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直到今天，不但未看到民主憲政的一絲曙光，而文革的霧霾不時又對人們露出了鬼臉。這是我在文革爆發五十週年之際，最感到痛心的一點！

中華民族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連鄧小平都稱之為浩劫的“文革”年代，彈指間已過去五十年了。共產極權專制國家，從本質上講，就是一座大監獄。在這座“大監獄”中又星羅棋佈著不計其數的用高牆電網圍成的小監獄。文革到來時我和許多“右派”、“反革命”正好被囚於四川省的一所監獄裡，從而逃過了被紅衛兵批鬥、遊街、活活打死的命運。多少年後，舊友半開玩笑地對我說：“你要好好感謝黨打你成右派，又保送你進勞改隊，確實救了你，否則紅衛兵不整死你才怪，算你運氣好。 ”這種“中國特色”的“好運”真堪稱黑色幽默！

當然文革中的監獄也不是“世外桃源”，那裡的階級鬥爭仍是天天講，鬥爭會也每晚必開——白天要服苦役勞動，只是沒有像北京紅衛兵可以隨意將人打死。那時監獄里基本上還是“文鬥”，站在那裡，低頭、彎腰，任由犯人“積極分子”羞辱謾罵，高潮時“君子動口也動手”，但一般只是拳腳耳光，最嚴重的也就是用繩子捆起來，不會弄到傷殘。因為，一來雙方都是囚犯，不敢下手太重；二來，監獄當局也不准過分毆打，那倒不是仁慈，而是勞改隊每接收－個囚徒，就要向勞改局交一份&ldquo ;利潤”，如果打傷殘了，誰創造財富？勞改隊還能白養你呀？看來，我們確實比社會上的“黑五類”分子要“幸運”一些。

1967年的一天晚上，“幸運”終於臨到我頭上了。那時人人都必須檢査“犯罪”根源。人家說我在檢查中不但不好好認罪，還為流沙河的反動詩《草木篇》辯護。更糟糕的是那晚作記錄的獄中難友黃澤榮（《往事微痕》主編鐵流、另一筆名曉楓），大概出於同情，把我許多“不認罪”的話都未作記錄。因此，一個叫黃云成的獄吏便認定我們是“反改造團伙”，揪出來批鬥。黃澤榮接受批判時態度“不端正”，幾個“積極分子”便對他動起了拳頭，黃云成更要把我們捆起來。此時黃澤榮急中生智高叫“毛主席萬歲！ ”湊巧監獄軍管會姓朱的軍代表從現場經過，聞聲前來詢問，黃澤榮便搶先回答：“報告軍代表：我呼毛主席萬歲口號，他們要捆我。 ”那個軍代表完全－副參軍不久的農民樣兒，也不懂監獄裡的這一套，便說：“呼毛主席萬歲沒錯，犯人也可無限崇敬偉大領袖嘛。算了，不要捆。 ”當時全國實行軍管，軍代表一言九鼎，那個獄吏聽了也不敢多說，鬥爭會便草草收場。

其實當時我們這些“右派”、“反革命”確實是挺“反動”，我們根本不信他們那些洗腦的鬼話。什麼“形勢－派大好”，明明是一團糟。我們幾個知心的難友之間，經常傳遞小紙條，用隱晦辭語或小詩短詞互相提醒、鼓勵，講些由衷之言。當時，這是百分之百的“反革命活動”，可招殺身之禍。大家都明白現實的殘酷，但也從不放棄對未來的憧憬，如曉楓留給我的詩句便有“隔牆欲問榮枯事，笑指樓台夜半鐘”，我則回以&ldquo ;黑夜漫長亦有邊，春風不日到江南，冰山頹作千重浪，江海翻波談笑間”等。

又如另一位難友，四川瀘州的教師李仲言先生。當“文革”勢頭正猛，紅海翻騰，滿街打砸搶燒，“武鬥”之火勢若燎原之時，李仲言以一腔怒滅寫成一首《滿江紅》，開頭是：&ldquo ;獨倚危欄，風吹雨，心潮若決，凝目處，愁雲萬里，烽煙遼闊”。那日我正入神讀到“遍地腥雲飛血雨，一街狼犬誦馬列”時，竟沒注意到一個勞改幹部走到我面前：“嚴家偉你看啥？ ”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就憑這首詞我和李仲言都絕對夠格送上“絞架”。好在這位張乾部是個“大老粗”，我也不知從哪兒來的這麼大的勇氣，乾脆把紙送到他面前說“我正在學毛主席偉大的詩詞滿江紅”，並特別把“滿江紅”三個字指給他看。這三個字他大約也認得，於是便說“好嘛！好好學習主席的偉大教導改造你們的反動立場”。說罷揚長而去。我怕他再回來，連忙將紙丟入口中吞下了肚。若干年後，我與仲言君劫後重逢，卻怎麼也回憶不起這首詞的全文了，也不願去編幾句來“湊”。就像維納斯的斷臂也是一種美一樣，我們就留下這帶著遺憾的殘缺之美吧！而仲言君則已於九年前辭世，令人淒然。

但並不是所有的時候，都會這麼僥倖，特別是在那大力提倡告密、檢舉、出賣人已變成“美德”的氛圍裡，許多犯人在這個“大氣候&rdquo ;裡學會了“靠近政府”，以求立功減刑。 1969年，我和陳友泉、俞正清三人一起在煤井巷道裡推車，下一輪煤車未到，我們就在巷道邊坐下等。日復一日，免不了閒談幾句。那天也許是合該出事，陳友泉是個農村善良的青年學生，因家庭是地主，又有些不滿言論，便成了“反革命”犯。俞正清原是部隊退伍，回鄉作社隊幹部，胡作非為，強姦婦女被判刑。那天大家講到自己過去的事。俞正清便大肆吹他在農村搞了好多個女人，還有十幾歲的處女，說他“判刑都值了”。陳友泉這時突然冒出一句“我才不值，爺爺、父親是地主，槍斃了，我又是反革命，真是三代血淚仇了”。我一聽，知道要出事，又不敢制止，便說“我去解個小便”。煤井巷道裡是可以隨便找個地方小便的，等我“小便”回來，煤車就來了，這事我以為就敷衍過去了。

