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失去自由——記憶中的丁家喜

2013年4月13日肖國珍律師為丁家喜拍攝的照片

（一）

得到家喜被捕的消息，我如遭雷擊。

4月17日晚，一如平時，我打開郵箱。

“如果我失去自由”，赫然跳出來這麼一行字——是常青的郵件。預計到危險、有無數次被抓經驗的他，匆忙之下，寥寥數語，對幾位朋友託付他9個月大的幼子。

我立即跟常青聯繫，未果。

很自然地，我給家喜打電話，沒有人接。再打，還是沒有人接——後來從家喜夫人處得知，這是家喜被帶走前“收到”的最後一個電話，當時警察正在抄家。家喜要接我的電話，被警察強行掛斷了。

對家喜、常青的抓捕，是同時進行的；次日，他倆被刑事拘留，“罪名”是“非法集會”。

得知他倆被刑拘的那一刻，我幾乎休克。震驚、憤怒、悲傷與絕望壓倒了我，我無法呼吸。每一次想像他們被帶走的情景，我就心如​​刀絞。

無法平靜，無法沉默。

與以往不同的是，下筆很快的我，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寫不出一個字。

漸漸地，我才明白了原因——我需要時間修復這傷痛；更重要的是，與家喜、常青多年相處，親密勝過弟兄姐妹，默契有如水乳交融，我們的生命如血肉相連以至無法分清彼此。我們太近了，我需要站得遠一點，才能寫出更為完整的他們。

（二）

與家喜的第一次見面，是一次小範圍的公民聚餐。記得當時在場的還有常青、志永等朋友。餐畢，我與志永、家喜一起乘地鐵，討論一直持續到下車相別。家喜給我的印象：平和、理性、思維清晰、理念堅定。我們一見如故。

後來對他有更多的認識：他富有親和力，與他交往，如沐春風；他富有行動力，於無聲處，行必有效。

家喜做了大量公民社會建設的工作。他積極傳播憲政理念、推廣公民符號的使用，得到全國各地公民的響應。公民符號包括網絡公民頭像簽名、公民徽章、公民雨傘等，公民們以此獲得身份認同。一時間，網上盛傳公民頭像簽名；線下人們常佩公民徽章；藍色的公民雨傘，帶著“自由、公義、愛”，如花朵般開放在大地上。

我們經常參與公民聚餐。由最初小範圍的朋友聚餐，自然自發地發展到全國各地約30個城市的公民同時聚餐。

家喜為別人遭受的不平而呼籲、維權，不遺餘力。去年，因我力荐，他與彭劍律師，不以數千里為遐，遠赴青海，為從未與他有過任何交往的良心犯劉本琦提供法律幫助，雖為有司所阻，他對本琦的關注，直至他失去自由亦未稍停。他關心和幫助過的人，我無法計數。

自去年起，家喜呼籲官員公佈財產，據統計，到他被捕時，已徵集到簽名八千餘人；陸續有袁冬等公民上街拉橫幅與之呼應，並因此被抓，引發海內外關注。

於是，家喜被警察問話、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成了家常便飯。有的時段，就連工作、吃飯、打球、逛公園，也是由警察全程貼身跟踪。

一次，參加鮑彤、康國雄、杜光等民主老人為主體的聚餐時，遇上家喜。他對我說：“國保已給我打電話，估計我馬上會被控制、晚上無法參加聚餐。 ” （那時候，鮑老們的聚餐是每月末週六中午，而人們通稱的“公民聚餐”是同日晚上；後來，鮑老等為了不致在時間上沖突，就改到了周日中午——此乃後話。）我說：“若我沒被控制，我來主持好了，你不必擔心。 ”家喜比我先“退場”，未幾，我收到他的短信：“果如所料，勞你費心。 ”後來他告訴我，他一出門就被強行限制人身自由。

就我所知的家喜所為之事，多對國家、對社會有益，而無一違法之言行。不必多寫，因為已有多位朋友的文字，記述了他的事蹟；不宜多寫，因為我的文字，極可能成為有司加之於罪的證據，正如劉曉波的刑事判決書裡的證據，居然多源於劉曉波摯友們“證言”之被斷章取義。嗚呼，我情何以堪！我複能何言！

