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估的不守誠信

1989年中國的天安門大屠殺已經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它是促使世界各國政府將人權列入外交政策議程當中的事件之一。從那時起，外交官、活動人士、學者以及其他人已經在辯論支持尊重中國人權的最佳途徑，尤其是考慮到中國政府在這一問題上毫不妥協，而現今中國日益增強的國際影響力和經濟實力更堅定了中國的立場。在20世紀90年代，標準的外交工具包括將貿易與人權狀況掛鉤，迫使北京政府釋放監獄中的犯人或流放海外，在聯合國通過批評中國人權紀錄的決議，並試圖讓中國官員參與到更為系統的關於人權的討論當中。

但在隨後的十多年， 隨著中國政府威脅採取經濟和外交手段打擊報復的實力大大增強，越來越多國家主要或只在閉門的情況下提出這些問題。大約有十幾個國家，從歐盟、美國到日本、智利，已經開展雙邊人權對話：形成某種模式、一年或兩年一度、參與者有中國和上述其它國家的政府官員、學者，有時有非政府組織參與。有些國家公開報告他們與中國的對話，其它的則低調進行，以至連本國政府的一些高級官員都不知道對話的存在。幾乎沒有哪國政府很好協調了人權對話與政府內部尋求與中國保持更密切聯繫的舉動。這些似乎享受了某些積極變化作為對話成果的人確信，應當一致努力來保證人權對話，這並不是提出人權問題的唯一場合。

Katrin Kinzelbach這本出色的新書《歐盟與中國的人權對話：緘默外交和局限》，提供了充分的證據表明，主要是“緘默外交”的途徑對積極影響中國的人權環境作用甚微，她的分析可以很好地擴展到一些其它國家。在Kinzelbach看來，歐盟的途徑不僅未能產生預期的結果，而且它恰恰帶來了錯誤的影響：“……多年來，（中國官員）已經成為人權對話的專家……定期的閉門保密對話為少數中國官員提供了強化訓練的機會，如何應對——以及有效反對——人權相關的詢問、批評和建議。 ”

本書追溯了1995年歐盟開始與中國人權對話一直到2010年對話的由來。作者基於採訪和大量的文獻研究，包括很難接觸到的內部備忘錄，其最大貢獻之一是把歐盟關於與中國對話的決定的信息明晰地公開了，其中大部分已被莫名其妙地禁止查閱，包括當年參與過對話的人。要梳理涉及二十多個歐盟成員​​國、輪值主席國這些年來關於人權對話的歷程，包括在行政、外交、政治方面的記錄和變化的機制，並非一件易事。

Kinzelbach記錄了歐盟的轉變所經歷的經濟和政治變化，從對抗，比如在以前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的決議，到進行“定期秘密會談”的轉變，此時更廣泛的中歐雙邊關係也經歷了經濟和政治的巨大變化。 Kinzelbach貫穿全書地回顧了雙方希望從對話中達成的結果，呈現出不斷擴大的預期鴻溝，最後總結道：“……經過近二十年的定期會談，歐洲和中方與會者繼續存在對原則、事實和過程的分歧。 ”

這是為什麼呢？ Kinzelbach提出了兩大問題。首先是眾所周知的：歐盟自身錯綜複雜和不斷變化的機制阻礙了它抵制中國政府試圖使對話無意義的能力。她詳述了分別由歐盟主席國和代表團團長、歐盟和成員國、布魯塞爾歐盟總部官員和歐盟駐北京官員在同一時間和在關鍵問題上提出的具有實質性區別的立場。令人驚愕的是，歐盟沒有能力形成一致的立場，保持連續性，從錯誤中吸取教訓，或者保持創造力和敏捷性；他們更關心“政治上的可持續​​”而不是中國的人權進步，這表明歐盟實際預期是如此之低，從而解釋了為何明顯的缺乏進展。

其次，Kinzelbach指出了歐盟長期以來低估了中國政府參與對話時的不守誠信，高估了取得進展的可能性。比如，她記述2007年時，歐盟官員引用了中國政府關於死刑數量顯著下降的聲明，在內部為他們採取的途徑有效進行辯護，認為歐盟在對話中對死刑的關注起了作用。但沒有人想到去質疑他們所聲稱的是否有可靠依據，或者去調查它是否與對話有關。相類似的，歐盟官員繼續同意由中方提出的為對話設置日益增多的限制，包括訪問那些他們已經知道只是擺設的任意拘留場所；或者允許中國官員指定歐盟邀請哪些人參加對話下設的研討會。

本書結束時的建議具有挑戰性。 Kinzelbach表示，鑑於軟弱的對話，對歐盟來說唯一有用的工具就是天安門事件之後對中國實施的武器禁運。個別成員國不時提出解除禁運的想法，但這需要所有成員國一致投票通過，因此它是個不大可能的前景。 Kinzelbach建議說，歐盟可以提議解除對華武器禁令，“……如果中國領導人同意重新評價天安門大屠殺，如果他們允許獨立調查，如果他們停止審查公共記憶”。然而，保證這些結果——並且放棄即使只有像徵性的武器禁運這一強大的工具——需要有勇氣、堅持不懈和極大的願望等等去支持改變中國國內持續的、粗暴的人權侵犯行為，而Kinzelbach已經證明歐盟要做到這一切存在相當的困難。

[中國人權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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