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学者研讨会上 多名学者提及“六四”

2008年10月17日至19日，21世纪基金会、中华学人联谊会和美国西东大学联合举办学术讨论会，纪念大饥荒50周年和反思改革开放30周年。与会发言者都是全球华人知识分子或者社会活动家中的佼佼者。研讨会上，多位学者讨论了“六四”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在题为“屠杀与奇迹”中认为，“六四”屠杀解除了中共最后的意识形态和形象顾虑，放手采取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疯狂劫掠广大民众，这样有了经济增长，但也造成了人民的痛苦。胡平特别强调，“六四”后的改革使得中共成为人类政治史上最无耻的党；别的党只能进行一次革命，即以人民的名义把私产变为共产，中共却先以人民的名义把私产变为共产，再在“六四”以后以改革名义把公产揣进自己的腰包。

中华学人联谊会会长、哈佛大学东亚史博士王丹认为，“六四”后的改革不是真正完整的改革，而是片面的改革；不是进步的改革，而是局部倒退的改革。不过，他也认为，“六四”后中国民间社会的发育，为最后的全面改革提供了社会基础和政治动力。

大陆旅美宪政专家、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王天成质疑“六四”后弥漫大陆知识界的渐进民主的迷思。他通过对英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更完整和全面的介绍指出，英国的宪政之路其实并不是简单的“渐进改良”，而是“革命、改革、再革命、再改革，直至革命不需要了，深化改革”。他认为对中国民主转型更有意义的参照系不是英国道路，而是发生在70年代至9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国家，这些国家的转型其实正是国内许多学者反对的所谓“激进改革”。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在发言中，同意王天成的分析。他进一步指出，“六四”以来的政治保守心态使得中国精英有某种改良的浪漫心态，以为政治改革可以通过奏折加感化高层，就可以和平实现；然而，在人类政治史上，从来就没有没有政治风潮的政治改革；那些宏观因素（经济、文化和社会阶层）决定论貌似科学，其实是没有对转型做过研究的误解。