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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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屠殺　尋求正義



六四死難者家屬十年來蒐集六四死傷者名單﹐披露屠殺罪行﹐採取最新行動尋求法律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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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權



中國人權在此發表最新一批有關一九八九年六四北京屠殺受難者的證詞。中國人權分析認為﹐這些重要的資料提出了六四期間戒嚴部隊在中共最高決策者的指揮下屠殺和平示威請願的市民和學生的反人類罪行的鐵證。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曰﹐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及武裝警察在首都北京向手無寸鐵的市民與學生開槍﹐奪走無數中華兒女寶貴的生命。這場震驚世界的屠殺距今已經十年了﹐而當局除了對這場由學生發起的民主運動以及和平示威的參與者們使用空泛且殘忍的政治術語稱之為“暴亂”“暴徒”之外﹐至今沒有任何官方數字認真統計平民死傷人數﹐也毫無徹查事件真相的意願。在這場“暴亂”發生後﹐當局隨即出版一本叫做“北京風波紀實”的書﹐報稱有六千名戒嚴部隊官兵受傷﹐“數十”名士兵被殺。書中說受傷的平民為三千人﹐超過二百人死亡﹐包括三十六名大學生。而這些平民的死亡﹐是戒嚴部隊“遭到喪心病狂的反革命暴徒”的攻擊﹐在“還擊”的情況下所造成的。另外“一些暴徒被殺、一些看熱鬧的人被流彈打中、有些人是被有武器的暴民打傷或殺死”。可是﹐假如軍隊當時只是如書中所說“朝天開槍”﹐那麼官方自己所承認的那些死傷又是怎樣發生的呢﹖書中對此毫無解釋。一些海外的時事評論員最近注意到﹐近年以來﹐北京領導層已改用溫和的“政治風波”來取代刺耳的“反革命暴亂”﹐但對於官方版本中﹐否認無數平民喪失生命這樣一個彌天大謊﹐卻從未作過絲亳修訂。過去十年中﹐大陸傳媒對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絕口不提﹐而制訂並且執行了這場屠殺的政府當局﹐企圖通過掩蓋真相和控制信息製造一種集體失憶。





不能忘記



可是那些在六四屠殺中的傷者及死者的家人卻無法忘記。他們的傷痛因為殺戮者的彌天大謊而更加深刻。即使他們中的許多人試圖重建正常的生活﹐可是政府對他們無時不在的騷擾迫害﹐也不容許他們忘記。政府生怕人們知道事實真相﹐從未停止對這些受難者及家人的監視﹐恐嚇甚至有針對性的拘捕。很多人經年被公安人員“拜訪”﹐有的因此而失業﹐或被迫提早退休﹐有的遭受歧視﹐被剝奪工作或經商的權利﹐有在屠殺中痛失親人的家庭更被當局定為“政治犯”。



很多受難者以及他們的親人﹐拒絕屈服於官方的謊言和淫威。這些勇敢的人強忍住失去骨肉親人的創痛﹐組織起一個互相扶持的網絡﹐蒐集當年六月那些恐怖曰子的真實資料。這些受難者的家人、親友以及許許多多的支持者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經年累月堅持不懈地努力﹐他們當中的一位﹐就是受難者的母親丁子霖女士。她的兒子蔣捷連於六月三曰被殺﹐當時他只有十七歲。



這些傷殘者及死難者親屬之所以記錄下每個家庭的真實故事﹐提出這些有關六四屠殺事實證據反擊政府的謊言﹐其目的遠遠超過尋求個人的公義。正如丁子霖女士在她的文章中所說﹐她之所以選擇“紀錄死亡”這項陰森可怖的事業﹐是因為再也不能容許那些在中國世代循環發生的﹐任意剝奪人的權利和生命的野蠻殺戮不受制裁。無論是要求有關方面設立一個“六四真相調查委員會”向人民披露真相﹐還是要求將劊子手們押上公正的法庭受審﹐首要之務就是去調查和記錄那些受難者的真實情況。哪些人死了﹖哪些人受傷﹖都是在怎樣的情況下發生﹖...然而到目前為止﹐中國政府不單對這場屠殺不做任何反省﹐還不斷動用專政機器﹐盡一切所能去禁止包括“六四屠殺”受難者家屬在內的所有中國人﹐對這場慘劇在任何公開場所進行反思和討論﹐更不允許有任何不滿或反對政府的行動。





蒐集證據



在過去的十年裡﹐這個由受難者和他們的家屬組成的網絡歷盡艱辛﹐蒐集到了在這場屠殺中受難的一百五十五名死者及六十五名傷者的名單﹐包括受難者的姓名、年齡、當時身份及其他資料。這些受難者的年齡由九歲一到六十一歲﹐在一百五十五名死者的名單中﹐還記載了死之地點及遇難情況。



在本書中﹐這些六四受難者更踏出新的一步﹕他們準備了詳盡的證詞﹐包括二十四位死者家屬對當時情況的描述﹐以及三位重傷以致永久傷殘者講述他們受傷的經過。當中不僅記載了死者當時遇難的情況﹐也記錄了當局在屠殺以後如何用卑鄙手段對待死難者家屬﹐包括對他們兄弟姐妹的歧視和人身迫害。