（三）

家喜總是幽默的。他提倡我們要做快樂的公民，雖然常有壓力甚至極大風險。

有一次，他發郵件給我們幾位朋友，大意是：近來我得四位國保二十四小時的保護，大家快努力呀，爭取我的高規格待遇。

國保曾提醒他，當心他的律師執照過不了年檢，他樂呵呵地說：“沒有問題啊，我去掃大街也會掃得很好、很開心的啊”。

國保又威脅說要取消律所租約，讓家喜所在的律所無處運營（家喜是律所負責人；略知中國國情者都能知道，國保是有這個“本事”的），家喜說：“好啊，解除吧，我正嫌房租太高呢。 ”

國保多次抄走他的電腦等物，事後家喜說：“沒有問題，所有文件，全可以給他們看，正好讓他們認識一下公民社會。我還問他們，‘我有公民通訊錄，你們要嗎？ ’”

家喜還說，有一次，一國保悄悄問他：“他們什麼時候倒？ ”

說這些故事時，家喜哈哈大笑。幽默造成的輕鬆氣氛，緩解和消除了人們的恐懼與緊張。幾乎每次，無論與他電話還是當面交流，我常因他的話，而忍不住盈盈笑意。

（四）

家喜待人，如春風拂面，又如水趨下，潤物無聲。他是及時雨，濟世且救人。朋友們遇到困難需要幫助的時候，往往首先就會想到找他。

去年12月28日，我記憶中數年來北京最大的一場雪。當時我臨時有事，無法去學校接孩子，不假思索就找家喜幫忙。與以往一樣，他立即答應了。待我到北航他的家裡去接孩子時，孩子與他的兩個女兒一起，玩得正開心，而他賢慧溫良的妻子，在微笑著照顧她們。後來家喜笑道：“我呀，照顧別人的老人，照顧別人的老婆，現在還給你照顧孩子，算是全啦。 ”我笑道：“是嗎？ ‘他們’是誰啊？ ”經家喜詳述，我才想起來，其中有一次他還聯繫過我，問我是否方便安頓一位同道的夫人。

每次坐他的車，他都會把我送到家，雖我請求可在途中把我放下、讓我自己解決，他也一定送我，總說&ldquo ;順路順路”。禮數不周的我，卻從未邀請他上樓喝口水。

他仗義疏財，遇到有困難的朋友，他掏錢接濟，從無猶疑。

他是真正的“仁者愛人”，哪怕是對經常打擾他的國保，他也保持溫雅與禮貌。

（五）

最近一次見到家喜，是在4月中旬。

4月11日上午，我接到艾曉明老師的電話，她說已與家喜約好，原計劃週六帶一些光盤來北京，與大家分享，但臨時被警察約談，只好要我的住址，以便把光盤寄給我。我當即給家喜發了短信：“艾老師來不了了。 ”

4月13日，我帶著艾老師寄來的光盤，來到柏彥大廈。

參與分享者，有丁家喜、趙常青、孫含會、王永紅、楊子立等。

我們談到：在中國大陸，傳統意義上的新聞已經破產。作為公民，我們要開展公共新聞運動。新聞不應只是為少數特權階層服務，而應當為大眾服務。因此，有必要興起公民新聞學，興起草根媒體。我們應當把個人議題轉化為公共議題。

討論的當前現實問題有：西單“四君子”事件、李蔚失踪案、齊月英失踪案、馬三家勞教、小安妮事件。

家喜說，作為公民，我們一定要HAPPY，打公示財產的橫幅也要發自內心地笑容滿面，以至於旁觀者會說：“他們怎麼這麼快樂？是不是官方安排的？ ”

家喜還陳述了齊月英被迫害的情況，談到齊月英的應對時，家喜說：“我理解齊月英的做法。楊佳的行為，我不鼓勵，事後我理解；要求官員公佈財產，我鼓勵，因為這是表達自由。 ”他對齊月英的狀況，非常憂慮，第二天在網上發布了《尋找齊月英》一文。

家喜還表示，如我出事，他可以為我照顧孩子。

另一個議題是，我們各自“領養” “項目”來做，如，詢問有司以下問題（總之，依法要求政府信息公開）： p>

“中國人權狀況比美國好五倍”的計算依據是什麼？

社保，每年收多少、支多少？怎麼支出的？

計劃生育撫養費，每年收多少、支多少？怎麼支出的？

中共黨員吃財政飯的有多少、每年支出多少？怎麼支出的？

全國高速公路收費情況？我所在的行政區的情況，及何時停止收費？

成品油價格的定價公式、計算依據？

聚會開始時，我說，吸取以前的經驗與教訓，我給大家一個一個拍照，以免有人被抓而無法公佈照片——後來網上第一時間公佈的永紅、含會、常青、家喜四人的照片，就是我在此次聚會拍的。何其不幸，他們隨後就失去了自由；何其幸運，在最後的關頭，我為他們拍下了照片——家喜一手托腮，臉帶微笑。

