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安友（Andrew J. Nathan）：習是誰?

 
本文中引述的書籍和文章：

《習仲勳傳》
《習仲勳傳》編輯委員會著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上下卷，1283頁（2013）

Xi Jinping: Red China, the Next Generation （譯者註：暫無中文譯本，書名直譯為“習近平——紅色中國之下一代”。）
阿格尼絲·昂德萊西（Agnès Andrésy）著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出版, 157頁, $60.00

《走不通的“紅色帝國之路”》
李偉東文章
可參閱www.letscorp.net/archives/56290

China’s Future（譯者註：暫無中文譯本，書名直譯為“中國的未來”。）
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著
Polity出版，203頁，$59.95; $19.95(簡裝)

習近平作為中國國家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第一個五年任期已經過去了一大半——外界預計他至少會任滿兩屆。習近平日益擴大對民間社會的打壓、推行個人崇拜，令海內外眾多觀察家大失所望。他們原先認為習近平的家庭傳承和生活經歷注定他會是個自由派改革者。許多人曾想，習家在毛的統治下的種種經歷，應該早已使習近平意識到了共產黨專政的危險。他的父親習仲勳（1913-2002）在1935年共產黨黨內鬥爭中差點被處決，在1962年內鬥再起時遭到清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揪出”後慘遭迫害，在歷經1987年黨內新一輪對抗後淡出政治舞台、隨後退休。習近平的一個同父異母的姐姐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不堪折磨而自殺。習近平自己作為“走資派”的子女也被迫“上山下鄉”和農民一起勞作。

這也難怪習氏父子二人在各自的政治生涯中都顯現出對改革事業的投入。在鄧小平時期，老習是華南廣東省改革開放的先驅，對深圳經濟特區的建立發揮了重要作用。1987年，自由派領導人胡耀邦被逼宮，習仲勳是唯一一位提出反對的政治局委員。小習則是一位內斂、務實、鼓勵經濟增長的地方官，他先是在農業縣，後來在福建、浙江和上海這三個中國對外開放程度最高的省市擔任要職。習近平在攀登權力高峰的最後一階擊敗了對手薄熙來，後者在擔任大都市重慶的領導人時曾推行效仿文革的政策。

正是出於這些原因，外界廣泛推測習近平在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後，將會進行政治自由化和市場經濟改革。但與此相反，他再現了毛澤東統治時期最為危險的幾大特徵：個人獨斷專權、強制思想統一以及任意迫害。

這個悖論的關鍵在於習對毛似乎不合常理的崇拜之情。習對毛的看法可以從他父親的官方傳記裡看出端倪。該傳記由黨內學者編寫而成，上卷出版於習即將取得最高權力之時，下卷則是在習成為共產黨總書記和國家主席後出版。書中在描述他的父親習仲勳1935年險遭迫害致死一事時說，是毛救了他的性命。毛在下令釋放習時說道：人頭不是韭菜，韭菜割了，還能再長出來。人頭割錯了，就再也長不出來了。隨後習受毛的提拔，在陝甘寧邊區當主席，1949年建國後進京工作，並擔任要職。

傳記將習仲勳1962年遭清洗一事歸咎於毛的秘密警察頭子康生，而非毛本人；還聲稱毛將習下放到省上的一個工廠是為了保護他避免北京政治風暴的波及。數年後，文化大革命爆發，紅衛兵從這個工廠裡將習仲勳“揪出”並施以暴行、進行公開“批鬥”。傳記裡說，毛的副手周恩來總理為保護習仲勳，將他送到北京附近的一個軍營裡接受監護。這些故事無疑都經過了加工，目的是把毛的形像以習近平所希望的方式表現出來。但是這些故事確實基於某種歷史真實，有助於解釋習和毛的政治遺產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正如習近平在幾年後所說：“沒有毛主席，我父親早就被殺害了！哪裡會有今天的我！”

習崇毛絕非個人的偏好，許多中共貴族的世襲者都持有相同的態度。正如阿格尼絲·昂德萊西（Agnès Andrésy）在她以習近平為主題的專著中指出，當今中國絕大部分的政治領袖和多數商業精英都是世襲貴族出身。鄧小平在1981年提出，毛的功大於過，（按照中文裡一個老套的說法）是“七分功三分過”。但在實踐中，鄧基本上廢棄了毛所推行的一切。西方普遍認為鄧挽救了差點被毛毀掉的製度，而習和很多其他紅色貴族持相反意見，認為鄧幾乎毀了毛的遺產。