誰知十多天后，中隊辦公室叫我去，一進屋只見“周中隊”、“王指導”還有前面提到的“張乾事”，分別坐在三把椅子上。看見這“三堂會審”的架勢，我知道出事了。他們先是和顏悅色地說“我們認為你近來還是有進步，學習主席詩詞，這好嘛！你還年輕，要好好靠近政府，將來才有光明前途……”我知道這些都是鬼話，一邊唯唯諾諾，一邊打主意如何對付他們。後來終於“言歸正傳”，問我“你近來聽見什麼反動言論沒有？ ”我知道是那回事了，卻故作苦苦思索，“哎呀，都是些說勞動太累，伙食不好……”不等我說完，“大老粗”老張就吼道：“哪個問你這些球不能疼（四川方言粗話，即雞毛蒜皮之意）的事？我提醒你，你們三個人在井下推煤車歇氣時說些啥？ ”真是“圖窮匕見”。我也明白了，這肯定是俞正清告的密。滿腔怒火，卻不敢發作，於是便想來個“圍魏救趙”。我說“張乾事提醒我，我想起來了，俞正清近來極不認罪，經常吹噓他的犯罪行為”，於是便說他如何吹噓玩弄了好多個女人，還有處女等等。我想讓他們知道：俞正清就是這麼個壞蛋，他的話能信嗎？

可人家才不這樣認為。老奸巨滑的王指導，冷笑著對我說：“你檢舉的這個問題，我們要追究，這也是你靠近政府的表現嘛！但我要告訴你，還有人說極端反動、反動透頂的話，你是聽見了的，這就看你靠不靠近政府了。 ”我說我沒聽見，我解小便去了。就這樣在逼供和抵賴中僵持了兩個多小時，這時，那位“大老粗”張某發怒了，連罵帶吼地說：“你這個傢伙不老實，你當真沒聽見？你賭個死人咒給我聽。 ”我抓住他這個低級失誤說：“我不但敢拿我自己賭死人咒，還敢拿全家人來賭咒，不過共產黨好像是不信賭咒的吧。 ”弄得他滿臉通紅。當時，“我”就是“全家”，全家就剩我一個人了。家中其他親人都在“三年自然災害”時，“非正常死亡了”，我還怕賭什麼“咒”啊！就這樣“拉鋸式”地搞了將近半個下午，最後“周中隊”想了個“收場”的辦法，他說“你沒聽見他二人在說什麼，至少看見他們二人在一起說話”，於是叫我寫個所謂“旁證材料”，寫明時間、地點，看見他二人在一起說過話，至於內容，我推說解小便去了，沒聽清楚。

沒隔多久，陳友泉便被送入單人牢房單獨囚禁，一年多以後，陳友泉​​竟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其中一條“主罪”便是“在改造期中公然叫囂要報‘我家三代血淚仇’，實屬不堪改造的反革命分子”。俞正清因此記一大功，我則記一大過。

陳友泉被殺之前，我被調到監獄醫院“勞動”。死囚的遺物一般交醫院洗後封存，如有家屬來領就給他。陳友泉的幾件衣服和一條被單交給我清洗的，我彷佛還能觸摸得到難友的體溫，依稀看得見上面的血痕。一條鮮活的生命，就因為那麼一句話便消失了！我悲憤，更有幾分自慚、自責，甚至在心裡罵自己不該去寫那個什麼“旁證材料”：你雖寫的是沒聽清楚談些什麼，但至少證明陳、俞二人談過話，加強了俞正清“孤證”的力量，陳友泉的死，自己也有幫兇的責任。尤其使我欽佩的是，我和陳友泉平日私下二人間，還說過不少在當時也是不得了的“反動話”，他至死不吐一字，真是個堅貞不屈的人啊！

時間又來到1971年9月底的某天，當時我和曉楓又在一起從事監獄醫院犯人“護士”的“勞動”，成天圍著病人轉，打針、換藥、餵飯、洗衣……忙得暈頭轉向。那天晚上我與他同值夜班，當我們把“晚間護理”那一套忙完以後回到護辦室，我拿起病曆本，畫病人的“體溫坐標”時，曉楓則拿起一張《人民日報》看得十分專注。我二人當時是無話不說的難友，我便對他說：“快來幫我畫體溫坐標，報上那些鬼話有個啥看頭？還不是天天形勢大好。 ”曉楓卻對我神秘一笑說：“今天說的不是形勢大好，而是要形勢大變。 ”我莫名其妙，便說：“別在那胡說八道。 ”這時曉楓把那張《人民日報》遞到我面前，指著一篇文章對我說：“你看，你看……”邊說邊用指甲在那篇文章的一句話下面劃出一道指甲痕。我一看那句話是：“我們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我登時猛醒：我們的“副統帥”上哪去了？當然，後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林死了，毛的政治信譽也徹底破產，再隨著毛的死亡，中國確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但直到今天，不但未看到民主憲政的一絲曙光，而文革的霧霾不時又對人們露出了鬼臉。這是我在文革爆發五十週年之際，最感到痛心的一點！

2016年4月26日完稿

（《中國人權雙周刊》第182期  2016年4月29日—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