仁的採訪成果丟進垃圾桶,而一些被視為自由派的學者則被個別傳媒列入採訪黑名單。

問題是,當作為社會在行政、立法及司法之外的第四權自我設限,未有盡責向公眾指出一些不公義的事情,會否令社會對一些應該關注的自由侵擾情況變得不知不覺,又或變得不敏感,以致自由被蠶食而不自知?

記協2013年的言論自由年報已指出,自落實​​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在2003年遭港府擱置後,中國於同年年底決定,加緊染指香港事務,建設第二權力中心,收復在反二十三條立法中有煽風點火之嫌的香港傳媒,以便控制輿情。新聞界應可感受到,中國在港官員在2004年後的動作有所加強,再加上已吸納過半數的傳媒老闆和高層,新聞界的自我審查情況日趨嚴重。對於一些涉及中方忌諱的事情,報導篇幅明顯減少,除了藏獨、疆獨、台獨等固有敏感範圍外,對一些中方官員介入香港事務或公開批評,傳媒亦較少討論。

例子可說俯拾皆是。實行計劃經濟的北京中央政府,在2007年把奉行資本主義的香港納入其第十一個五年經濟規劃,傳媒可有深入討論?連質變都少談,難怪近期的前海規劃以至上海自由貿易區的設立如何影響香港,傳媒的討論都隻流於浮光掠影。此外,當時任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宣傳文體部部長的郝鐵川以“學者身份”於2011年底連續發文批評鐘廷耀的港人身份認同感民調時(該民調顯示市民對“港人”身份的認同達到十年來的新高,但只有16.6%接受調查的市民認同“中國人”身份),只有兩三家傳媒加以報導,評論就更少了,難怪社會一片波瀾不興的樣子。

最後,港大民研顯示的學術研究自由評分,在2012年2月時有7.7分,較之前半年微跌零點二個百分點。究竟是公眾對學術研究自由的感覺不強,抑或是傳媒重視不足令公眾不甚了了?實在值得深思。


截圖轉自香港大學民意網站
(點擊截圖查看完整圖表)

 

2013年中為自由收縮分水嶺

再以港人自豪的出入境自由為例,實情是海外民運人士屢屢於六四事件週年前被拒入境;境外法輪功頭臉學員基本被禁足香港;部分不見容於中國政府的泛民主派議員因回鄉證被沒收或失效而無法返回內地。更令人憂慮的是,有關情況越演越烈,以至近期有來港參加研討會的台灣學者曾建元5月底被拒入境和台灣社運人士陳為廷6月下旬申請簽證被拒的事情接連發生。

其實,轉差的不光是出入境自由,還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示威集會自由及罷工自由,而更令人怵然心驚的是,港大民研自由指標項下的十種自由評價,統統在2013年中以後掉頭向下,反映出自由收緊的情況已到了普羅大眾都感受得到的程度!其中,新聞自由、出版自由及文藝創作自由的最新評分都是回歸以來新低,分別只有6.61分、7.04分及7.26分!

至於記協於2014年4月發布的首個新聞自由指數,開局已錄得低水平。以100分為滿分,公眾部分是49.4;記者部分更差,只有42,明顯不合格。而自我審查的情況更是業界認為最嚴重的問題。

為什麼港人會自覺享有的種種自由在2013年下半年起全面收縮?筆者不能提供科學化的答案,但個人觀察,這與北京的治港政策由放任轉為“大有作為”、中央駐港班子已形成第二權力中心、行政長官梁振英勢弱、問責官員更向北京負責有關——只要看看港官頻頻奉召到京商討政策,教育局文件會因簡體字轉回繁體字而出現紕漏便可思之過半。而當“有自由”的香港,要以管制維穩先行的北京為馬首是瞻,香港的自由豈有不收緊之理!現時只是到了不能視而不見的程度而已,而中國最近發表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便是要把這種已經變調走樣的“一國兩制”正式丟棄。

 

讓雞蛋聚成高牆

面對如此劣勢,保障自由不受損並非​​易事,亦不可能一竟全功,必須對症下藥,點點滴滴地爭取。

制度上,民間團體固然可要求政府從架構上保障港人享有《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賦予的權利和自由,例如成立人權委員會以監督政府按公約來落實人權。但以港府現行狀態,這豈非與虎謀皮?不過,困難不是放棄的藉口,若政府漠視自己人民的要求,港人便應尋求國際援助,包括促請聯合國機制向港府和中國政府施壓,而要令這些國際壓力更有效,便須要求已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中國政府盡快批准公約生效。

個人層面方面,每人都是自身自由的捍衛者,只有我們堅持享有應有的自由,政府亦不易從我們手裡拿走。當中,更應積極捍衛的,是新聞自由。一來,新聞自由不像出入境自由或示威自由般較多掌控在官員手裡;二來,新聞自由是其他人權自由的保障基礎,只有新聞信息可以自由尋求、接收和傳遞,其他自由受壓時,才會有人聲援,甚至現時享有的自由,亦可透過無障礙的討論來提升水平。

現時新聞自由面對的最大威脅是政府收緊資訊和業界自我審查,港人應支持業界爭取資訊自由法,來減緩政府行事日趨隱密的不良趨勢,以保障自己的知情權;至於自我審查,除了呼籲新聞工作者秉持專業操守要求,是其是,非其非之外,協助有新聞良知和專業操守的人士架設網上獨立媒體,應可起一定的製衡和互補作用。

說到底,“有自由、​​沒民主”是否可行,看看香港的情況便可知一二。故此,溯流追源,在香港設立一個民主體制才是根本,包括行政長官須經真正普選選出,以及立法會議席須由公平公正的直選產生。

事實上,這道理中國共產黨也明白,早在與國民黨爭權之時,已在該黨控制下的社論中指出:“新聞自由,是民主的標幟……反之,民主自由是新聞自由的基礎,沒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聞自由,決不可能。”若中共真的秉持理想,而不是光以這些理想作為俘獲人心之辭,便應讓香港以至中國人真正享有民主,同時亦不損其自由。

 

[1]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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