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一天，我13歲的女兒靈靈看到我在整理我爺爺嚴蒼山的資料時，問我：“這是誰？他很有名嗎？ ”我說：“他是你曾祖父，也就是我的爺爺。他是上海很有名的中醫，而他的爸爸也就是我的曾祖父也是有名的中醫。 ” 靈靈又問：“那麼再往上追，你曾祖父的爸爸又是乾什麼的？ ”我說：“我曾祖父的爸爸是一個有名的畫家，他叫嚴明，他的指畫很棒，指畫就是用手指頭當毛筆來畫的畫。 ”

我繼續埋頭整理資料。

靈靈好像想到了什麼，她說：“以前聽你說起過你的爺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殺的，為什麼？ ”

我說：“自殺是因為自殺者有著受不了的痛苦，於是就索性中斷了生命，中斷了生命也就中斷了痛苦的感受。

“他自殺的那年是1968年，我才14歲，而且是在北京，而我爺爺是在上海，假如我是在上海，也是沒用的……這種無奈而又殘酷的處境很難讓你們這一代人了解。 ”

靈靈說：“文化大革命是什麼呢？連你這個作家詩人也說不清楚嗎？ ”

我說：“那是一場比任何自然災害更殘忍的人為的浩劫，所有的人都陷在裡面了，甚至連自救的可能都沒有，除了一個人還很享受地指揮這場災害，而且還常常寫詩。 ”

靈靈說：“寫詩？指揮？指揮災害？ ”

我說：“是啊，寫詩是真的，這個人有很多親密的朋友也被他打入了深淵，不少這樣的人也自殺了。我覺得形容文化大革命是一場人為的災害是準確的。因為他甚至說：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運動，每隔七八年要搞一次。這不單是指揮了，還有對未來的計劃。 ”

“奧，”靈靈嘆了一口氣：“那麼，他是誰？ ”

我說：“他叫毛澤東，你可以到網上查查，很多人很崇拜他的，因為他推翻了國民黨的腐敗政府，在1949年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歷史總是需要很多年來澄清一些功過，他的功過落實還要一些時間吧，但是文化大革命則肯定已定性為一場巨大的浩劫！ ”

靈靈終於問到：“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乾什麼的？ ”

我說：“文化嘛，就是千年來人類生活積累下來的文明的經驗，有了這個經驗，人類就可以不斷提高生活的質量，發揮優秀的，去掉糟粕的。文化上的大革命從歷史進步的意義上來講，是要把文化中的糟粕去掉，利於更好的發展，而中國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則是一種可怕的倒退，倒退到把某個人變成神一樣地膜拜，而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但是它在口號上則是要推翻舊的、落後的東西，但是什麼是新的和優秀的呢？其實就是打人的運動，利用一些人打另一些人，然後再讓另一幫人打那些打人的人，然後被打的人又被允許去報復打過他們的人，反正是打來打去。他們打來打去的理由就是打出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那個真正的無產階級就是主人了，就可以指揮打人了。 ”

靈靈說：“聽不懂，這好像有點瘋狂。什麼是無產階級呢？ ”

我說：“那就是誰越窮誰就越是好人。 ”

靈靈問：“那麼，文化大革命發生的時候你爺爺很有錢嗎？ ”

我說：“他並沒有錢，他給人看病，住的房子也是國家的。他的工資比別人高一些，因為他有看病的技術，有些有急病的人甚至半夜敲他的門來找他看病。他的愛好是中國的文化藝術，所以他有一些古字畫的收藏，大概有上千幅的明清與民國時期的字畫，他自己的毛筆字，也就是書法寫得很好。再加上他的爺爺是清末時期的畫家，祖上有這個欣賞享受藝術的風氣，所以他把許多錢都用在收藏字畫上了。 ”

靈靈說：“這些字畫現在沒有了，到哪兒去了？ ”

我說：給你講一些真實的情節吧：

文化大革命的那把殘酷的火是在1966年8月的一個晚上燒到了我爺爺的家，那時候我的父母在北京工作，我1歲的時候就被父母送到上海的爺爺奶奶家寄養。所以我那時候就在那裡，12歲，比你現在還小一歲，是小學五年級。來抄家的紅衛兵就從焚燒古字畫開始，抄家就是因為你的社會成分不好，你的祖上或者你自己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或者學術權威或者在海外有親戚的或者當官的等等——這是階級鬥爭對人在社會上的地位的一種劃分。從理論上講，這些人家裡總是有一些以前留下來的東西，甚至也包括書籍。當時就把這些東西統稱為四舊，凡是四舊就要被毀滅掉，於是他們衝進我爺爺家就開始燒字畫和一些書籍，一直燒了四五個小時，還把一些古瓷器全部砸掉。那時候還流行給被抄家的人每人帶上一個用紙捲起來的高帽子，上面用毛筆寫上反革命、地主分子、特務、資本家、反動學術權威等等名詞，我們全家也被帶上這樣的高帽子，上面寫有反革命或者反動學術權威等字樣。我雖然只有12歲，因為那時候搞株連，株連就是你的直系親屬甚至旁系親戚被認為成分不好，你也就跟著背上這個成分的陰影，就不能得到作為一個人的最起碼的尊嚴了。所以我也被戴上一個高帽子，我站在那裡不敢動，因為這個帽子在一點點滑下來，我就邁開一小步，湊到旁邊的鏡子前，把帽子戴戴好。就在這個時候，我的屁股上被狠狠地踢了一腳，一個紅衛兵說“帶這種帽子還想漂亮？ ！這就是資產階級的本質”，罵完又踢了我兩腳。

