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於《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宣言》的说明
中国人权发表两份国内人权文件：《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宣言》。这是中国的人权、民主运动进入世纪之交的重要文件，此刻的发表更有其特殊意义。与以往发表的很多人权呼吁信件有明显不同，这次是直接呼吁全体公民共同努力，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而非主要诉诸国家机构和国际舆论；虽然在这两份文件上签名的只有五位知识分子，但是内容并非抽象的观念，而是广大民众现实具体的要求和愿望，在中国一般人中都会引起强烈共鸣。从民主墙开始，公开的有宗旨有组织的争取人权民主，中国已经走过了 20 年。这期间经历了许多起伏，尤其是鲜血淋漓的“六四”，现在又走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中国社会和运动本身都期盼并需要有形式到内容的突破。这两份文件，就是在过去争取人权民主的积累上，倡导社会广泛诉求的公民运动。中国诸多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已成积重难返的社会顽症，不能得到有效的促使和平理性改变的机缘，则潜伏着巨大的社会灾难的可能。由於中共当局对政治改革讳疾忌医，而国内尚没有强大的政治或社会力量，可以促使、迫使这种局面改变，实际上中国社会陷入了难以推展的胶着状态，而各种危机正在加速降临，更使中国的未来充斥悲凉的意味。这两份文件的出现，及其酝酿和相应的社会探索过程，为包容广泛的民众参与和改变这种状态，提供了思维方式和探索实践的希望。
这两份文件的起草人是蒋培坤，人民大学的美学教授；负责对此发言和解释的是江棋生，原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共同签署发表的有丁子霖，人民大学副教授；林牧，退休前为西北大学党委书记；魏晓涛，高级工程师。这两份文件，酝酿於去年冬天，今年夏天起草并六易其稿。它是经过广泛徵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后形成的，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人文学等各方面的人士，尤其是听取了工人、农民等社会一般大众的意见。所以，这两份文件集中了中国公民的普遍诉求。
实际上，中国的公民运动早已悄然兴起，即使在“六四”后的政治高压下也已存在。94 年初，许良英、王来棣、丁子霖、蒋培坤、刘辽、邵燕祥和张抗抗，这7 位有影响的自然科学、人文学知识分子和诗人、作家，因魏京生等一批异议人士被拘捕发表“人权呼吁书”，呼吁政府当局结束以言治罪的历史。紧接着在 95 年，即联合国国际宽容年，又有 45 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名人士签署了“宽容呼吁书”，发起和参加者中有许良英、林牧、丁子霖、蒋培坤、王丹、刘念春、江棋生等人。这类包括“为贫苦的百姓说几句话”的公民诉求，近年来持续发展。仅在今年，在全国 20 多省市中，就有多次大规模的公民行为，如 8 月 7 日抗议印尼虐华，中国 20 多省市 229 位各界有相当影响的人士签名；又如 8 月 27 日对於长江水灾声明性表态，中国 19 省市 309 位各界关心人士联名共署。这场运动的宗旨，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诉求，同时也重视生存环境的权利和条件，包括了一般中国民众的各方面的期望和需要。
前捷克斯洛伐克，曾经由一批杰出的、坚定的知识分子，发表《七七宪章》重要文件。这一文件是捷克斯洛伐克过去经验的突破和发展，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未来有重大影响，就是对整个世界也有其特殊的意义和贡献。在充满危机感、倾覆感及对未来的迷惘和恐惧的今天中国，在必须并且尽快找到隧道出口的今天中国，一场有广泛民众参与的公民运动，期望也可以突破目前的困境，化解可能的巨大危机和灾难。中国将在 10 月初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将会适逢其时的有助於这场公民运动。这两份文件究竟对中国将产生怎样作用，关键要看能否也象《七七宪章》一样，形成持续有效的发挥社会影响和作用的模式。
《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
《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