曾經當過紅衛兵和知青的紅二代們還依稀記得年輕氣盛時那股理想主義的​​勁兒，但他們對毛的崇敬之情不同於對過去的單純懷念。與之相反，正如自由派知識分子李偉東在其廣受熱議的網絡文章《走不通的“紅色帝國之路”》中寫道，開國元勳的後人們將自己視為“天下”，也就是其父輩跟隨毛打下紅色江山的繼承人。他們的父母從貧苦的農村走出來，一路扶搖直上，成為一個帝國的統治階級。紅二代生活在一個“站起來了”的、受世界尊敬和畏懼的國家裡。他們可不想成為“喪失帝國”的一代人。

正是這樣的邏輯，驅使劉源支持習近平復活毛澤東思想和政治象徵，而他的父親是被毛清算最後慘死的前國家主席劉少奇；至於其他被毛迫害的著名人士，他們的後代有很多也以同樣的邏輯組建了以紀念毛的遺產為宗旨的團體，如北京延安兒女聯誼會和北京開國元勳文化促進會[1]。

太子黨成員們似乎是從字面上和生物學的角度詮釋了政治純潔性的“血統論”。文革期間，這個理論在高乾子弟紅衛兵之間流傳甚廣，口號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他們的父親當年被毛澤東定性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被打倒，自己卻為習近平打擊腐敗官員連連叫好，絲毫不覺得諷刺。他們把毛澤東清洗異己視為“失誤”。如今成批的官員們蜂擁而至想為中共效力，在太子黨看來，這是因為中共當權，並非因為這些人繼承了先烈為革命犧牲的精神。這些機會主義分子是侵蝕革命遺產的蛀蟲。

威脅革命傳統的還有其它幾股勢力。習近平走馬上任之時，恰逢中共政權面臨一系列嚴峻挑戰同時發生的緊要時刻。執政者需要處理經濟增長的放緩、安撫數百萬下崗工人、將需求從出口市場轉向國內消費、整改表現不佳的大型國有企業、清理數目龐大的貸款壞賬和不良投資、緩解令新中產階級不滿的氣候變化和環境惡化問題以及精簡軍隊和提升軍力。國際方面，中國的政策制定者認為，美國、日本和東南亞多國不斷向中方施加壓力，試圖阻撓其對台灣、尖閣諸島和南海等利益的合法維護，故而被迫作出強硬回應。

面對如此多重大問題，任何一個領導都需要大權在握，而毛為如何掌握大權提供了樣板。習近平作為黨、政、軍一把手，掌控了三大權力體系。但是在他之前的兩屆領導人江澤民和胡錦濤是在集體領導機制下行使這些權力的。在這樣的機制下，每一位政治局常委分管某項具體政策或機構，做決策時並不受其他高層官員過多干涉。

在這種模式下，領導班子的決策權力有限，不足以滿足習和他的支持者的胃口。於是，習除了重用主管宣傳的劉云山和主管反腐的王岐山外，把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其他委員晾在一邊。在22個分管具體政策領域的“領導小組”中，他擔任7個最重要的小組組長。其中一個是新設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這使得總理李克強經濟管理大權旁落。習還創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以協調國家安全事務。

習效仿毛的做法，重用幾個信得過的副手，通過這個緊密的小圈子使用權力。這些人因為在習政治生涯的過去幾個階段表現出耿耿忠心而贏得了他的信任。在權力極大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擔任書記的栗戰書就是一個例子。正如學者李成在《中國領導觀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上撰文說，栗戰書在2014年9月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政策制定的輔佐工作要做到“絕對忠誠”，中辦的黨員幹部應該在“在思想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2]。習的心腹在負責安全、官員職務行為監督和宣傳工作的官僚機構內都佔據要職。與前幾屆政府裡的高官不同的是，習的副手們避免與外國人士接觸，就算是同僚，如果他們不屬於習的小圈子也照樣敬而遠之。

