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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

北京維權律師余文生在致十九大代表的公開信中說,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人權惡化、法治倒退、酷刑氾濫、冤獄橫生,習近平執政五年來,不順應歷史潮流,開歷史倒車,強化極權統治,已不適合繼續留任;建議中共十九大罷免習近平,全面實行政治體制改革,建立建設自由、民主、人權、法治中國,還政於民。 建言中共十九大罷免習近平、全面推行政治體制改革 ——余文生律師公開信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各位代表: 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人權惡化、法治倒退、酷刑氾濫、冤獄橫生。中共當局言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實際中國無自由、無民主、無平等、無法治,有的是權貴當道、貪腐橫行。 2013年中共當局鎮壓“...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九十週年之際,年過八旬的北京老太太王秀英發表致習近平的公開信,指出“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是悖論”。公開信說,戰爭年代軍隊絕對服從黨的領導是特殊環境所致,建政後,特別是出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之後,這種提法有悖於《憲法》。公開信提醒習近平盡快將中國共產黨到民政部登記註冊,讓其成為一個合法組織。 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是悖論 ——八旬老人再次公開致信習近平 我親愛的朋友習近平先生:您好! 我叫王秀英,我是一個年過八旬的北京老太太,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九十週年之際,我要對您,對您這個有著幾百萬軍人的最高統帥,談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關係問題,...
隨著佔中運動的和平收場,香港的民主鬥爭翻開了新的一頁。這一場為期兩個半月的大規模公民抗命運動具有前所未有的規模、史詩般的表現以及可能對香港政制發展的持久性影響。同時,佔中運動也存在很大的爭議和分化。故在塵埃散盡之後,香港需要做一些嚴肅的反省以重拾其核心價值、重新定義其身份以及確定其在中國的定位。 “一國兩制”的重負 香港是中國治理的難題。對北京中央政府而言,香港在許多重要方面仍是未知水域。儘管中國政治和經濟實力雄厚,香港則向北京證明了其試圖對港進行媒體審查、壓制公民社會和主宰司法體係幾乎不可能實現,即便得逞,也必須付出極高的代價和麵對諸多的困難。...
臨近年末,中國正在上演一場擁毛和批毛大戲,官方喉舌和民間輿論兩軍對壘,爭論得非常激烈。對毛的爭論由來已久,這一回合的起因是今年是毛冥辰120週年,中國官方緊鑼密鼓地展開籌備活動,發動輿論攻勢,為毛正名,宣揚毛的“歷史功績”,討伐社會上“非毛化”言論,為紀念活動造勢。 當前,中國社會嚴重撕裂,官民對立,看法兩極,其中一個焦點就是對毛的評價。毛已死多年,但幽魂仍在中國遊蕩,魔咒始終纏繞著國人。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呢?究其原因:一是鄧小平當年否定毛是採取實用主義的做法,規定“宜粗不宜細”,把毛的罪過遮掩起來,使中國民眾不了解毛的歷史真面目;二是六四鎮壓後,改革已經成為權貴集團的專利,...
1983年,我和家人一起首次去中國旅行了5個星期。那時離毛澤東之死和文化大革命結束還不到十年,人們還是不敢與外國人攀談。雖然我和小女兒吸引了滿大街好奇的人群,但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只是茫然地盯著我們。因為擔心“老大哥”在背後盯梢,我與人只有過為數不多的低聲交談。 當我1989年4月重返中國時,這個國家出現了一個短暫的政治自由化亢奮時期。學生、知識分子、持不同政見者和普通市民在餐館、宿舍、公園、美髮店等場所興奮地展開辯論,涉及內容十分廣泛。作家、記者、電影導演和紀錄片製作人敢於觸及自共產黨1949年以來即列為禁忌的話題。當時頗有一些欣喜若狂的氣氛。 5月,我再度回到北京,...
一 毛澤東的幽靈像層層霧霾,一直盤桓在中國上空,至今猶然。毛的西方知己史沫特萊以其女性直覺發現,毛有一扇門,始終沒有對人打開。毛不只一扇門,我們不妨耐心勘輿,略窺其堂墺。 二 第一扇門,來自德國。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子,毛網漏吞舟地完成了其東西方歷史文化的首次綜合。經由日本傳入的歐洲19世紀雜亂思潮:社會達爾文主義、克魯泡特金無政府主義、叔本華生命空虛論、尼采超人哲學、赫胥黎天演論、杜威實用主義、柏格森生命哲學、羅素經驗主義以及日本武者小路篤實新村主義……對青年毛一腦子四書五經三國水滸西遊的“封建糟粕”,不啻摧枯拉朽。德國思想家泡爾森一本《倫理學原理》猶契毛心。...
1972年5月,我第一次去中國,此行僅在尼克松訪華後3個月!我陪同丈夫孔杰榮(Jerome Cohen)訪華,他是美國科學家聯合會一個小型代表團的中國顧問;該聯合會在兩國敵對23年之後,應邀與中國進行首次科學交流。從香港穿越羅湖橋進入“共產主義敵國”——紅色中國——很具戲劇性,因為尼克松訪華之前,我們的政府禁止我們入境中國。 我們拖著行李,從香港邊境過橋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候車室。室內放置著巨大的手扶皮椅沙發,沙髮用沙發套保護著;還有一摞摞中英文雜誌,宣傳建設中國現代化的英雄——工人、農民和士兵。 我們立刻被淹沒在四周的革命歌曲之中——這種戰鬥的旋律隨後在火車上充斥我們的耳膜,...
本書解構了關於中共統治中國的最後倖存的神話之一:從1949年“解放”到1958年開展大躍進,那段時間是中國的“黃金時代”。許多生活在中國以外的人,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都相信這一說法,即那是中共以非共產世界也可以尊重的方式統治中國的時期。 《“解放”的悲劇》以大量無可辯駁的事實做到了這一點。馮客是一位“震懾”派歷史學者。在他的前一本書《毛澤東的大饑荒》中,他蒐集了大量中國大陸官方檔案中的證據,並把它們與其它公開發表的內容巧妙地交織在一起。 馮客認為,從一開始,中共就不確定自己是否有能力控制其征服的國家。因此,中共立刻放手對整個社會使用恐怖和暴力,就像毛澤東從1940年代初為在黨內進行控制一直在做的...
對我影響最大的事件莫過於文革——這一來是因為文革本來就是件大事,二來是因為年齡:1966年,我19歲,正在成都上高中。 我是高中66屆。後來,人們把高中66屆、67屆、68屆以及初中的這三屆統稱為“老三屆”。老三屆之所以成為一個社會學的專有名詞,老三屆之所以成為相互認同感最強的一代,那是因為他們有著一段特殊而又漫長的共同經歷:先是在學校參加了兩年半的文革--因此他們被稱為紅衛兵一代,然後又都被下放到農村--因此他們又被稱為知青一代。老三屆“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原本是共產黨一手塑造的產物,可是,文化革命的風雲變幻和農村生活的沉重艱辛,迫使他們思考與懷疑,其中一些人萌生出反叛意識,...
政治學者黎安友暢談了他對中國與國際人權體系的交往、中美之間圍繞價值觀的爭論,以及中國一直存在的人權問題對全球安全的影響等議題的思考和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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