求證那些死者的姓名和死亡地點絕不容易。許多人失蹤之後就再也找不到下落。若是北京市民或許還較易找到線索﹐但大量從外省市來京的示威者﹐很可能死了也不留痕跡。證詞指出﹐戒嚴部隊曾匆忙地將許多屍體埋葬在第二十八中學外的亂葬場﹐企圖毀滅證據。但是因為屍體理葬得太淺﹐在大雨之後暴露於地面而被市民發現。另有證人指出戒嚴部隊曾從醫院搬走屍體﹐在死者家人不知道的情況下焚尸滅跡﹐當局更威脅要求他們保持沉默。有的家屬被威脅說﹐如果不接受當局頒發的死亡證 (上面指死者死於交通事故或其他虛構原因)﹐屍體就不准送去火葬﹐或者死者會被定為“暴徒”﹐那些拒絕接受這些威脅的家屬們在證詞中說﹕幾年後他們被當局脅迫將已下葬的屍體或骨灰盒搬出公墓﹐以免其他民眾看到這些墳墓或者骨灰盒聯想起有關罪行。





蓄意殺戮



這些記錄的死難者和受傷者的情況以及戒嚴部隊行為的證詞﹐顯示當時北京至少有數百人死於戒嚴部隊士兵的殘暴攻擊﹐實際死亡人數遠比官方報稱的多得多。有證人指出﹕雖然當局在六月三日下午起透過電臺及電視廣播﹐警告市民不要上街﹐否則“後果自負”﹐可是當時很多人都在街上﹐因為大家都不相信部隊會用真槍實彈。而且有這種想法的不單是上街的北京市民。當聽說中央領導人下令嚴厲執行清場﹐要消除在北京的示威者﹐結束大學生歷時數周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抗議集會﹐有些醫院就準備好眼藥及紗布﹐猜想將要護理眼睛吸入催淚瓦斯及受棒擊之類受輕傷的人。



在戒嚴部隊使用包括裝甲車及坦克車﹐高射機槍等重武器進入北京市區向人群亂槍掃射之前﹐北京及各省市來的示威群眾一直都以非常和平的方式﹐表現了不僅中國曆史上少有﹐即使在世界範圍內如此大規模的民眾示威抗議中也罕見的理性、克制和秩序。然而在屠殺之後官方的宣傳機器口徑裡﹐所有這些和平的民眾卻成了“暴徒”。那麼難道在所有這些證詞中記錄的無辜死難者﹐都是在軍隊和“暴徒”們的交火中被“誤傷”的嗎﹖



當然不是。這些證詞以及當時的大量資料足以說明﹐開槍鎮壓執行戒嚴令是當權者經過深思熟慮後的決定。下達殺戮命令的最高決策者﹐是有計劃用致命武力去鎮嚇民眾﹐用殺人來結束示威者對現政權的挑戰。以下一些事實可以證明這一點。



首先是戒嚴部隊的確獲准使用真槍實彈。當局詭稱使用實彈的原因是警察沒有任何防暴裝備或催淚瓦斯﹐但這根本無法讓任何有起碼理性的人信服。一九七六年參加四五運動的示威群眾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他們最後被工人民兵和警察分批驅散﹐據報無人命損失。另外配有防暴裝備的警察﹐在六月四曰前示威進行期間亦多次見到。在執行戒嚴令鎮壓示威者期間也有用到催淚瓦斯和警棒﹐在一百五十五名死者名單中﹐有的死者就是因催淚瓦斯而致命。但是大量的戒嚴部隊卻是一路開槍進城﹐對手無寸鐵的民眾直施致命武力。如此極端的做法只可能是事先計劃好的既定行動。



就在最近﹐中國政府組織的一個叫做“中國人權研究會”的官方組織﹐其會長朱穆之在一次面對外國駐京記者的新聞招待會上﹐又重複了一次政府的辯詞。朱承認了在八九年可能有民眾被“流彈”打死﹐但是當時軍隊是在向襲擊他們的“暴徒流氓”開槍。朱還說那些要求政府施行政治改革的人們是因為開放國門而飛進來的“蒼蠅蚊子”﹐而政府採用“適當的方式”清除這些蚊蟲的禍害﹐沒有什麼可以大驚小怪的。



其次﹐戒嚴部隊六四鎮壓所施用的火力﹐包括坦克和裝甲運兵車上配備的機槍一類﹐都是用於野戰的重兵器。那些造成了大量傷亡的“開花彈”就是由這類大口徑兵器發射的。戒嚴部隊士兵還廣泛配有全自動或半自動連發的衝鋒槍﹐這類武器是專門設計在極短時間裡大面積殺傷對方的。而在這些證詞和名單中﹐有十二位受難者身中多發子彈﹐就是被這類強殺傷自動火力所致。



第三﹐戒嚴部隊除了向示威人群亂槍掃射之外﹐同時向樓房等制高點開火﹐特別是在木樨地二十二號樓等處。目擊者指出在城市多處看見軍隊有秩序地排列向人群開槍﹐顯然是訓練有數﹐有計劃有紀律的殺戮行為。