他當時一定沒想到：危險已近在眼前。

我自己也沒想到：一語成讖。

緊接著的四天之內（14日到17日），永紅、含會、常青、家喜相繼被抓捕。

（六）

後來聽說，在看守所裡，家喜談笑自若，給警察“普法”；再後來，看到了他在裡面的照片——鐵窗後的他，著囚衣，戴手銬，笑容燦爛一如平時，我見之，淚如雨下，無法自已。

家喜在看守所的照片

家喜非常低調，他的善言善行，常不為公眾所知；而直接接觸他的人，則很難不認同他。在這個喧囂的時代，在這個歌功頌德的應聲蟲被“評”為“民族脊梁”的國度，我的目光穿過洶湧的人潮，而鎖定在家喜等師友身上：如家喜者，方為真正的民族脊梁。

貧賤不移——他通過奮鬥，從湖北山區來到首都北京，成就了世俗的成功；

富貴不淫——他棄個人幸福於不顧，而追求國人共同的福祉；

威武不屈——他直面強權鑄就的牢籠而不易其志。

北航校友企業家協會秘書長丁家喜律師（2010年4月，網絡圖片）

據說他被頻頻提審，密度罕見，可見當局對他的重視程度，也可見家喜需要承受多麼大的壓力。

（七）

劉衛國律師，我和家​​喜的好友，於第一時間，發起組建丁家喜後援律師團，倡議書說：家喜“棄閒適而急公義，捨己自身而涉湯蹈，實律界楷模吾等榜樣。 ”短短幾天時間裡，全國各地一百餘名律師群起響應、迅速集結，以我之孤陋寡聞，該律師團人數堪為中國歷史甚至世界歷史之最，足見家喜在律界的聲望，亦為律師們抱團取暖之指向標。

有外地律師對我說，願來北京“救”家喜。

據報導，全國各地，多位公民冒著眾所皆知的風險，上街舉牌，要求釋放家喜；其中江西劉萍、魏忠平、李思華等十人被抓，多人被刑拘。

海內外對家喜的聲援不斷。

與彭劍律師見面，彭律師痛心疾首：“我心裡非常愧疚……老丁接替其他律師做法律援助協調工作。他做得多，做得好，進去了；他若不做協調工作，應該不大可能這樣……”

有一次，江天勇律師與我接受采訪，記者問：“作為維權律師，你們會不會因為受打壓而放棄？ ”天勇說：“在我身上發生的事，日益證明，不是我錯了，而是——這一切應當改變。哪怕只是為了我的孩子，我也不考慮退出。 ”我有理由​​相信，家喜也是這麼想的。他不會退出。

最近一次被“喝茶”時，我對警察說：“對維權律師的打壓，就是對全體國人的打壓，因為，沒有人能肯定自己不需要律師的幫助，包括在座的你們——你們每一位，無一例外。 ”

（八）

一位資深維權律師說，他忘不了家喜對他講過的兩段話：

“如果沒有律師辦這沒錢賺、差旅條件艱苦的法律援助案件，就讓我來吧。

“我無意於仕途。將來有一天，可以自由選舉的時候，自然有的是人參選。上台競選的是能言善辯、擅長演說的人，而我將做逍遙的寓公。我們不能有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這也是我們和專制者最大的不同。我們現在所做的，是為大家創造平等競爭的機會，為下一代爭得一個公平的環境。 ”

我也常常想起，去年與家喜的一席談。他對我說：“我對未來充滿信心。幾年前，你在哪？現在不是站出來了嗎？一年前，我又在哪？現在不也站出來了嗎？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站出來的，肖律。公民社會是一定能成長起來的。 ”

還常想起家喜夫人對我說的話：“他想喚醒別人，結果，別人把他當異端關起來了。如果家喜有罪，那麼，所有人都有罪。家喜每天面對的是被他們問話，我倒想反過來問他們：‘請問，你怎麼看？你們憑什麼要抓家喜？ ’”

是的，我也想問他們：你們憑什麼要抓家喜？

2013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