在1966年8月後的幾個月裡，我爺爺家被抄了五次，每次都讓我驚嚇無比，他們想找什麼呢？想找到你反對革命的證據，什麼是反對革命的證據呢？簡單到一張舊報紙，一張舊照片，一本舊的書或雜誌都可以成為罪證，只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成立之前的，甚至之後的，之後還有反右鬥爭中的右派，你要是和任何一個右派有來往或者血緣記錄和關係，那你也是有很大的麻煩了，至於什麼是反右運動，它發生在1957年，你可以到現在的網上查查，那又是一個千古奇冤。

其實在我爺爺家被第一次抄家之前，一些鄰居的家已經被抄了，我爺爺家不算最早被抄的，所以我爺爺聽說了一些關於抄家的風聲及情況，事先就整理一些東西出來，最多的是照片，是與其他人一起照的照片，比如說一群五六個人的照片裡，只要其中有一個人是被認為反革命的，那麼所有在照片裡的人都是有問題的，反過來講，如果他們認為你是反革命，那麼與你一起照相的人也要受到牽連，在這樣一種恐怖的邏輯之下，最好的辦法就是銷毀這些與他人合照的照片，以防別人牽連你，或者你牽連別人。我爺爺就是在被抄家之前為了這樣的恐怖邏輯，燒了不少的照片，還有一些書籍。當時我還幫助他在小院子裡燒，我被煙熏得淚流滿面，還記得我爺爺拿毛巾給我擦，對我說快燒完了……直到現在我寫下這幾個字的時候，才突然感覺到他對我說這句話的時候心裡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啊。

我爺爺還有一條巨大的罪狀就是他的一生給許多“壞人”看過病，好像醫生是診斷好人與壞人的專家，而不是診斷疾病的，於是他在1967年底被關了起來，在不久之後的1968年4月14日，他索性自殺了，那年他七十歲。在他還沒有被隔離的時候，也就是1967年年中，他讓家人把我從上海送回了在北京的父母處。我聽到的他的最後一句話就是：“我保護不了你了，回北京找你父母吧。 ”

靈靈張大著嘴，然後動嘴發問：“自殺疼不疼？怎樣才能自殺？我聽同學說香港的影星張國榮就是從樓上跳下去自殺的，肯定很疼的。 ”

我說自殺的原因很多，但是文革期間自殺的人，全是被當時濫用權力的人逼的，沒有人敢反抗，敢反抗的人都要被抓起來或者就槍斃掉。那時候自殺的人還被說成是畏罪自殺，就是說你犯過罪，不想認罪，就畏罪自殺了，這種行為是繼續與人民和政府為敵，所以會連累家人的。那時候誰家裡如果是好幾代的窮人，好幾代的農民和工人，你就是最好的人，誰是知識界有名的人誰就是有問題的反對革命的人。

說起我爺爺嚴蒼山，最讓我感懷的是熱愛生命，不但熱愛人類的生命，也熱愛自然界的生命，我這種記憶的形成大約是從我懂事的五六歲至十三歲離開他回北京。在我的記憶中他在家中的天井（北方人稱小院子）裡養過各種各樣的動物和植物，有白色的小兔子、黃色的芙蓉鳥、色彩各異的金魚、綠色的蟈蟈、白色的哈巴狗、白色的貓，還有烏龜和蟋蟀，我也時常被他教導著如何餵養牠們。他所種植的植物則有仙人掌、芭蕉、菊花、月季花、文竹、曇花，尤其是曇花，他對它關注備至，每年只在晚上開一次花的曇花，被他弄得像個宗教儀式，開花的當晚會有親朋好友來喝酒賞花，

還有菊花，那也是很隆重的事情，每年深秋之際，都會在天井裡碼開一排各種顏色的含苞欲放的菊花。當它們奔放時，他會久久地站在那裡欣賞，好像在與它們默默地對話。有一點我想是肯定的，我爺爺熱愛動植物的心結一定與中國文人傳統中熱愛大自然的情趣有關。傳統中還有他熱愛的琴棋書畫，所以他寫書法也畫畫，還熱愛字畫的收藏。

當然他最熱愛的還是人的生命，救死扶傷是他一生的事業，我看到過太多次病人的病被他看好了之後前來登門感謝的，聽到了這些人來感謝時的笑聲，也看到太多次病人為感謝他的醫術而送來的禮物和花朵。我還記得經常被半夜裡的敲門聲弄醒，那是有疾病的人來敲門求醫，他就披著睡袍為其切脈開藥方，有的病人被他指令馬上去醫院看急診。而我們自己家裡的藥櫃中有救急療效的藥裝在各種形狀的瓶瓶罐罐裡，可以隨時按照病情需要給病人使用，因為半夜裡是難以馬上買到藥品的。我常常聽到奶奶為某些朋友介紹來的病人感嘆：可憐啊，沒有錢，還有這樣的病，就不要收錢了。我爺爺就說當然不會收。

