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郭麗英去看望外地難屬的最後一站，是在江西省金溪縣的熊志明父母家。熊志明父親熊輝、母親張彩鳳，他們兩人前年曾來北京看望過北京的難友。

熊志明，男，遇難年齡20歲，北京師範大學經濟系本科生。據有關人士講，1989年6月3日晚，熊志明與同班女同學躲進胡同口，女同學先遭槍殺，熊上前救助女同學也遭槍殺；先遭槍殺的女同學不知去向，熊志明的屍體是由同學辨認他身上穿的衣服，才由學校領回的。

離開北京前，我曾先和熊輝的小兒子聯繫，他在杭州工作，是一名數學老師。我讓他向他父母親打個招呼，我們在近期會去看望他們。

我們由湖北通山直接坐大巴到南昌，第二天再由南昌坐大巴去金溪。到南昌的當晚，便接到熊輝小兒子的電話，問我們第二天幾點出發，他準備坐晚上的火車由杭州趕回金溪，和我們到達的時間差不多，並告訴我們在什麼地方下車，他會在那裡接我們。他能從杭州趕回來，我們感到很意外，也很高興。我們正擔心他父母的地方口音問題，溝通起來會有困難呢。

車到金溪已是中午，見到他，他把我們先帶到住宿的地方。放下行李後，就領著我們去他們家，其實就是幾年前貸款為他父母買的一個小院，一座不大的兩層樓。一樓進門是一個與後院相通的堂屋，堂屋的兩邊各有一間臥室，父母和妹妹一家住在樓下，樓上出租給別人以補貼家用。父母原是金溪農村的農民，沒有收入，搬進縣城後，租金收入是他們生活的來源，不過他會再給他們一些。平時妹妹和妹夫接房屋裝修散工的活為生，他們有一個上中學的女兒。進了小院的大門，門口是一棵很大的柿子樹，一到秋天碩果累累，很是喜人。樓前種了幾棵桔子樹及各式的花，旁邊自建了一間小屋，也把它出租了。

沿著小樓旁邊的小道或是穿過堂屋來到後院，後院是他家的廚房、衛生間，還有一塊十幾平米的菜地，種滿了蔬菜。熊輝夫妻倆自大兒子死後，篤信基督教，待人和善，相處如兄弟姐妹般。他家的院子向鄰居們開放，鄰居們也會到他家串門聊天。柿子樹底下經常有不同年齡段的孩子嬉戲玩耍。

午飯畢，熊輝夫妻倆要去教堂做禮拜，我們回到住處休息，三四點鐘時再對他們夫妻倆做採訪​​。

 “今天我們來到這裡也是想看望您們，看看您們的生活怎麼樣，另外也想對1989年六四大屠殺時您的孩子熊志明被打死的情況做一下了解。您們怎麼知道孩子出事了，是學校給您們打的電報嗎？孩子的後事是誰去料理的。 ”

“我們是端午節6月8號那天接到學校打來的電報，是大隊把電報給了我們的。接到電報後，我們倆心裡很難受。我們倆是農民，沒有什麼文化，也不知道該怎麼處理，他的弟弟妹妹又小。當年，小兒子才15歲，他的妹妹12歲，我們沒有辦法去，是他的爺爺和兩個侄孫替我們去的。 ”

“他是在什麼地方遭到槍擊？子彈打在什麼部位？送到哪個醫院？是自己去的還是和同學一起？ ”

“他的爺爺回來對我們說，他是在西單附近被子彈打中，打在頭部眼角太陽穴部位，送到郵電醫院。學校把他的屍體領回。他爺爺和侄孫是十四五號離開家到北京去的，沒有見到他的屍體，學校已經把他的屍體火化了，學校給了1500元安葬費。他是下午出去，好像有幾個同學在一起，後來都走散了；當時是不是和同學一起，我們也不太清楚。 ”

“骨灰帶回來後，葬在老家甚麼地方？ ”

“骨灰拿回來後，葬在老家了。我們供他讀書很不容易。我的大女兒當年18歲，家裡沒有條件讓她讀書，只能供一個。她很小就輟學，在杭州打工，打工掙的錢給他讀書。讀書讀了半天，人給打死了！人死了不說，1995年時公安系統的人還來找過我們，要我們不要鬧事，不要到北京去，一共找了我們三次。 ”

“六四大屠殺明年就是二十五週年了，國家遲遲不給解決，您們心裡也是忘不掉這件事情，您們有什麼想說的把它說出來。 ”

“我們沒有什麼文化，很多事情也不大明白，自己的孩子到北京只是去讀書，命沒有了，心裡真的是非常難過。我們參加簽名，是要國家給我們一個答复，讓我們明白自己的孩子究竟為了什麼被無緣無故地打死，我們要求國家對我們進行賠償。 ”

這兩位心裡有話說不出來的老人，他們一輩子在農村面朝土地背朝天，辛辛苦苦地撫養著自己的兒女，渴望他們有出息，他們說不出來多少高深的道理，只是知道自己的大兒子到北京——國家的首都——讀書，書沒有讀完，卻把自己的命給丟了。三年前，他們要小兒子陪著他們到北京看看丁老師，看看在北京的難屬，同時也想看看兒子在北京讀書的學校是什麼樣，這是他們第一次踏入北京，也是他們夢牽縈繞的地方，雖然他們說不出心裡想說的話，但他們的行動表達了他們心中永遠忘記不了兒子被無辜打死的那一刻的悲慘。

這樣的殘酷是國家動用武力朝著自己國家手無寸鐵的百姓開槍造成的。面對每一個受害家庭、每一位父母親失去孩子的痛苦，做為國家的統治者，當你們下令開槍時，你們的鐵石心腸造成了人世間多少家庭的悲劇！時隔二十五年了，政府依然沒有就當年的罪惡反省，依然動用公安系統力量對我們難屬進行監控——我們在中國的大地上不能自由地發出自己的聲音，不能自由地公開悼念自己遇難的親人；我們的親人被打死了，我們反倒成了被國家監控的罪人——這樣的手段對待國民，只有獨裁統治的國家才會出現。

 “我不想再用任何語言說明，實物勝過語言。這就是當年熊志明讀書用的書包和錢包，書包已用毛了邊，錢包是那麼的簡陋，裡面還裝著學校的飯票。他知道家裡很窮，沒有錢供他奢華，即使是用破了的書包只要能用就捨不得把它扔掉。他心裡有對祖國的愛，有對父母的孝心，這樣的孩子被一顆子彈打死，實在是太殘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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