習在維護統治、防範政變方面也仿效毛的模式。他的反腐行動使他四處樹敵，坊間有他多次遭暗殺未遂的謠傳。但是，正如毛文傑（James Mulvenon）和李成分別指出的那樣，習憑藉著所謂“（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負責制”收緊了他對軍隊的直接控制。他還通過他多年的貼身侍衛王少軍掌握了負責保護所有領導人安全的中央警衛團[3]。這樣一來，習對其他領導人的動向瞭如指掌，這與毛通過他的忠誠追隨者汪東興的做法如出一轍。

習表現出一種拿破崙似的自信，認為自己肩負重要的使命而且必定會成功。有人形容他私底下和藹親切、神色輕鬆，但他精心雕琢的公共形象卻像毛一樣面無表情、不露聲色。至於他到底是想要顯示出一種克制隱忍，還是勢不可擋的氣魄，那就要看他是身處一場乏味講話的聽眾席還是演講台了。各宣傳部門費力為他打造出一個可親可敬的“習大大”形象，習好像也確實頗受人民歡迎，不過這一點正隨著經濟放緩而改變。但是他推行波及多人的反腐行動仍在繼續，他的神情令知識分子和黨內精英們讀不懂、猜不透，難免心生恐懼。

最重要的是，習對思想統一的要求也是從毛澤東那學來的。在解釋為什麼文化和媒體工作者必須“姓黨”、做好黨的“喉舌”時，他引用了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強調黨控制軍隊的重要性時，他沿用了毛澤東為1929年古田會議寫的決議。他還警告黨員切勿“妄議”中央，並嚴禁學者談論“普世價值”。正如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在他的新書China’s Future（譯者註：暫無中文譯本，標題可直譯為“中國的未來”）中寫道的：

對任何形式的異見和社會活躍人士嚴厲打壓，毫不手軟；對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管控日漸嚴格；基督教十字架和教堂不斷被拆除；對維吾爾人和藏人的迫害越來越嚴重；數百位人權律師被關押受審；公共集會被限制；大範圍的書籍報刊被審查；大學課堂已被正式禁止使用外國教材；知識分子受到嚴厲審查；政府加大對境內外非政府組織的監管力度、程度空前，很多非政府組織已經被迫撤出中國；對“境外敵對勢力”發動頻繁的抨擊；負責“維穩”的安全人員覆蓋全國……從1989至1992年“後天安門事件”時期算起，中國政府對人民的壓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嚴重。

但是，習和毛在許多重要方面還是有區別的。習掌握的消息比毛更精確，這得益於龐大的組織化、專業化高的情報分析系統，以及習在國內和世界各地的走訪視察。他利用黨的中紀委任意審查官員，以腐敗罪的名義排除異己，而不是派出大吵大鬧的紅衛兵、給政敵扣上“修正主義”的帽子；打壓異見人士時，他使用的是政治警察，而非群眾運動。毛是一個有文學氣質的思想家，習雖然思想平平，但在決策上更深思熟慮、連貫一致。和毛天馬行空的行事風格相比，習的生活作風看起來規矩得多。經歷了一次短暫的失敗婚姻後，他和著名的軍旅歌手彭麗媛的婚姻穩定下來。他們的關係看起來十分傳統，甚至有些平淡，就是在謠言滿天飛的北京城也沒有醜聞，指稱他是毛那樣的貪婬好色之徒。（坊間也沒有傳言說習本身腐敗，但是彭博社有過關於他的姐姐和姐夫聚斂財富的報導。[4]）

而且習絕不是什麼革命家。他既不想把中國弄個天翻地覆，也不想把時鐘倒回到農村公社和計劃經濟時代。他提出“兩個三十年”——即毛時代和毛之後的改革時期——不能相互否定。中國必須將毛澤東主義的強硬與現代改革結合起來。

可是，習心目中的改革可不是海內外許多觀察家所樂見的。他上台之後，政府發布的第一部政策宣言提到“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但是現在不難看出，動用市場力量的意圖是將其作為提振“共和國長子”國有企業和國家金融機構的工具，而非削弱它們的勢力。這些企業和機構持續享受國家扶持，構成經濟的大部分。習將它們視為政權的支柱，絕不會把經濟控制權交給中共不能掌控的私營企業。