我奶奶信佛，​​每天清晨會在觀音菩薩的慈像前燒上幾炷香，我每天是聞著這股香氣起床的，那是我的美好記憶。爺爺家是一大家子人，有我兩個叔叔和一個姑媽在一起住，還有兩個姑媽也住在淮海中路的沿線，尤其是星期天大家聚在一起很熱鬧，笑話連篇……那是我能記得的一段日常生活的天倫之樂。但它忽然在1966年中斷了，之後的很多很多年我再也沒有過這樣溫暖的感覺了，有的只有悲哀和無盡的痛苦，因為爺爺是因折磨而自殺的，我一旦想起他，就會試著揣摩他當時的心理，我想描述這種心理，我想體會一個冷靜的自殺者是如何帶領生命衝出屈辱的！但是我失敗了，我知道除非我真的處在那種險惡的環境中，並在寫完那段自殺前的自我心理描述後，真的自殺了。我重複不了！但是我體會到他是如此熱愛生命，為了保持生命最後的那點尊嚴和純潔他去了另一個世界。

我爺爺自殺前的情節讓我更痛苦，他在自殺前留下了一些塞在被褥中的文字，它們寫在各種碎紙片上，這透露了當時連紙都找不到的處境，而各種歪歪扭扭的字體則展現了他心靈的痛苦跌宕。他知道這些文字組成的內容在他自殺後肯定會被掌權者看到的，因為作為一個經歷過數次抄家的他太清楚，沒有什麼東西是他們找不到的，如果真的沒有，也會造一個塞給你的！所以他為了自己死後不讓家里人受到牽連而設計了一些讚美體制和最高領導人的文字，儘自己最後一點的智商來佈置自殺後不至於連累家人的一個局，可是他最後那點智商已經不是智商了，是被殘暴扭曲的變形的結果，因為掌權者的邏輯很簡單：既然你讚美這個體制和領導人，為什麼還要自殺呢？

在他留下的遺言中，還有一個小紙片是留給我叔叔（他的兒子嚴世芸）的，他這樣寫道：“……說是糖尿中毒，昏迷而亡，大家有利。 ”這就是說，不要對外講他是自殺的，因為自殺的話，那就是畏罪自殺，是繼續與人民和政府為敵，那就會連累家人。他不得不自殺的理由只有一個，他要保持做人的尊嚴，他不想被壞人繼續侮辱！他有著剛烈的性格，他救死扶傷那麼多年，對人類的五臟六肺那麼了解，卻沒有想到人性可以扭曲到這種程度。他更不知道的是，他自殺的事實是不可能被說成糖尿中毒的，而且馬上就被掌權者定為畏罪自殺，而且繼續被掌權者利用它來侮辱家裡的其他成員。所以，在他死後的十年依然是掌權者對我爺爺家人迫害，因為家人被稱為黑五類家屬，其中最直接的就是我的爸爸嚴世菁，他在1968年初去了所在單位國家科委的五七幹校湖南，1970年底從乾校被帶走，毫無音信地關了四年多，不准家人探視，也不知道關在哪裡，但他堅持住了，沒有自殺，四年後放出來時已經被害成疾，在家養病六年沒能戰勝病體沉向死亡的力量，還是在1981年走掉了。

黑五類家屬就是被剝奪了很多正常生存權利的人，那個時候全中國有太多太多這樣的家屬，這種極其過分的匪夷所思的殘暴造成了最高領導人在1976年死後不久，馬上有人出來抓捕了在他身邊的四人幫，文革就這樣被很多受不了的人結束了。又過了兩年，1978年我爺爺被平反了，搖身一變，成了一位死掉的好人，我當時曾迫不及待地在詩中以家人和血緣的心靈敘述向爺爺傳達了這個消息，我希望他能在天堂正常呼吸了。既然1976年文革結束了，並被稱為十年浩劫，那為什麼還要等兩年才能平反呢，因為要平反的人太多太多了，還有很多人拖了更多年之後才被平反，平反並不意味著補償，因為慘烈的程度使整個大地沒有留下可以被稱為補償品的東西，所以名譽的恢復就是普遍的補償。有的人因為過於悲傷和理想，在後來的幾十年走上了一條堅持要把文革罪行清算到底的道路，至今還在路上，譬如巴金就繼續走在呼籲國家建立文革博物館的路上。還有那些已經或沒有兄弟姐妹沒有孩子的人，他們的死後平反是誰去向他們傳達這個心靈消息的，我覺得那是文學的事情，從傷痕文學到如今的各種文革回憶，這些文字同時也是對整個下一代的歷史經驗的傳遞。它也是聖火，是不要讓文革這種黑暗再次降臨到世上來的聖火！

*本文原稿（較長）於2013年4月29日首發在文心網：http://wxs.hi2net.com/home/blog_read.asp?id=4520&blogid=747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