第四﹐在記錄的大部份案例中﹐軍隊向人群開槍之前沒有警告。一般說來﹐即使政府面對嚴重的民眾衝擊﹐彈壓的起碼考慮也是將傷亡減低到最小限度。先不說一九八九年北京的示威情況根本沒有發展到需要動用武力彈壓的地步﹐即使政府不得不開槍﹐也應當給予民眾足夠的警告﹐以使多數人在開火前得到疏散﹐而且開槍也要限制為達到控制局勢而最小程度地造成傷亡為準。



第五﹐任何負責任的政府為了保障公眾安全﹐在明顯需要使用武力的緊急狀態下﹐應當事先通知醫院對可能發生的意外以及災難做好準備。但是當時北京的醫院顯然毫無準備﹐無法及時處理軍隊開槍後大量涌入的生命危在旦夕的傷員。其中許多人死於失血過多而醫院沒有足夠備用鮮血﹐或者沒有得到及時的護理。



還有必須指出的是﹐在一些證詞中指出了戒嚴部隊開槍制止民眾搶救傷員﹐一些受難者正是在企圖營救受傷者時被殺。即使根據在戰爭中有效的日內瓦公約﹐搶救傷者的醫療人員也是要受到保護的。但是當時戒嚴部隊就不准醫院的救護者在城中搶救傷員﹐絕大多數傷員是由民眾背著﹐或者用三輪車拉到醫院去的。





軍隊暴行



證詞記錄中還顯示出戒嚴部隊濫施武力的殘暴行為。首先是很多受害者被士兵從背後開槍擊中﹐顯然這些受害者當時是在逃命﹐不可能對開槍的士兵造成任何攻擊和威脅。如果戒嚴部隊的目的僅僅是去天安門對學生“清場”﹐那麼無論如何也沒有理由對沒有武器的民眾從背後開槍。在證詞中有數個證人提到﹐士兵追殺民眾一直到小衚衕內去開槍。



另外﹐名單和證詞中有八位受難者是被坦克和裝甲車碾壓過去的。其中一個案例是在六月四日清晨在六部口﹐至少四人被坦克壓死﹐還有一名北京體育學院的學生方政被壓斷雙腿。根據方政所述﹐坦克是從背後﹐向正在自行車和人行道上列隊撤離的學生隊伍沖去。坦克首先向人群發射了催淚瓦斯﹐這也說明駕駛員完全看得見前方有人﹐然後坦克高速碾過人群。而這種車輛是完全能夠急停的。



還有﹐一些受難者被戒嚴部隊軍人以極端殘忍的方式殺害。一名受害人身首分離。在吳國峰一例﹐他是被戒嚴部隊士兵用刺刀戳穿下腹﹐當時他試圖用手遮擋下腹﹐連雙手一併被刺刀穿透﹐然後還被在頭部和背部連射數槍致死。另一名死者段昌隆﹐是被戒嚴部隊軍人用手槍在近距離當胸射擊而致命。據目擊者描述﹐段昌隆當時是在試圖在市民和軍人之間調解。





讓罪犯得到審判



中國人權相信﹐無論是以"恢復秩序"為名下令開槍鎮壓的中共領導人﹐還是瘋狂殘殺手無寸鐵同胞的戒嚴軍人﹐都在中國法律以及國際人權、人道法下犯有無可恕免的罪行。即使是在國家緊急狀態或者戒嚴令下﹐也絕無允許如此不分青紅皂白對平民殘忍殺戮的行為。



中國人權相信﹐這些證詞記錄的殺戮行為以及模式﹐已經構成了一九八九年北京發生的六四屠殺是反人類罪的證據。中國人權為此和所有在這次屠殺事件的受害者們站在一起﹐要求依法追究負責下令瘋狂殺戮及具體執行的犯罪者們﹐他們要為他們所犯下的罪行受到應有的懲罰﹗



在過去整整十年中﹐六四受難者們已經一次又一次地向中國政府上書申訴﹐要求正義﹐但是至今沒有任何回音﹐反而受到重重迫害。現在傷殘者和難屬們進一步向最高人民檢察院提交了本書中發表的證詞和上訴書﹐要求當局徹查這些罪行﹐起訴那些下令屠殺以及實施暴行的罪犯﹐包括要求設立一個專門的六四審判委員會。中國人權將全力支持他們的這一要求。



這些家庭和個人為揭示六四屠殺真相而進行的艱苦努力﹐還不僅僅是為那些受難者們匡復正義﹐同時也是中國人民爭取自由、權利與尊嚴的鬥爭中極為重要的一環。本世紀的歷史一再告訴我們﹕所有那些政府對其人民犯下的重大罪行﹐最後都不可避免地真相大白於天下。罪行會得到法律的清算﹐中國人權相信六四的受難者們一定有得到公義的那一天。中國人權呼籲國際社會對他們給予支持幫助。畢竟﹐幫助他們今天的鬥爭﹐也是為了在新世紀裡﹐在我們整個世界上建立起正義與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