習想要的“依法治國”實際上意味著加大力度用法律手段進行政治壓制和改變官僚主義的工作作風。他想改革大專院校，為的不是培養西式的學術自由風氣，而是要讓學者和學生（包括留學生）就範。他對軍隊的徹底重整有一部分意圖是讓軍隊作戰能力更強，但​​另一個目的是讓軍隊再次向黨和他本人表示忠心。一切改革的總體目標是讓中共共產黨繼續執政。

習的治國目標是在20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20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這些目標聽上去不算宏偉，但實際上十分大膽。2049年的目標意味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要達到三萬美元。據中國政策制定專家預計，如果此目標達成，中國2049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將佔世界各國國內生產總值總量的百分之三十，比美國現在的佔比多出大概1.5倍。如果成真，中國的世界影響力會相當巨大。但是，離2049年還有很長一段時間。目前來說，習如果認為中國勢力範圍內的“核心利益”受到威脅，他會毫不猶豫地發起反擊。但是從根本上說，國內問題是他的首要任務。

在某些方面，習為自己攬下了比鄧、甚至是比毛更大的權力。雖然在困難的政策議題上是鄧最後說了算，但是他竭力避免參與日常政策制定；就算被迫為重大決策拍板，鄧也會先和一些高層領導人商議、尋求共識。毛在決策時倒是為所欲為，不管他的高層同僚有何想法，不過他一次只著眼於幾個問題。習似乎每天都親自過問不同領域的重要政策，無需同其他高層同僚或退休元老諮商。

習可能會走得更遠。他幾次暗示會想辦法打破剛建立不久的兩屆五年任期的規矩，多任一屆、甚至數屆。他將自己封為領導“核心”，而他的前任胡錦濤沒有謀求這一地位。每當中國領導人的第一個任期進入現在這個時間點，我們一般可以看到一兩個年紀稍輕的政治人物以接班人候選人的姿態浮出檯面，然後在明年召開的中共十九大上被進一步確認，可是目前沒有這種跡象。北京流傳的一個流言是一個編輯組正在編寫一本講述習的“思想”的書。這本書如果面世，習將會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的另一位貢獻者而與毛平起平坐，這個地位是毛之後的所有領導人中至今無人企及的。

習對權力的集中對中國構成重大危險。鄧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發表的《關於黨和國家製度的改革》講話對這個問題闡述得很清楚：

“權力過分集中……容易造成個人專斷，破壞集體領導，也是在新的條件下產生官僚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一個人的知識、經驗、精力有限，左右上下兼職過多，工作難以深入，特別是妨礙選拔更多更適當的同志來擔任領導工作”。

正是為了避免這些問題，鄧所建立的製度有幾條不成文的規定：高層領導幹部最多任職兩屆，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分攤領導職能，高層領導幹部做決策時要徵求其他領導和退休元老的意見。

習對鄧的製度的顛覆使得共產黨政權命懸一線，其生存完全取決於習能否勝任龐大的工作量並不犯重大錯誤。大眾傳媒和他小圈子之外的官員似乎被習的威嚴震懾，不敢對他說真話。他試圖抑制日益多元化的社會和思想力量的發展，但這些力量必然會愈發壯大。習可能打破經濟界、思想界精英以及黨內領導班子對中國發展道路達成的共識，而不是發揚光大。他將懲治腐敗的矛頭指向了已退休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和其他退休高官的殘餘勢力，打破了退休領導人​​一旦卸任就能全身而退的規矩，這也為習卸任後能否安然無事打上了一個大大的問號。鄧煞費苦心地通過改革，為繼毛之後的政權打磨出來的適應能力和應變能力，但隨著習不斷偏離鄧的軌道，這些能力有被削弱的危險。

當習身邊的紅色貴族在同一輛戰車上試圖維護政權的時候，其他人卻用宗教信仰或個人消費逃避現實，還有的把錢和孩子送到國外，整個社會瀰漫著一種危機就要到來的緊迫感。難怪習政府的所作所為都像是在應對一場攸關生死的威脅​​。鑑於習掌握的權力和資源，若要說他為鞏固專制統治採取的行動將以失敗告終可能有點冒失。但是，這些行動的風險在於，它們會催生出當局恰恰想要防範的政治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